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摩伊希斯．奈姆 (Moisés Naím)
哲學家漢娜．鄂蘭著名的論點即為：「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不是堅定的納粹或共產主義者，而是那些再也無法分辨事實與虛構孰真孰假的人。」
3P 獨裁者已經學會利用現今資訊結構的特徵來發動這種資訊戰：澈底開放的環境、資訊守門人的角色急劇縮減，以及無人看管的數位公共領域與「威名赫赫」新聞媒體間的區隔愈來愈模糊。
資訊戰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但這個現象遠不止於此。首先，俄羅斯對選舉和政治的干預遍布世界各地，而不僅限於美國。另一方面，蓄意散播網路假消息正迅速成為政治武器的標配，廣為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使用。如今，後真相早已無所不在。
要了解後真相如何成為現代社會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們需要回到它在蘇聯的起源。在一九二三年，蘇聯建立了「虛假資訊局」(Special Disinformation Office)。這個新機構由史達林發起，機構的任務就是「散播虛假和誤導的資訊，且往往以誹謗為目的」。
二十一世紀公認的假消息大師普丁，不意外的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 前特工出身。早在網路興起之前，蘇聯就已經擴展虛假資訊局的任務，並且精通了「積極措施」：這是一個在冷戰背景下，運用假消息為核心破壞民主國家穩定的資訊戰策略。
蘇聯花了幾十年開發了一系列複雜的工具，目標是在西方媒體中植入假消息，以破壞西方制度的可信度。蘇聯特工編造的故事可說是現今假新聞的先驅。幾乎每次行動都是針對特定國家的社會問題，利用這些問題來加深已經存在的社會裂痕，或製造新的裂痕。雖然許多行動都失敗了；即便 KGB 很努力，但他們仍無法說服任何人相信中央情報局是一九七九年瓊斯鎮 (Jonestown) 大規模自殺事件的幕後黑手（這一事件留下了「drinking the Kool-Aid」這個俚語，代表無條件接受一套說詞）。但蘇聯知道這是一場數量取勝的遊戲：不是所有的陰謀論都成功散播，但少數一些成功了，而且有些陰謀論的成功還遠遠超出原創者的想像。
有小部分的陰謀論一直流傳至今，變成時常用來闢謠（因此也不斷被複誦）的陰謀論，甚至是成為都市傳說。如今，我們很少意識到，當我們聽到長輩堅稱登陸月球是一場騙局時，我們聽到的其實是蘇聯幾十年前為了在冷戰中獲得戰略優勢而發起的積極措施流傳至今的餘韻：對莫斯科政府來說，在登月競賽中失敗的羞辱，是他們追求世界權威的巨大挫敗，因此，透過散播美國人登月造假的謠言，蘇聯嘗試減低美國贏得太空競賽獲得的戰略公關成效。如果你曾經和一些相信飲水加氟是美國政府思想控制實驗的人吵架，或聽過 HIV 病毒是美國生化武器計畫的一部分，或 CIA 參與了刺殺甘迺迪總統的陰謀，就表示你曾經親身體驗過 KGB 積極措施的影響。
蘇聯假消息面對的主要障礙一直都是資訊「守門人」。在一九六〇或七〇年代，捏造虛假敘事還必須能騙過專業記者和編輯，這些新聞專業人士受過專門訓練，能夠分辨虛構與事實。為了獲得成功的機會，假消息行動成本相對昂貴，這些精心編造的騙局需要長期和大量的投資，只有超級大國才能負擔。文件必須親筆偽造，然後由真人特工舉在存有疑心的新聞編輯面前搖晃引誘，由編輯決定文章能否發布。特工或許還必須憑空生出假證人，訓練他們。每個環節都可能出錯，而且即便行動成功，也無法保證最終假消息能造成預期的影響。特工可能花幾個月推動一個積極措施，最後在一本刊物中發表一篇假新聞，但這篇故事卻沒有被其他媒體轉載或傳播。行動結果往往是砸了重金又失敗，少有成功案例。
舉蘇聯針對美國參議員亨利．傑克遜 (Henry“Scoop”Jackson) 的積極措施為例。一九七六年，在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黨團中主張反蘇聯的傑克遜宣布競選總統。傑克遜曾任華盛頓州的參議員，也是徹頭徹尾的反共人士，他一度成為民主黨提名挑戰傑拉德．福特 (Gerald Ford) 總統的領先者。傑克遜的總統候選人身分敲響了克里姆林宮的警鐘，很快 KGB 就被賦予任務，要確保傑克遜無法勝選。
