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雅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公共衛生暨醫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一九六四年，西蒙.波娃於母親逝後不久，寫下《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這部非常個人且親密的記事，回望母親臨終前六週的時日，呈現了兩個女兒陪伴母親走向死亡的過程。這本書無疑是波娃最好的作品之一，迄今卻未得到相應的注意與討論。這場真誠深情的悼念讓我們得以重新理解波娃對於愛與關係、病痛與受苦、決定的艱難、失去與哀傷，以及對於死亡的反思。
許多女性作家都書寫過母女之間的難解情結，在自我貶抑的社會處境中，母親對女兒的愛往往矛盾無能。在波娃的回憶裡，情感與慾望熾烈的母親總以對女兒們的掌控，代償在婚姻裡被壓制的自我。波娃終生追求自由獨立，批判中產階級的婚姻體制與母職的綑綁，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母親？
在本書一開始，波娃悠遊在羅馬、莫斯科、布拉格，以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隔開彼此生活，逃逸於母親的控制之外。但惡化的病程將波娃的開闊世界圈限至母親身邊，囚於病房一隅：「世界縮減成為她那間病房的容積。……我真正的人生是在她身邊上演。」過去移動不羈，總有餘裕安排以月度量的長途旅行變成計算母親最後光景的每時每分。遠行與歸返演出了向來深邃費解的母女關係，曾經彼此為難，既要拉開又想靠近，既愛且畏(「我很怕你」)，捨得與捨不得。
這場臨終照顧讓母女再次親密，令波娃從自由獨立的女人回返與母親連結的孩提歲月。波娃不再選擇逃逸，而是與母親共融相倚—「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波娃打破獨立個體的界限，生命終於走到一起，女兒說著母親的話。然而，疾病來得太快。在病人無權發聲的年代，醫生的不斷催逼，波娃與妹妹陷入必須為母親抉擇的難題與掙扎。姐妹們很清楚，手術或許能夠拉長母親的活，但也拖延她的苦，無奈死亡必是永恆的離去，就算可以多活一刻，總是令人心安。掙扎與矛盾的不只是手術與否，更有隨之而來在死亡與受苦間的擺盪。只得任由親情所滋長出的某種執著牽起兩端，讓母親的肉身流連其中。姐妹們只能給予母親虛假的希望求生，賭著「死亡與酷刑之間的競賽」哪一方會勝出。
但給予希望的背叛仍是背叛：
就算死亡搶先獲勝，這騙局是多麼可憎啊！媽媽以為我們站在她那邊，但我們在她這個故事中，早已站到她的對面。我是個無所不知的狡猾守護神，我早已知曉牌底答案，而媽媽依舊遠遠地在尋常人類的孤寂之中苦苦搏鬥。她為了康復而做出的頑強努力、她的耐心、她的勇氣，全都被矇騙了。
即使決定動了手術，在母親死後，「別讓她開刀」這句話還是一直縈繞在波娃腦中，她不停懊悔自己為什麼不阻止，無論是敗給社會道德還是專業傲慢，為什麼讓母親受苦？就算母親無痛死去，也總還是想著，為什麼欺瞞母親，讓母親懷抱著康復的希望在孤寂中努力。
當人們在課堂上冷靜談論的病情告知與臨終決定的醫學倫理，殊不知這些從來不是抽離的理性思慮就能促成，而是浸泡在捨得與捨不得，對生命的執念、對死亡與未知的恐懼，被病情的無常變化逼著、推著、催促著，不得不做的選擇。每一次的死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的告別都是最後一次。
哀傷並不會隨著離去而停止。「當摯愛的人逝去時，倖存便是一種罪過，我們因這罪過而傷痛萬分、無盡悔恨。」波娃感嘆對母親生前關心太少，臨終時又保護太多。所有的作為好像都是辜負。陪伴在臨終病榻旁，最重要的究竟是什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不後悔？
對母親死亡的歉疚似乎有某種共通性。一如蘇珊.桑塔格的獨子大衛.里夫 (DavidRieff) 在《泅泳於死亡之海》中不停嘆息，「我們這些愛她的人都辜負了她，就像生者永遠辜負垂死者一樣。」我們永遠無法在親人死亡後不帶著愧疚繼續生活，永遠懊悔著自己還可以多做，或少做點什麼。
面臨死亡，我們期待什麼樣的應對？相較於奶奶與父親都平靜接受死亡，波娃說道：「媽媽和我一樣熱愛生命，她在死亡面前流露的，是和我一樣的反叛之心。」但其實我們並沒有在波娃母親的臨終場景看見那種用盡所有治療手段與死神搏鬥的驚心動魄，更沒有讀到什麼活出精彩人生的勵志口號。所以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反叛？而這種反叛究竟是來自於生之欲或是死之畏 (Angst)，又或其他？
若如海德格所言，每個人都必須正面迎接、誠實面對那場永遠只屬於自己的死，才能尋回自我的本真。嚴格說來，在眾人的聯手欺瞞下，波娃母親不知死之將至，更未意識到自己這一次會死。這是一場母女共謀逃避死亡的自欺 (mauvaisefois) 嗎？而我們能夠在謊言中真誠向死嗎？我們如何在謊言中真誠向死？
又或者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讀法。討論波娃母親是否知道自己將死的真相，根本不是重要的問題。無論如何，她是真真切切經受著肉身的衰頹，而又選擇在每況愈下的身體挫敗中重新關注自我。母親面對的生死不在於理性認知，而是來自身體經驗的立即性。日漸衰微失控的肉身迫使她重新度量自我的需求與價值，那個從前在婚姻與母職中失落的自我。這也幫助我們回答，為何相較於對父親過世的漠然，母親的死會為波娃帶來無比的哀慟。看著曾經讓女兒幼年依戀、青春期反感的身體轉變成老朽的遺骸，最終，還是母親受苦的肉身決定了女兒的情感。
相較於伊凡伊里奇 (IvanIlych) 失去親友的關心，只能在忠僕格拉西姆 (Gerasim) 身上尋得一點安慰，波娃母親在女兒們真實的愛與付出中受到體貼善待，縱使過程是場充滿謊言的背叛。與其像頑強抵抗死亡的桑塔格一直活在死亡之中，姊妹們選擇讓母親在死前都活著。因此，「她的死亡極為安詳，那是唯有幸運兒才能擁有的死法。」唯一遺憾的是，這場欺瞞盡管使得母親擁有「病榻上的某種幸福」，但她們始終未能真正優雅道別：
媽媽臥病在床這段期間，我們不曾離開她的身邊，但她以為這段臨終歲月是她的康復期，於是她和我們徹徹底底分離了。
這本書關於一個母親與兩個女兒，也是關於愛、受苦與死亡的深思。從生到死、開放到禁閉、獨立自主到相依相倚，從象徵秩序到想像秩序，波娃不只是在盡一份女兒照顧母親的責任。選擇書寫母親的死，這個行動本身即在肯認另一位女性的實存，具有女性主義的重要意涵。正如波娃描繪神父在彌撒說出母親的名字「佛蘭索瓦.波娃」時使母親復活，刺痛姐妹們的心。
術後三十天，波娃選擇紀錄的不是母親生命的消逝，而是描繪病榻上的活。對比早年抹消自我，屈從於社會規範與宗教意識型態，走向死亡的母親不再溫馴，即使屈辱，縱然徒勞，肉身的自由與主體性仍能以存在主義式的反叛綻出。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書摘，選自 (2021). 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pp.11-21。圖片為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