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珍妮．奧德爾 (Jenny Odel)
有時候，我們也很容易將資本主義的「時間性」視為與「時鐘」格外相關，儘管時鐘確實在時間紀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時鐘只是眾多計時工具中的一種而已，唯有與特定目標或宇宙觀相結合，才能顯現它的完整意義。奧馬利注意到了十九世紀美國時鐘的「模糊定位」：
它們可以代表工業和商業，代表機械的完善，代表線性的時間和未來的進展。但它們也可以代表停滯，代表季節的循環，畢竟，指針在錶盤上不斷轉動，而不是走向未來。2
機械效率也不是工業資本家的專利。首先，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機械，因為人類在數千年來一直研究環境，設計省力系統，世世代代將環境系統化。即使你在尋找非常傳統的機械裝置，在凱瑟琳．比徹3於一八四一年編寫的《家政論》(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中，也能找到節省時間的作業方法，4這本家政權威著作問世的時間比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的《科學管理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要早得許多。比徹設想一種生活空間和工作模式，能夠減少婦女在家務上的時間和精力（設備齊全的廚房的興起就是拜比徹這本書所賜）。然而，這種效率的目標很明確：比徹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節省勞動、節省金錢、維持健康、維持舒適和良好品味」。
相比之下，資本主義版本的時間是由「強度」和「標準化」的最終目標來定義，這個目標就是──為公司增加資本。畢竟，在《摩登時代》中，直接襲擊卓別林所飾演角色的，不是生產線，也不是餵食機器，加快生產線速度的是總裁，把流浪漢綁在機器上的是管理階層。正如今日人類設計了客服中心和外送APP一樣，是人類作出這些決定。（反之，馬克思可能也會指出，這些人只是聽從資本的命令。5）在《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中，哈利．布拉弗曼 (Harry Braverman) 以一九六○年代一家保險公司的副總裁為例子說明這種區別。這位副總裁對於他的打孔機操作員的瘋狂節奏佯裝冷漠，「（他）評論說：『他們所缺的只是一條鍊子。』又說機器讓『姑娘』一直待在辦公桌前，不停地做打孔的單調動作。」在註腳中，布拉弗曼揭穿了這位副總裁的謊言：
這位副總裁向我們清楚展示了一種拜物教觀念，將問題歸於『機器』，而非運用它們的社會關係。說這番話時，他清楚知道，把員工栓在辦公桌前的，不是『機器』，而是他自己，因為他在下一句話中指出，在該機房中，員工的產量是都有記錄。6
這正是思考泰勒制度最有幫助的角度。泰勒制度源於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精簡工業工作流程的一套做法，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則》中，泰勒概述幾種方法，能夠將動作分解為最小可測量組成部分，然後再以最機械化的有效方式重新配置。科學管理的支持者制定鉅細靡遺的時間表，進行「動作研究」，並使用長時間曝光的照片，把燈光固定在員工的手上，以分解他們的動作，進一步了解可以如何調整。《工廠雜誌》有一篇文章詳細介紹其中幾個方法，清清楚楚提出了一個等式：「節約的方法就是縮短時間……提高每單位時間產出的人就是時效分析師。」7
身為時效分析師，泰勒以追求效率的狂熱而聞名。布拉弗曼提到，泰勒在年輕時曾對自己進行「泰勒化」：他計算自己的步數，計時自己的活動，分析自己的動作。8一九七○年代，他在一家技術先進的鋼鐵廠當上班長時，把提高效率的動力引入他所領導的機械師團隊。他觀察到工人之間存在著「系統性偷懶」的現象，彼此之間就合理的產出速度和數量達成共識，而這個產量恰好遠低於泰勒認為他們的能力。
在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泰勒說自己數年來孜孜不倦，設法打破工人的團結，讓他們採用他更加認真的方法。他不斷地向工人示範，但他們一轉身又用老方法。當他聘用不熟練的工人接受新方法的培訓，這些工人也和其他人一樣，拒絕加快工作速度。有一次他告訴他們：「明天我會把你們的工資減半，從現在開始你們以半薪工作，但你們只需好好工作一天，就能賺到比現在更高的工資。」類似於喬治．華盛頓的「二十四小時」，泰勒對好好工作一天的定義是最大化，即布拉弗曼所謂的「粗略的生理解釋：工人在不損害健康的情況下所能完成的所有工作」。
我們不妨再問一次：誰在計時誰？科學管理不只是一個衡量工作和提高生產力的問題，更是一種紀律和控制的手段。泰勒與工人多年的交鋒顯示，只要工人掌握了工作流程的知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工作的節奏。泰勒制度在強化的同時，也分解和規範了這個過程，把知識集中在雇主手中，而非員工手中。泰勒寫道：「在我們的系統下，工人會被詳細告知他該做什麼、該如何做，他對命令的任何改進都有礙成功。」如此一來，泰勒制度讓勞動變得更加抽象、更加可替代，加速了一個一般被稱為「去技能化」(de-skilling) 的過程，除此之外，也深化不同類型的時間價值之間的鴻溝。布拉弗曼解釋得很好：