KGB 想出來的積極措施行動稍嫌粗糙。一系列據稱來自 FBI 的偽造文件被匿名發送給全國新聞媒體、一些當年小型且深陷汙名的同性戀刊物，以及民主黨競爭對手的競選團隊。文件指控傑克遜其實是同性戀，而且還是一個地下同性戀俱樂部成員。蘇聯期待這些同性戀刊物會抨擊傑克遜對自己的同性戀身分保密，但記者澈底調查了這起抹黑事件，發現故事無法得到證實，因此這些報導很快就被主流媒體和小型同性戀刊物棄置。雖然這個行動是克里姆林宮的重點計畫，並且投入了大量資源，但卻未達到期待，對於美國總統大選沒有顯著的影響。傑克遜最後在初選提名時輸給當時沒沒無聞的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在這個例子中，KGB 抹黑傑克遜的積極措施只是他未獲得黨內提名的眾多原因中微不足道的小元素。
但是想像一下，如果在一九七六年有二十五億人像今天一樣使用社群媒體，那麼抹黑傑克遜的傳聞會如何發展。這篇假新聞就算刊登在一份非主流的線上刊物上，都足以讓傳聞像雪球愈滾愈大。然後，捏造傑克遜變態行徑的假新聞就很有可能不花分文地在推特上瘋傳。而當初在一九七六年拒絕了這篇假消息的優質刊物編輯，就可能會被迫進行相關報導，即便不報這篇假新聞，也得報導網路上關於傳聞的討論。
這個故事一旦在具有公信力的新聞媒體上被報導，就會在非主流媒體和社群媒體上引發第二波討論，認為主流權威媒體正在掩蓋新聞。與此同時，推特上可能也會有機器人軍團動員，針對 LGBTQ 社運人士推播，鼓動他們對傑克遜進一步施壓。臉書上可能已出現相關社團，讓左派和右派人士圍繞著這個議題開始動員。到最後，電視新聞甚至可能會花上幾百個小時來討論這個議題。所有一切，都只需要用到一九七六年失敗行動的一小部分成本就能實現。
在抹黑傑克遜的積極措施行動的同一時期，一名二十四歲的新兵正在奧赫塔第四○一 KGB 學校 (401st KGB School in Okhta) 接受初級訓練，該校位於當時的列寧格勒。普丁從小就聽著蘇聯宣傳 KGB 特工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英勇事蹟長大，十幾歲起就夢想著成為情報員。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包括五年在當時共產東德的德勒斯登效力，普丁澈底成為 KGB 的人。當然，我們對於他身為蘇聯間諜所做的工作細節幾乎一無所知，但唯一能確定的是，在普丁那個時代，KGB 投注了大量資源在積極措施上。直到普丁在一九九〇年以中校軍銜退役時，他已經吸收了大量的經驗。
有強力證據證明，普丁之所以能在九年後當上俄羅斯國家元首，本身就是建立在有史以來最大膽、無情、血腥的積極措施之上。從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開始，俄羅斯遭受了一波不尋常的恐怖攻擊。在十七天內，大型炸彈分別在莫斯科的一個購物中心和四棟高樓公寓中爆炸。第一棟位於達吉斯坦 (Dagestan) 的布伊奈克斯克 (Buynaksk)，接下來兩起爆炸則相隔四天，發生在位於莫斯科的兩棟公寓，最後一枚大型卡車炸彈則在伏爾加頓斯克 (Volgodonsk) 的九層樓公寓外爆炸。炸彈在夜間爆炸，盡可能拉高平民的傷亡人數。總計約有三百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經過粗略調查後，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丁指控車臣分離主義分子犯案，並以這些爆炸案為開戰理由，為血腥鎮壓車臣這個難以管束的穆斯林多數共和國尋找正當理由。
但爆炸案真相卻與官方說法出現重大出入。最大的不同是，雖然出現四次成功的炸彈攻擊，但在第一次爆炸案後，因為緊繃的氛圍，還有三次攻擊被鄰近居民擋下了。其中一個在利珊市 (Ryazan) 被擋下的爆炸案中，肇事者被逮捕，而他們當時就帶著 KGB 的繼任組織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發行的證件。
