2019 年最夯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堪稱台灣電視劇中的經典，經典的劇就是不管時間多久，其內容都值得一再思索。康寧1曾對此劇寫了一篇有意思的劇評《殺人犯與聖人只有一線之隔？《我們與惡的距離》所引發的哲學與心理學之思考 》，文中以天臺宗的「修惡」思想為主軸，強調天臺宗企圖打破人對善惡截然二分、「推崇善、排斥惡」的偏執。因此天臺宗強調，在修行實踐上，人應該不刻意追求無惡之善，而是正視人性中具有的惡，不以壓抑、排斥的方式去克服所謂的「惡」，透過「修惡」凝視黑暗、正視內心的怪物，如此我們才能平和的看待人所表現的各種狀態。康寧此篇分析著重於那些極度「推崇善、排斥惡」所產生出來的扭曲人性，反而是另一種惡的彰顯，故以此文提出省思。
「推崇善、排斥惡」的曲解觀點類似宋明理學心性論中被誤解的「存天理、去人欲」，故我這篇同樣針對《我們與惡的距離》，卻將重點放在宋明理學與儒家觀念，來說明為何有惡，而我們又應如何能讓自己遠離惡。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惡到底是指「人性」？還是「人心」？
人性善惡，是中國哲學最常處理的問題。而人心的注意，卻直到宋明理學家張載的「心統性情」說才被儒家學者具體討論。張載說：「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2意思是說，心生出本具的性，與外顯為用的情。而這概念被朱熹於《中庸》扣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並深化討論「已發」、「未發」的觀點。他認為：「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3換句話說，心在朱熹的觀點中有「已發的情」，與「未發的道性」兩個層次。
但陳來提醒：
心的未發已發是區別心理活動及其狀態的兩個階段，這裡的已發未發是同一層次的概念。而性情未發已發則是與體用相同的概念，兩個不但在實際上有過程的區別，層次也不相同。4
換句話說，「已發」、「未發」的討論應先釐清是放在「狀態」上做討論，還是「體用」上做討論。若是由「狀態」來看，皆為一心狀態的呈現，是同一層次；若是「體用」5來看，則「性即天理」，「情為發用」。而面對這發動之情，朱熹認為應涵養情的發動於還沒發動前，以「存養」為變化氣質的重要工夫；《朱熹語類 中庸一》言「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6但此解說所延伸出去的是後世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誤解說法。在此，朱熹所說的「欲」為耳目口舌，外在物質的「私慾」；若是合於「天理」的「欲」則不須斷戒。
陸九淵與王陽明所認同的是「心即是理」；心動，性自然顯現，所表現的皆為天理。無朱熹所謂心性分疏的狀況，故王陽明言：
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囗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7
換句話說，王陽明所指的「心」並非具體心臟的意思，而是那驅動人的最初始之精神，而這精神同時也是「性」與「天理」。因此，由體用來看，「喜怒哀樂」對朱熹來是屬於「用」，須透過「存養」來涵養把持其適切；對王陽明來說「喜怒哀樂」並沒有所謂的體用二分，只是心之暫蔽，暫蔽之去除時此情與性跟天理是相同的。
