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馬克．科克爾柏格 (Mark Coeckelbergh)
若要知道人工智慧是否以及如何威脅著民主，我們首先要知道民主是什麼。讓我們看看不同的民主觀點及其條件，包括了知識／專業與民主之間的關係。
這種觀點在現代發生了改變。新的人性與政治概念出現了，並且根據這些概念，多數人而不僅只是少數人是有能力實現自我統治的。舉例來說，盧梭的思想也旨在遠離暴政，但對他來說，解決柏拉圖式的權威問題的辦法，不是讓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來統治，而是全體公民的教育：自我治理是可欲且可能的，只要所有的公民都接受道德教育 (Rousseau, 1997)。盧梭因此成為政治理論中另一股力量的基礎，其相信民主並把自我治理擴大到所有的公民身上，並為自我治理增添一些條件。但是這種自我治理，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條件，並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呢？去說民主不應該一個由哲學家皇帝來統治的問題，這是一回事；具體說明民主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如果有的話），並且界定民主所應該採用的確切形式，則是另一回事。例如，民主是否應該包括審議與參與呢？而人工智慧會如何以及是否與這種形式的民主有所關聯呢？
讓我們從有關知識與民主的問題開始。在政治理論中與我們的討論相關的一個討論是，技術官僚制／民主制的辯論，這個辯論應該不會晚於柏拉圖，並且隨著現代官僚體系的興起，這個辯論又獲得新的意義。在最近幾十年，人們不斷呼籲由數據所驅動的決策、智慧治理 (smart governance) 以及科學的、循證的政策；這類政策與參與式治理和更加基進的民主形式的呼籲是處於緊張關係的。在這些論點和語言之間的分歧 (Gilley, 2016) 反映了對於知識與專業在政治中的作用的對立觀點。
人工智慧往往被認為是堅定地站在技術官僚制的這邊。它為產生關於社會現實的知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可以說是建構了社會現實。統計科學早已被用在現代治理上許久了，但是隨著機器學習的發展，預測性分析的可能性也在不斷擴大。庫德瑞與梅嘉 (2019) 談及了一種新的、由人工智慧來賦能的社會知識論 (social epistemology)。人工智慧為由技術官僚所主導的社會創造了新的權力，這與民主的理念形成對比。人工智慧似乎是一個專家的領域，超出大多數人的理解。例如，巴斯夸利 (Pasquale, 2019: 1920) 曾說，為了專業與權力的公平分配，需要創建激勵措施，使個人能夠了解人工智慧及其供應鏈。如果這種情況沒有發生的話，我們很可能會完全依賴於人工智慧以及用它來控制我們的官僚們。
哈拉瑞等超人類主義者甚至想到，人工智慧將在未來統治我們；但撇開科幻小說不談，其實可以說我們早就被大公司所統治了，它們使用人工智慧來操控我們——如同祖博夫所指出的那樣，這完全超出了民主的控制。當我們早已被 Google、Amazon 和其他大型企業的玩家們統治時，誰應該統治就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慧在本質上存在著一些反民主的面向。此外，人工智慧所提供的這種知識是否足以用於決策？可以說，一個需要人類判斷與民主審議的間隙，一直存在著。人工智慧所展示的那種智慧，常常與人類的社會智慧形成對比，而後者在民主社會之中對於政治論述與建構社會意義來說是必需的；人工智慧是否也能支持更加民主的政府與治理形式呢？如果可以的話，又該如何做到呢？為了開展這個討論，我們須要進一步探究這樣的核心問題——民主是什麼，以及民主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許多人認為，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並想到了一種代議制形式的民主。但是這兩種民主的觀點都可以並且持續受到質疑。首先，民主作為多數人的統治必然是一件好事，這一點並不清楚。正如德沃金 (2019) 所言：「為什麼從數量上來說，更多人偏好一種行動方案勝於另一種行動方案的這個事實，就表示了這個更受偏好的政策是更公平的或是更好的呢？」例如，想想在一位具煽動性的領袖的左右下，大多數人可能會決定廢除民主，並建立一個威權主義的政府——這是柏拉圖老早就警告過的事情。至少，作為多數決的民主似乎不是一個民主的充分條件：也是它的必要條件，但還需要更多的條件才行。有些人還會加上對自由或是平等的需求：這些價值常常被寫入自由民主的憲法之中；其他人則會加入一些更柏拉圖式的要素，像是要求政治決策是好的（因為多數統治並不能保證一個好的結果），而這當然會引發什麼是一個好的決策和結果的問題，或是要求統治者需要具備一定的技能與知識。他們是否應該像柏拉圖與盧梭所說的那樣，在道德上是好的呢？無論如何，可以說即便在一個民主制度中，領導者的某些素質是必要的。