當局對於這項發展沒有統一的回應。他們先讚揚了利珊市民對車臣恐怖分子的警覺，又在 FSB 特工被捲入嫌疑時改變了口徑，將整起爆炸案說成是安全演習。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所有要求對爆炸案進行獨立調查的請願都被蓄意阻撓，而質疑官方報導指控車臣人的俄羅斯人則遭到無情迫害。其中最知名和堅決的質疑者，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 (Anna Politkovskaya) 和前特工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 (Alexander Litvinenko) 均被謀殺。針對這些暗殺事件的獨立調查都指向俄羅斯安全機構涉入犯案。
如今，獨立的俄羅斯專家的共識是，公寓爆炸案是由 FSB 一手策劃的，目的是要保證普丁順利就任總統。爆炸案似乎混合了兩種行動：一方面是將恐怖攻擊嫁禍給無辜一方的栽贓行動，一方面也是血腥的積極措施，目的是控制俄國。無可否認的，不論是公寓爆炸案後的民族主義狂潮，或普丁針對車臣分離主義發動的戰爭，都使他得以完全控制俄羅斯。
一九九九年的公寓爆炸案讓普丁的性格表露無遺。對於能夠做出這種規模的積極措施的普丁來說，網路成為最重要的強化器。新資訊生態系統的完全開放，基本上解決了早期阻礙蘇聯行動成功的所有問題，而且和過去行動比起來，如今的成本低得不可思議。KGB 老手登入臉書或推特，簡直就像讓小孩子進到糖果店。
近年來俄羅斯最著名的積極措施就是成功影響了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值得注意的是，它將蘇聯散播假消息的原有手法與網路時代的工具相結合。但這個惡名昭彰的行動反而掩蓋了一件事實，那就是美國大選只不過是俄羅斯一長串網路積極措施行動中的最新作品。
歐巴馬時代的美國駐俄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 (Michael McFaul) 講述了成為假消息行動目標的當事人是什麼感覺：
二〇一二年三月四日（俄羅斯）總統選舉當晚，一個看起來和我一模一樣的推特假帳號發表了對選舉程序的批評，當時投票甚至都還沒結束。俄羅斯媒體開始瘋傳這則消息，和部分俄羅斯官員一起指責我公然干涉選舉過程。假帳戶的伎倆如此高超，連我們大使館也花了一段時間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我剛開始也以為是我的其中一個員工作亂，用我的名義發文。直到後來我們才發現，假帳號用大寫I（@McFauI）取代我帳號中的小寫l（@McFaul），兩者看起來幾乎毫無二致。我們最後解釋了發文來自假帳號，但當時新聞早已鋪天蓋地報導了幾個小時。
這是 KGB 慣用的積極措施：處心積慮破壞任何美俄和解的可能。麥克福爾後來回想，這正是「扼殺『重啟』的抹黑」。所謂的重啟，指的是歐巴馬政府試圖修補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但失敗的努力，使它成為積極措施影響現實世界外交後果的案例。對於俄羅斯來說，虛構現實正是治國的工具之一。
網路積極措施的快速有效，促使俄羅斯嘗試更大膽的策略。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在休斯頓市中心崔維斯街（Travis Street）發生的對立示威。在街道的一側，大約一百個保守派示威者聚集號召「阻止德州伊斯蘭化」。在另一側，美國穆斯林聯會 (United Muslims of America) 則在訴求「拯救伊斯蘭的知識」。現場氣氛緊張，雙方辱罵聲不斷。後來的調查卻發現，這兩起示威活動的發起都來自俄羅斯的積極措施行動。
崔維斯街的行動在位於聖彼得堡的幕後主使者網路研究機構（一個普丁進可巧加利用、退可撇清關係的積極措施機構）眼裡，大概會被視為失敗。他們的理想狀況是：對立的示威會升級成暴動，進而引起主流媒體的關注，加劇兩極分化和紛爭，而這正是克里姆林宮的目標。這並沒有發生，但行動也沒有花費到什麼資源。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的北卡羅萊納參議員理查．波爾 (Richard Burr) 在二〇一七年公布了對該事件的調查，估算克里姆林宮只需花費兩百美元在臉書打廣告就能策劃這次行動。失敗的成本這麼低，網路研究機構就能把機率法套用在積極措施上。就像石油探勘者會願意挖一百口井，即便其中九十九口井都是乾涸的，只要其中一口井能挖到石油就是大成功，俄羅斯算一算，即便他們失敗率是百分之九十九，最後還是能大獲成功。