回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劇，這邊的惡到底是指「人性惡」？還是「人心惡」？在朱熹看來此「惡」是放在「體用」的不適切所產生出來的狀態，人心、人性不會惡，會表現惡的只是「情」。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惡，落在朱熹的脈絡下則是指感性的情，是人心中發動後無法適切合宜表達所產生出來的一種用。而王陽明則是認為「人性」的討論與「人心」相同，七情六欲的表現都只是良知暫時的遮蔽，就像烏雲暫時遮蔽陽光一樣，但這暫時的烏雲並不能完全遮去陽光，只要良知自覺體現本然的存在，即使有烏雲，良知還是能顯現：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目，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8
但若是拋卻良知，恣意妄為的情感，非人所應有的表現。換句話說，朱熹與王陽明都承認有「情」的存在，只是在面對「情」的處理工夫不同而已；朱熹要求未發（還沒外顯，未指向明確事物）時的「存養」，已發（已經外顯，有指向明確事物）後「格物致知」的兩層工夫，王陽明則沒有分已發未發，皆以「良知自覺」為工夫。9
所以人心（性）到底是善？還是惡？這真是一個中國哲學千古爭論的議題，架空的下定論並沒有意義，或許我們能透過《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所展現出人心（性）不同層次的方式，協助我們開展對於人心（性）狀態不同層次的理解。透過戲劇中人物的幻化，讓「人性」、「人心」得以具體有層次地展現在大眾面前，使得人性中顯微的情感更容易讓人理解，進而反思現實之中，我們是否能如《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角色般展現良知漸現的善性？
為何我覺得良知是「漸現」，而非「頓現」？那是因為我不否定「情」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我肯定人心會軟弱。而良知「漸現」是依靠著無數次面對選擇時，願意向道德靠攏的累積，才有可能有「頓現」的靈明；換句話說，這樣的「漸現」其實每一次都是微小「頓現」的軌跡。
依照王陽明的說法，人心軟弱乃是良心被那一點烏雲暫時遮蔽。對王陽明來說，抑或多數的儒學研究者來說會相信人心（性）（良知）是好的，但因為一些外在條件，而有惡的產生。是什麼條件會讓心（性）有惡的產生？讓每個人都變成「丁美媚」呢？
在劇中作為死刑犯辯護律師王赦的太太丁美媚，對於王赦的工作一直有所意見，她無法真正理解王赦在面對這些殺人犯時，還願意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的心情，這樣不認同的態度最終導致了她因為恐懼被歧視、恐嚇而搬回娘家。搬回娘家是一種對王赦工作的抗議，但更多的是表現在她生活中對於周邊陌生人的懷疑，而這樣的懷疑讓她陷入極度不安的生活情緒中。而丁美媚這些不安與懷疑我認為就是「無知」與「心靈軟弱」。
多數的恐懼來自於「無知」，換句話說，就是在知識缺乏的情況下依照片段，掌握部分資訊，並且不斷強化確認偏誤所導致的恐懼。以這次武漢肺炎的事件來看，剛開始由武漢地區所爆發出去的新型冠狀病毒，就因外界對於其感染源無法掌握（知識缺乏），以至於在鎖定解決與隔離的處理方式上使得人心惶惶。而台灣在 2020 年 1 月 21 日通報一例確診後，爆發了口罩搶購潮。搶購的原因不外乎「無知的恐懼」；因為我們在不清楚感染源、推測可能人傳人的各種雜訊下，只能先透過自己能掌握的保護方式（部分知識推測），來降低無知所帶來的不安感。但真正降低恐懼的方式應該是要對某件事物有相對程度的理解，並且試圖不讓自己落入確認偏誤的錯誤，懂得由多方管道取得具有公信力的專業知識，內心的不安感才會在某種程度上獲得相對的排解。
人心為何會軟弱？我認為除了「無知」，再來就是「心靈軟弱」；「心靈軟弱」是對自我狀態理解的差距，進而產生出的不安感。換句話說，你越是知道自己的能耐、原則、人性樣態，越能在面對為難時站出有力量的態度；而這都源自於你對你自己的認知，與你對自己的心能承擔起多少失誤的認知。譬如：不管是強調必須戴口罩的台北市長柯文哲10，抑或疾管署呼籲的健康民眾不用時時戴口罩，只有出現呼吸道症狀的才需戴口罩11，這兩個論點不管你相信或支持哪一個，最少我們在這對立觀點的兩方，都看到他們對於自我理解的「自信心」，這樣的「明確態度」顯示出來的是他們承擔得起他們的認知。