在勞動過程中，每一步都盡可能脫離專門的知識訓練，淪為簡單的勞動。另一方面，那些專門的知識和訓練保留給相對較少的人，這些人也盡可能地擺脫了簡單勞動的義務。於是所有勞動過程都被賦予一種結構，時間無窮寶貴者與時間幾乎一文不值者之間產生了極端的分化。9
時效分析師是「高級思想家」、顧問和創意人的前身，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能夠說出自己的時薪，因為他們工作的某些內容東西似乎是無法言喻的，且尚未與他們身為「人」的身分疏離。商業大師大衛．辛（David Shing，又名「Shingy」）可能是擁有自己「生產手段」（思想手段）的一個荒謬極端。INFN 的物理學家對於製造業的工作表達鄙夷，因為他們的工作從未如此與他們本身疏離，而是介於某種中間地帶。相比之下，對於那些被時效分析師計時的人來說，工作變得更像是《摩登時代》中流浪漢在生產線上的工作：統一一致，非常容易計算時間，工人的自由支配權越來越小，也因此變得更容易被取代。阮丹圖10發現，這種發展只是標準時間和控制之間舊有關係的延伸，他說：
公制時間首先給了我們對海洋的統治，然後是對陸地的殖民；它教導我們如何在工作中組織我們的身體和動作，以及如何在工作完成後休息。11
泰勒制度中對於「被計時者」和「計時者」之間的劃分，只是長期以來沿著性別和種族線路分工的一個步驟。首先是有薪工作和無薪工作之間的界線──誰的時間、誰的勞動才是金錢的問題（我將在第六章討論女性主義思想家就這個議題的意見）。在美國，當家務勞動成為有報酬的工作時，往往是由黑人婦女來做，與直接產生利潤的工作相比，家務勞動的價值當時被貶低了（現在亦然）。1213
泰勒制度帶來了去技能化，代表「有生產力的」有薪勞動內部出現了分裂。直到二十世紀晚期，美國工廠的黑人工人仍舊不許從事機械工作，只能從事體力勞動。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軍事情報工作的女性負責繁瑣且重複的計算，因而產生了「千女孩」(kilogirl) 一詞。（一位千女孩「大約是一千小時的機器計算勞動」15。）似乎工作所涉及的時間監視越多，就越不可能由白人或男性來完成。二○一四年，亞馬遜公司發布一項數據，顯示他們員工結構出奇地多元化，接著卻有進一步的消息指稱，大部分的「多元」來自亞馬遜物流中心的黑人和拉丁裔員工。到了二○二一年，情況仍然非常不理想。16
工作越零碎、越需要精確計時，就越是無意義，這與馬克思對「自動機」的描述不謀而合，「工人本身只是（自動機）有意識的連動裝置。」17二○二○年，某服裝製造商的前員工抱怨說：「你的動作受到控制，就像他媽的一切都受到控制一樣。」18潔西卡．布魯德19在一篇描寫 UPS 司機工作的報導中，描述一輛卡車設有幾乎可以驅動司機的感應器：「（感應器）會在他打開車門、倒車、踩剎車、空轉、繫上安全帶時回報。」20把資料傳回 UPS 的系統叫「遙測」(telematics)，名字取得很巧妙，因為「遙測」一詞起源於軍事背景。甚至還有追求效率的時間和動作研究（類似於泰勒的研究），告訴 UPS 司機「如何使用汽車鑰匙，筆該放在哪個衣袋裡（慣用右手的人應該使用左側口袋，反之亦然），下貨車後如何選擇一條『步行路徑』，搭乘電梯時如何打發時間。」
在這個例子中，這種效率的直接原因相對簡單。布魯德寫道：「時間就是金錢，管理階層非常清楚時間的價值。」接著引用該公司流程管理部門高級總監的話：「一年下來，每位駕駛員只要多投入一分鐘，累積起來就是一千四百五十萬美元。」不過，這些時間也以另一種方式變成了金錢，透過遙測系統（如UPS使用的系統）收集的資料，也被用來為無人駕駛汽車做準備。21
二○一九年，英國廣播電視頻道 Channel 4 的《超級工廠的秘密》(Secrets of the Superfactories) 節目介紹亞馬遜公司的倉庫，大部分產品分檢工作已經轉移到自動貨架上，貨架能像掃地機器人一樣平穩移動，看了令人不寒而慄。倉庫中仍然有人類員工，但比之前少得多。22在所謂「熄燈工廠」的全自動製造中，人類的數量幾乎為零。日本公司 FANUC（富士自動數控）有二十二家工廠，機器人每週七天全天候在工廠中自我複製，它們不只工作出色，甚至還不需要暖氣或空調。Autodesk 軟體設計公司有一篇文章以特斯拉和蘋果等客戶為例，指出「FANUC 自我複製機器人的工作穩定性創下歷史新高」。23
然而，在一個沒那麼搶眼的永恆中間狀態中，有些人類非但不會被機器人所取代，反而還必須表現得更像機器人。在《準時打卡》一書中，根德斯伯格描述了自己的身體對這個現實的感受，哀嘆人類「越來越必須與不會疲倦、生病、沮喪或需要請假的電腦、演算法和機器人競爭」。24當她最後因為身體痠痛和疲倦在亞馬遜倒下時，一位老員工幫她從公司設置在倉庫一樓的自動販賣機買了布洛芬止痛藥25，還提醒她：「小心不要吃過頭，我現在得吃四顆才能達到兩顆的效果。」鑒於自身的經歷，根德斯伯格非常理解泰勒，因為泰勒期許工人也能分享到生產力成長所創造的價值。然而，根德斯伯格隨後指出，在美國的經濟成長與工資的關係圖中，自一九七○年代後，工資線急劇下降，偏離了生產力線，26增加的生產力非但沒有帶來自由時間，也沒有替美國工人帶來更多的金錢，反而使他們的時間變成了更多的金錢，而這些錢卻進了別人的口袋中。
※ 本文為平安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解放時間. pp.57-64，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