他們算得沒有錯。
就像冷戰時期蘇聯的假消息行動一樣，俄羅斯的積極措施要成功，就必須讓假消息在權威媒體上得到報導。網路時代分散的媒體生態讓這條路更容易達成。一個假消息可以從社群媒體的外圍開始傳播，如果有夠多人分享，假消息就可能獲得新興極右派媒體圈注意，這個媒體圈的核心是布萊巴特新聞網 (Breitbart) 或其他主要網路假消息傳播平台。之後，福斯新聞等保守派主流媒體就可能轉載。然後，剩下的媒體就不得不跟進報導。結果就是，嚴謹的新聞報導和徹頭徹尾的假新聞開始混雜在一起，閱聽者愈來愈難分辨差異。而隨著我們即將探究的「深偽技術」(deepfake) 出現──一種在照片或影片中替換他人人臉圖像的技術──數位版本的積極措施也已經成為了可怕的新興戰略威脅。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梅麗莎．李 (Melissa M. Lee) 將這種策略描述為「顛覆性國策」：將顛覆視為替代傳統軍事力量的低成本策略。這個觀點認為，新形態的數位顛覆行動在全面開戰的軍事行動以及單純的政治宣傳之間創造了一個灰色地帶。而對於這個灰色地帶，西方政策制訂者尚未找出方法對應。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的研究員將這種新策略描述為「謊言的連珠炮」(firehose of falsehood)，因為它有兩個特徵：「大量的媒體管道和訊息，以及厚顏無恥地傳播片面事實或澈底謊言。」他們指出，現今的俄羅斯政治宣傳「既快速、持續不斷、重複出現，而且最重要的是缺乏一致性」。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成天自相矛盾，因為它的目標不是要使人相信假消息，而是透過不斷重複，從而干擾真實報導的傳播，同時混淆視聽。
為了推動「謊言的連珠炮」，網路研究機構十分依賴機器人軍團來放大網路假消息的影響力。機器人軍團是「一群電腦，透過網路感染惡意程式而可被遠端控制，例如發起阻斷服務攻擊」。毫無疑問，它們是後真相的強大武器。但是過於強調這些機器人軍團的影響也不是好事。
機器人軍團在做的事，其實和許多網路用戶不謀而合，也就是為某種程序推波助瀾。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教授思南．艾瑞爾 (Sinan Aral) 發現，在推特上，真人用戶轉發假消息的機率比轉發真實消息高出百分之七十左右。真實消息平均大約需要假消息的六倍時間才能接觸到一千五百名推特用戶。在推文串（一連串的轉推）的每一層，假消息的轉發都比真實消息更廣泛。
研究對於這項發現所提出的解釋令人擔憂：人類就是喜歡新奇的事物。人類行為反映出來的並不是偏愛假消息，而是偏愛意想不到、令人震驚和新奇的事物。理所當然，假消息往往比真實消息更出人意料、更嚇人、令人嘖嘖稱奇。而如今，假消息來源不必再煩惱如何騙過真實性審查，更可以隨心所欲地製造各種驚奇又吸引人的故事，而我們也看得欲罷不能。
新聞業有個老笑話，就是某些報導實在「好到不想查證」。也就是說，某些報導的故事如此完美，讓人感覺進行查證實在太可惜，而且可想而知，最後總會發現故事的真相並不如原本的報導那麼引人入勝或值得分享。對於專業編輯來說，「好到不想查證」只是個笑話，嚴謹的出版品當然會進行查核，這是他們必須做的。一個經過嚴格查證的報導，比起沒經過查證的報導，往往失去了生動趣味，也沒那麼值得分享。
相反的，對於散播假消息的來源而言，「好到不想查證」是他們的使命宣言，也是他們的關鍵優勢，讓他們能夠創造人們忍不住分享的故事。網路的完全開放性和資訊守門人角色的減弱成為關鍵優勢，使他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操作。由於阻擋假消息入侵社會的政策和制度已經破破爛爛，操縱後真相的幕後黑手發現自己就像在沒有守門員的情況下踢罰球。