心會軟弱並不可恥，重點是我們願意對這可能會軟弱的心進行鍛鍊，而這才是儒家所在意的；故有孟子的「求放心」，王陽明的「至良知」。那我們應當如何鍛鍊我們的心，就先從「心能夠承擔多少」來評估。
心能夠承擔多少，要如何評估？我認為唯有透過具體事件，認真思索自己所能交出的「相信」有多少，來反過來檢視自己「心」的承受能耐。換句話說，所謂的「相信」其實就是對「自己所相信的某東西」評估「破滅後」，其心理狀態的承擔評估；承擔得起，願意交出去的「相信」，才是真的「相信」；也是具有力量的關係給予。而在劇中：
宋喬安「承擔不起」沒有兒子的生活
劉朝國「承擔不起」太太封閉的情緒
李大芝「承擔不起」我是殺人犯妹妹的標籤
應思聰「承擔不起」自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丁美媚「承擔不起」犯人只是罪人
劉天晴「承擔不起」沒有哥哥的生活12
這些所有的「承擔不起」都來自於在生活中從來沒有對這件事情有過預想。這些突發事件幾乎是他們不曾想像的「歧出人生」，幾乎很自然的，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就作出承擔得起的反應。承擔不起所顯現出來的直接情緒是「恐懼」、「逃避」或是「痲痹」。在第一時間連直視傷口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麼承擔得起的自我信任呢？
在劇中宋喬安「承擔不起」沒有兒子的生活，自己在心中無法面對應該在現場卻不在現場的愧疚；不要說相信的層次，她甚至連自己都拒絕了自己。所以她透過酗酒、狂工作來「逃避」、「痲痹」自己，同理心消失，對家人也好，對同事也好，每天像刺蝟一樣，她的惡是一種同理心消失的惡，同理心是一種認知的關閉，切斷你與外物的連結，就如同王陽明認為良知那「一點靈明」的斷裂。王陽明曾於《大學問》提到：
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13
同理心是你在意除了你之外的他物，而這就是儒家所說的「仁」，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同理心的消失，其實就代表你放棄了「仁」的彰顯，你可以說他是一種人性的「匱乏」，是一種「惡」的呈現。
劉昭國「承擔不起」太太（宋喬安）封閉的情緒，他在太太的情緒中不得其門而入，沒有辦法也就不相信自己能讓太太回到原初，他的惡是一種無法作為無力感的惡。
李大芝「承擔不起」自己是殺人犯妹妹，正如同編劇在原著劇本中所強調的「標籤」，大芝承擔不起去標籤的過程，她對大眾沒信心，連帶地對「自己有可能承擔」也沒了相信，她經歷過「痲痹」、「逃避」的狀態，在哥哥死後又面臨「恐懼」，她的惡是放棄自己的惡。
應思聰幾乎是對照著李曉明而相互呼應的角色，思聰從發病一直到最後第十集，都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相較於李曉明「想要完成那自我」的主動性是不同的。回應「為什麼是我？」，宋喬平給了一個非常哲學的答案：「可能因為你特別勇敢吧！」
其實這裡的「勇敢」，換句話說就是你比別人「承擔得起！」
「相信」的承擔評估並不容易，除了對事件知識上的理解外，還有你必須要「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優點，也明白自己的缺點。
「認識自己」出自希臘中部德爾斐地區的阿波羅神廟，廟中石碑上的三句箴言之一；也同時被蘇格拉底發揚光大。但對蘇格拉底，亦或整個西方哲學來說，這「認識自己」是放在「知識」性的理解：理解自己原來並不如自己原先所想像的那樣，能清楚認知到自己對已知事物的知識性掌握，故在學習時要謙虛、要全面周延、要自我質疑然後修正。然而「認識自己」對儒家或是東方哲學來說，其實是放在「修養」的提升上來精進，理解自己的能耐、樣貌、脾氣，然後不斷的自我提升到明瞭自己在天地中、人我間的份位，而後不卑不亢的面對自己所處的環境。這種學習非常內在。