貝淡寧 (Daniel A. Bell, 2016) 主張，政治功績 (political merit) 是透過三個屬性來決定的：政治領袖的智識能力、他或她的社交技巧（包括情緒智商——參見 Chou, Moffitt, and Bryant, 2020）、以及他或她的德性。最後的這一點與柏拉圖是一致的。而與柏拉圖的觀點相反，大衛．埃斯特倫德 (David Estlund, 2008) 認為柏拉圖式的、作為專業的政治權威 (political authority) 概念把專家與老闆混為一談。他把這稱之為「專家／老闆的謬誤」(the expert/boss fallacy)：有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專業知識，但是「從他們擁有專業知識之中，根本無法推論出他們對我們來說擁有權威，或是說他們應該擁有權威」(3)。但是如果我們把政治權威的問題，與關於專業知識的問題分開來看的話，這是否意味著專業知識與個人素質在民主制度中根本不應該發揮任何作用？在我們所熟知的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s) 的背景之下，官僚主義的操縱是否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在某些情況下，使用人工智慧來影響行為是否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可取的，還是說這必然會導致威權主義呢？對於技術官僚制的否定留下了一個問題，即專家們、專業知識和科技，究竟在民主制中應該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此外，我們所熟知的代議民主制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也不斷遭受質疑：有些人認為，只有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 才是真正的民主。然而，在（大的）民族國家的背景下，這似乎難以實現。古代版本的民主發生在城邦國家 (city state) 的背景之中，而盧梭有他心目中的城邦國家（日內瓦）。這是否會是一個更好的治理層次，或是說即使是在現代的民族國家之中，直接民主也是可能的？人工智慧是否對此能有所助益？如果是的話，確切來說是如何進行？
在代議民主制與多數統治之外存在著替代方案，而這些替代方案也同時避開了柏拉圖式的政治權威觀：參與式與審議式，以共識為導向的民主理念。有時候，這些民主的概念是作為對民粹主義 (populism) 的回應來進行表述的，民粹主義被指控無視於公共辯論的寶貴規範，「像是說出真相、聽取他人的理由和尊重證據」(Swift, 2019: 96)。這就假定了，更多的條件須要增添給作為多數統治與代議制的民主；意思是說，民主對公民們的要求不僅只是偶爾投一次票或是少數服從多數那樣而已。例如，民主的一個含意是作為公共證成和審議的民主：在平等者之間自由且合理的辯論，並且旨在促成公民間的合理共識 (Christiano and Bajaj, 2021)。這樣的民主概念可以在哈伯瑪斯、羅爾斯、科恩 (Joshua Cohen) 與奧尼爾 (Onora O'Neill) 等人身上發現，他們相信在民主與使用公共理性和審議之間存在著聯繫。
例如，與哈伯瑪斯的觀點一致，古丁 (Robert Goodin) 在《反思性民主》(Reflective Democracy, 2003) 中主張一種民主審議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人們想像自己站在其他人的立場。與其把民主限制在人們進行投票的這個「外部」行動之上，他提議把重點置於應該構成民主基礎的「內部」行動與過程上，特別是人們經過反思並深思熟慮後做出的判斷，以及對於應該要集體做出什麼的共同決定 (1)。他所謂的「反思」指的特別是，透過設身處地的想像，人們「對於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也包括那些遠在他方、有著不同利益的人們 (7)。事實與信念也很重要，而不只是（衝突性）的價值觀 (16)。
因此，我們可以區分一個「薄的」或是過程性的、形式上的民主理念，其透過投票賦予人們發言權，以及「厚的」民主理念，包括了一些像是審議、知識／專業、想像力等條件，這會讓民主比起「僅是人們選票的集結」來得更加豐富 (Goodin, 2003: 17)。而雖然從一種啟蒙運動的角度，以及為了避免一種菁英或是柏拉圖式威權主義版本的民主，並支持參與式的民主形式的角度，讓所有公民都牽涉其中並且對他們進行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提升參與性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例如，讓人們直接投票並不必然會提升他們在政治中的參與程度 (Tolbert, McNeal, and Smith, 2003)；而對公眾來說，儘管是有著他們得以參與的政治活動的各種形式，包括例如透過社群媒體來進行的線上政治參與，但也不代表什麼。無論如何，參與式民主是認真對待人民自身做出政治決定的潛力的，而不是將其委託給一位哲學家皇帝或是菁英團體；參與式的民主理念反對由「暴民」來統治的柏拉圖式悲觀主義，並且由於受到盧梭和其他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影響，參與式民主更加相信普通的公民，以及他們審議及政治參與的能力。
這對人工智慧來說意味著什麼？這種民主排除了非參與性的治理形式，諸如由專家及人工智慧進行排他性的技術官僚治理，以及對人工智慧的演算法及建議的盲目且排他性的依賴。不過，這也保留了一種可能性，也就是只要公民自己可以有著最終決定權，並能夠依靠自己的判斷與討論，那麼專家以及在人工智慧的協助下所獲得的知識，能以某種方式參與民主進程。然而，人工智慧確切可能採取的潛在參與形式仍舊不明。在實踐上，人工智慧和數據科學早已參與到民主決策之中，但是由於大多數現有的民主類型並不具備高度的審議性與參與性，因此很難去說這種結合會如何運作。因而在人類的判斷與機器計算及預測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張力。
※ 本文為商周出版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AI世代. pp.117-125，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