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霍華．艾蘭德 (Howard Eiland)、 麥可．詹寧斯 (Michael W. Jennings)
今日普遍認為，德國猶太裔批評家兼哲學家班雅明 (1892-1940) 是歐洲現代性最重要的見證者。儘管在西班牙邊界因躲避納粹而殞命，使得寫作生涯過早中斷，但他留下的作品不論深度廣度都令人驚嘆。一九二○年代之前是他自稱「德國文學見習生」的階段，班雅明剖析浪漫主義批評、歌德與巴洛克時期的悲苦劇 (Trauerspiel)，論點至今仍然具有新意。一九二○年代初，他眼光獨具，大力擁護蘇聯興起的激進文化與主導巴黎文壇的極端現代主義，而後又躋身如今稱作「威瑪文化」的藝文浪潮中心，協同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和莫霍利—納吉 (László Moholy-Nagy) 等好友，聯手塑造了新的觀看方式、一種前衛的現實主義，告別了代表威廉二世時期德國藝術與文學的菁英現代主義 (mandarin modernism)。
然而，班雅明不僅是出色的批評家和創新的理論家，他還留下了大量介於小說、報導、文化分析與回憶錄之間的作品。一九二八年完成的「蒙太奇之書」《單向街》(One-Way Street) 與生前未出版的《柏林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 都是當代傑作。總而言之，班雅明有許多作品都無法簡單歸類，除了長短篇散文，還有專文、隨筆、評論、哲學小品、自傳式小品、編史學小品、廣播稿、書信、文史文獻、短篇故事、日記、詩、對話錄、法文詩與散文翻譯，以及五花八門、長短和重要性不一的零碎反思。
這些作品喚起的濃縮「圖像世界」，讓我們一窺二十世紀最動盪的年代。班雅明生於一九○○年前後的柏林猶太富人之家，是典型的日耳曼帝國之子，他的回憶裡充滿了皇帝喜愛的恢宏建築。但他也是當時正急速蔓延的都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後裔。一九○○年時，柏林是歐洲最現代的城市，隨時都有新科技誕生。年輕時他反對德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戰時幾乎都待在瑞士，然而大戰的「滅絕之夜」在他的作品裡俯拾可見。威瑪共和那十四年，班雅明先是經歷了激進左派與激進右派於戰後的血腥對立，隨後是重創這個新興民主政體的惡性通膨，以及一九二○年代末葉的政治分裂動盪，最終導致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與納粹掌權。
和當時德國幾乎所有重量級知識分子一樣，班雅明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潛逃出境，再也沒有回國。他人生最後七年以流亡者身分在巴黎度過，飽嘗孤離、貧困與出版管道難尋之苦。他始終無法忘記「世上有些地方能讓我賺得微薄收入，也有些地方能讓我憑藉微薄收入過活，卻沒有一個地方兩者兼具」。在他生涯盡頭，放眼只見戰爭的陰影正瀰漫歐洲。
如今班雅明辭世七十多年，為何作品依然深深打動一般讀者與學者？首先是他的思想充滿力量，其作品重塑了我們對許多重要作家、對寫作的可能性、對科技媒介的潛力與危害、對歐洲現代性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理解。然而，要是忽略班雅明奇特的文字風格，那宛如蝕刻般獨樹一幟的語言媒介，就無法充分領略他的震撼力。班雅明就像文字的雕刻師，足以和他那個時代最靈敏、最穿透人心的作家平起平坐。而且他還是形式開創者。班雅明最具特色的作品都是以「思想圖像」(Denkbild) 為基礎。這是他向詩人格奧爾格 (Stefan George) 借來的詞彙，意指一種結合哲學分析與具體意象以達成獨具個人風格之批判模仿 (signature critical mimesis) 的格言式散文。就連他看似不著邊際的隨筆也往往隱藏著按前衛蒙太奇原理編排的犀利「思想圖像」。
班雅明找到的文學形式，其深刻與複雜的程度，不僅足以和同時代的海德格與維根斯坦相提並論，而且能藉由動人好記的散文引發共鳴，這正是他的天才所在。因此，閱讀班雅明不僅是一種智性活動，更是感官經驗，感覺就像初次品嚐沾了茶的瑪德蓮蛋糕，在你想像裡喚起種種隱約記得的世界。隨著文字逗留、聚集與置換，詞句將按著逐漸浮現的重組原理細微調動，緩緩釋放其顛覆心靈的潛能。
儘管班雅明的文字是如此機敏濃烈，他本人卻始終曖昧不明。他就像自己的作品一樣多面，稱呼自己是一個由個人信念組成的「矛盾的流動整體」。這個精闢的形容不僅透露著對讀者耐性的期盼，也顯現其心靈的多變與多中心。然而，班雅明的難以捉摸還是種刻意的作為，好在自身周圍保持一個封閉的實驗空間。阿多諾曾經形容他這位朋友「幾乎不秀出自己的牌」，而這種深層的保留，以及訴諸偽裝與其他迂迴策略的手段，讓班雅明得以捍衛他的性靈之井。正因為如此，他的客套有禮才總是令人印象深刻，畢竟禮貌正是一種複雜的疏遠機制；他清明人生的每個階段才總是表現得老成持重，連閒談都帶著某種隱秘晦澀。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表明自己的「原則」是盡量不讓朋友互相接觸，才能保持他們不受影響，每個或每群人都成為他想法的共鳴板。