而能夠「勇敢」其實就是想清楚自己在天地中、人我間應該拿出的態度為何，然後不卑不亢、不怨天由人的承擔下來。
王赦與應思悅是在劇中，面對為難處最快拿出有「相信」之力量的人。王赦在跟妻子（丁美媚）坦白自己真心喜歡擔任法扶律師的原因，來自於小時候失序的童年，這過程表現出王赦擁抱與接受過去的自己。因為接受了，「自己要是什麼樣子」就非常清楚。所以在李曉明被槍決的當晚，王赦喝醉到岳父家找太太，最後離開前哭著說「離婚協議書我簽好給你」時，他其實在為那完整的自己做堅持。
「接受自己」代表對自己有足夠的理解，這理解必須經過一定的認識、否定、坦白的過程，最後喜愛自己。當喜愛的自己不被他人喜愛時，這時候就是要思考「他者」（外於己的所有事物，不只侷限於人）與「自身」的關係，而「他者」與「自身」的關係會影響你判斷「承擔」。李大芝在真心接受自己哥哥是殺人犯後，才真正擁抱「殺人犯妹妹」的標籤，正視她與其他人的關係（以前只是逃避）。而她能夠正視，很大的觸媒是觀看應思悅面對弟弟發病時，一路走來的迷惘與勇敢。
《我們與惡的距離》發行的劇本中，以去除標籤為論說主軸。而想要去除標籤唯有當人願意正視「他者」與「自身」的關係時才有機會去標籤。所謂的「去標籤」不只是去除「壞」的標籤而已，而是連同「好」的也一起去除（譬如：XX名校畢業、白領職業……），願意剝去外在價值看法，用探詢本質的方式去認識每一個人，那樣的認識才有意義，不然我們所有對「他者」的認識，只停留是於他身上的社會化符號而已。劇中其實反覆提到：不要用「看惡人」的標籤去看這些「罪人」。
你看別人是惡人，其實反問自身，自己常常所做的小事情，也沒有離惡有多遠的距離。人往往會將承擔不起的東西往外推，不先思索自己有問題，而是先懷疑社會、世界、他人有問題。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我認為不是人性本惡，而是「人心軟弱」；否定自己跟接受自己一樣須要理性地思索與判斷，這過程太漫長與痛苦，所以先質疑別人吧！
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就是我們與「心」的距離，越是能相信人心（性）的一點靈明，越能在人生為難處不被「情」所阻礙。而這樣的信任距離是需要透過鍛鍊自己那軟弱的人心（性）才可能消弭。在學習去除自己或別人的標籤之前，先鍛鍊自己的心智，評估自己能承擔多少的「相信破滅」，然後承認、擁抱自己之所以無法承擔的原因，就像劉昭國帶著宋喬安重回戲院，宋喬安大哭的那一幕一樣。能夠承認、擁抱自己之所以無法承擔的原因後，就能在面對每個事件，做出有力量的「相信」。
架空的討論「人性善」或「人性惡」是沒有具體價值的。「人性善」或「人性惡」的討論永遠都必須落在實在的主體上觀看。觀看每個主體在那抉擇處所彰顯出來人性最赤裸的面貌，這樣討論「人性」才有意義。所以孟子才會用「孺子（小孩子）將入於井」這場景來做「惻隱之心」的人性凸顯。這就是把人性落在抉擇處討論。
但每個為難一定都要如此驚悚才能彰顯人心（性）嗎？最少對儒家來說，人心（性）的張顯是落在日常顯微處的抉擇，日常累積良善抉擇的習慣，會在生死攸關的當下，激發純良的善性；當然，若日常累積的抉擇往往游移不定，在面對生死攸關，公、私利相混時，期待他做出良善抉擇，就像一場豪賭的盲從相信。所以儒家才會如此看重日常修養，讓良善成為習慣。
《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突顯出編劇相信人心（性）的真義是良善的。但這良善是在每個顯微的抉擇處，深思熟慮，涓滴成細流的向良善靠攏一點而造成的結果。而「人性惡」的結果也是如此產生；在每個顯微的抉擇處，深思熟慮，涓滴成細流的另一種結果。所以「人心危微」，從一開始以至於中間每個抉擇關口，你的心有多少承擔的能耐，其實都導向不同程度與善惡的距離。而這齣2019年的台劇，深刻展示了每個人，人心的不同耐受度，透過看劇的過程中，引出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