讓情況更混亂的是，積極措施形式的政治宣傳手段也有方法能夠占據主流資訊空間。舉例來說，在美國，當地的六點新聞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不摻水」報導的淨土，但在像是辛克萊廣播集團 (Sinclair Media) 這樣的巨頭戰略性收購全國各地的地方電視台後，他們開始製造看起來像一般新聞，實際上報導卻非常偏頗的電視節目。辛克萊似乎將傳達共和黨的論點當作主要任務；當民粹主義、兩極分化和後真相恣意主宰時，這種模式就會不斷上演。
在委內瑞拉，被認為與執政黨有密切關係的背後金主收購了該國歷史最悠久的主流報紙《環球報》，以及其主要的二十四小時新聞網全球電視 (Globovision)，並迅速將它們轉變為政權傳聲筒。他們特意不更動報紙和電視台的外觀和風格：《環球報》的字體和版面維持不變，同樣的，全球電視的主題音樂、商標沒有變，也留了許多記者。除了非常少數對於政治敏感的菁英階級以外，大眾很容易就忽略這次收購。但報導內容逐漸發生變化，直到電視台和報紙內容和其他政治宣傳管道內容再無分別。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尼、蒙特內哥羅、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波蘭、俄羅斯、塞爾維亞、坦尚尼亞、突尼西亞、土耳其和烏干達等國家。媒體公司從獨立到悄悄轉變為政府喉舌，早已成為祕密專制政權下的普遍現象。在這些案例中，政治宣傳都在傳統新聞的包裝下精心製造迷惑閱聽者，並使他們感到混亂以至於被牽著鼻子走的媒體內容。
在二〇一九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我們看到社群媒體巨頭都像在打地鼠一樣，疲於奔命地想趕上偽造者的速度，快速刪除層出不窮的假新聞專頁。在當年五月的短短一個月內，臉書關閉了二十七個分享了「反猶太、反伊斯蘭教、反移民、反 LGBT 和反女權內容」的專頁，這些專頁總計有兩百萬名波蘭追蹤者。就在一週前，臉書也在義大利關閉了二十三個散播假新聞和反移民內容的專頁，這些多半親政府的專頁加起來總共有將近兩百五十萬名追蹤者。同年四月，西班牙也有十七個類似專頁被關閉，這些專頁也擁有總共一百四十萬追蹤者。
任何能夠讓民主社會兩極化和分裂的事件都是政治宣傳的機會，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二〇二〇年年中，牛津網路研究所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的研究人員發現，背後有中國、伊朗、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家支持的新聞和傳播媒體，正持續向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的社群媒體用戶散播有關疫情危機的假消息。每個國家的宣傳機構著重的假消息類型各有不同，例如中國和土耳其的媒體更強調宣傳該國在對抗疫情的角色，而俄羅斯和伊朗的媒體則樂於興風作浪，在目標國家的社會中散布關於疫情的陰謀論，故意激起爭端，其中許多假消息更是專門針對拉丁美洲受眾。但無論散播假消息的目標為何，背後有國家支持的政治宣傳機構內容都「比法國《世界報》(Le Monde)、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 和西班牙《國家報》等著名新聞來源的文章擁有更高的平均互動率」。
在這些國家，傳統媒體仍在努力與假消息散播機構競爭。但傳統媒體卻有一個嚴重的劣勢。堅守傳統新聞準確性和查證標準的真實報導永遠無法在「新奇性」這個重要項目上與假新聞競爭。而如之前所述，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會去尋找新奇的資訊。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新聞功能失調，使劣質的報導有系統地驅逐了高品質的報導。
※ 本文為商周出版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2). 以民主之名的獨裁. pp. 197-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