在人生這個不停變動的戰場上，班雅明很早便如此行事，以實現其「內在多重的存在樣式」。尼采視自我為一個由諸多意志組成的社會結構，班雅明則視之為「一連串由這一分接到下一秒的純即興表演」。正是為了和倏來忽往的內在辯證保持一致，徹底的無個人偏見才會與至高甚至無情的判斷力並存。班雅明的表面多重性並不必然否定他內在有著系統或構造的一致性。誠如阿多諾所言，他這位朋友的意識擁有非比尋常的「離心」統一性，總是透過不斷分裂來建構自己。
能駕馭如此執拗複雜性格的人，必然擁有一顆絕頂聰敏的心靈。而班雅明親友舊識對他的形容，總是從這點開始，以這點結束。他們同樣強調班雅明總是高風亮節，總是莫名給人一種不在此世的感覺。很晚才認識班雅明的米薩克 (Pierre Missac) 說，班雅明甚至受不了朋友拍他肩膀；而他的拉脫維亞戀人拉齊絲 (Asja Lacis) 則說，班雅明總是給人一種剛從別的星球過來的感覺。班雅明經常稱自己為修士，稱自己獨居的房間為「單間」，而且會懸掛聖徒像。這顯示了沉思在他生命裡是多麼重要。然而，在這種看似超越凡俗的聰敏之中，又充斥著活躍甚至激昂的肉慾，他的性冒險、對迷幻藥的興趣與賭博的熱情都是證明。
因此，儘管班雅明在一九一三年一篇論道德教育的隨筆裡表示，「所有道德與宗教性都出自與上帝獨處」，但英語世界有些主流看法將他描繪成徹底陰鬱封閉的人，其實有失偏頗。這不表示班雅明不曾飽受長期憂鬱之苦（親戚指出他家族有這個特質），也非無視於他在日記裡與密友談話時常提及自殺的念頭。但將班雅明看成無可救藥的抑鬱之人，那就太過誇大也太貶抑他了。
別的不提，班雅明其實有種迂迴的幽默感，甚至帶點尖酸，而且完全是冷面笑匠。雖然他和摯友談學論理時往往暴躁惱人，尤其對修勒姆 (Gershom Scholem)、布洛赫 (Ernst Bloch)、克拉考爾 (Siegfried Kracauer) 與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但對多年舊識總是忠誠大方。這個他從學生時期就認識的小圈子，包括孔恩 (Alfred Cohn)、孔恩的妹妹尤拉 (Jula)、拉特 (Fritz Radt)、拉特的妹妹格蕾特 (Grete)、軒恩 (Ernst Schoen) 和維辛 (Egon Wissing)，班雅明總是在心裡惦著他們，只要有難永遠第一時間義不容辭，特別是後來他們皆流亡海外。
儘管這些特質在這群至交面前最為明顯，但所有認識班雅明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堅貞、大方包容與面對逆境的剛毅不拔。這方面他同樣充滿矛盾：既渴望獨處，又埋怨寂寞；時常需要群體，有時甚至自己組織，但又往往拒絕全心投入。班雅明在戰前積極促成德國青年運動，之後卻幾乎不再直接參與公眾事務，除了吃力地憑藉寫作引領眾人。唯一的例外是他三度嘗試創辦刊物，只是沒有一回成功，每次都出於不同原因擱淺。班雅明的哲學性格總是讓他有股無可抑制的衝動，希望聚集志趣相投的思想家與作家，一起論學論事。
有件事特別值得一提。班雅明雖然其貌不揚，甚至舉止笨拙，但認識他的人很少提到這一點，反而都記得他很大膽。沒錯，以現在的標準來說，他確實沉迷賭博。但這也充分顯示他願意拿生命冒險，挑戰常規，在智識上將自己推向緊張矛盾到近乎死路的位置。班雅明在文人即將消失於歐洲時決定追求這種生存方式。他拒絕安逸與榮銜，以保有心智自由及閱讀、思考、寫作的空間與時間。他和好友克拉考爾一樣，試圖分析是什麼讓他親身體現的這種文化類型難以為繼。
因此，班雅明不只在方法學上如此，而是整個人皆依循著某種辯證步調，注定不斷放手一搏。他的一舉一動，從豐富的手部動作、走走停停的緩慢步伐、抑揚頓挫的語調、字字完美的發言到他從寫字、等待、過度囤積與漫遊 (flânerie) 獲得的樂趣，再到他刻意儀式化的品味癖好與古怪的高雅魅力，在在突顯了他的老派傾向，宛如來自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古人。相片裡的他很少不是大衣領帶，打扮得像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同時又對電影和廣播等新興科技媒介深感興趣，也對當時的前衛運動如達達主義、構成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充滿好奇。班雅明的激進心智讓他自然而然和傾向一切從零開始的前衛分子展開對話。他滴水穿石的執著、游移的思緒與充滿無盡黑暗的智性生活，必然使他的舉止摒棄十九世紀末上層資產階級的閒適，偏好求新。班雅明對波特萊爾的描述正是他的自況：「波特萊爾是密探，是代表他自身階級對其統治暗自不滿的密探。」
※ 本文為衛城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班雅明傳. pp.17-27，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