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我們必得和過去維持一種破敗的關係 | 哲學新媒體
來稿

我們必得和過去維持一種破敗的關係

《父輩的罪惡》導讀
蘇珊.奈門試著探究、比較和檢討德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如何面對和處理過去犯下的惡:德國必須面對的是納粹之惡,美國必須面對的是過去的奴隸制度、以及延續到當代的種族恐怖之惡。臺灣和美國相似,人們因為對歷史之惡的不同理解和同情嚴重分裂。我們需要和過去保持一種破敗的關係,或許這是我們在民族國家中尋求團結唯一的一種正當方式。

您在這裡

難度:
1

文/ 陳嘉銘(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蘇珊.奈門 (Susan Neiman) 原來是一位研究啟蒙思想的出色哲學家。她的哲學寫作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為「成年」辯護,她批判當代社會崇拜青春,迷戀永遠作個青少年,「長大」成為走下坡、放棄夢想和負擔責任的代名詞,不再有吸引力。她十分大膽地指出啟蒙哲學家能讓我們重新嚮往成年,顛覆我們不願長大的時代精神。另一個方向是關於「惡」的寫作,她早期探索了近代從萊布尼茲以來探討惡的哲學思想,本書則是她走出啟蒙研究的力作,也是她最受歡迎、最被肯定的作品。

《父輩的罪惡: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向未來?》
奈門以極為原創的比較歷史視野和豐富的訪談材料,與許多哲學家對話,試著做一件或多或少將觸怒美國人的工作:鼓勵美國人向德國學習如何處理過去社群犯下的大惡。美國人一向自豪自己和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例外主義,而且自詡是世界民主國家的道德領袖。他們肯定會懷疑德國人犯過納粹的大錯,該好好自我反省,豈有資格作美國人或者世界任何國家的學習對象。

奈門試著探究、比較和檢討德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如何面對和處理過去犯下的惡:德國必須面對的是納粹之惡,美國必須面對的是過去的奴隸制度、以及延續到當代的種族恐怖之惡。她爬梳兩個國家如何長期逃避面對歷史之惡的心態和作為,進一步探究兩個國家晚近三十年如何開始處理過去之惡。

紐倫堡大審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逃避面對納粹惡行長達四十多年,許多納粹隱身在政府和大學中。一九八○年代民間才開始浮現要求政府面對納粹之惡的聲音。但是一直要到一九九○年德國統一之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才不得不去面對納粹犯下的惡行。德國將近三十年的努力有了相當成果,今日德國已經有兩千座教育和紀錄納粹罪行的紀念碑,單是柏林就有四百二十三個。二○○五年落成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面積有兩個足球場大,占據了柏林最中心和昂貴的地段。這個紀念碑竟只是起源於一小群西柏林人的倡議和游說。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人用了一個特殊的字融貫了他們處理納粹之惡的國家、公共與個人多層次的工作和過程: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這個德文字沒有中文對應,容我譯為「學習與過去共存」。這個字體現了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 的格言:「那些無能記住過去的人將被譴責重複過去」。

相較起來,美國在南北戰爭數十年後,南方州開始創造一種論述,南北戰爭是一場南方對抗北方侵略的戰爭,並且豎立起紀念碑紀念南方邦聯的戰爭英雄。這個論述掩蓋了奴隸制度的關鍵戰爭因素。戰後南方州廣設的吉姆‧克勞法嚴厲限制了非裔美人的工作、求學、居住和人身自由。從一八八二年到一九六八年,白人民眾私刑吊死 (lynching) 非裔美國人的人數高達四千多人。然而到了今日,除了一座「國家私刑紀念館」(National Lynching Memorial),全美沒有任何紀念碑紀念種族恐怖的受害者,沒有任何紀念館教育這些犯罪怎麼發生。南方許多城市和小鎮仍然聳立著南方邦聯英雄的紀念碑。一直到二○一五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槍擊案,一名白人持槍射殺了非裔衛理公會教堂中的九名非裔美人,紐奧良市長米奇.蘭德魯 (Mitch Landrieu) 才宣布移除市內四個主要的南方邦聯英雄紀念碑。但是幾個南方州立刻立法反制任何移除紀念碑的努力。

Susan Neiman
本書最有趣和最值得閱讀的地方是奈門廣泛訪問了許多在德國和美國從事處理過去之惡的實務工作者。他們包括了作家、博物館和紀念館的機構負責人、計畫主持人、社群建設者、工作坊帶領者和公共紀念建設的規劃者。她也訪問了反抗美國南方種族隔離政策和東德體制的英雄。這些實務工作者和人權實踐者,在奈門筆下侃侃而談,他們獲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們也嚴格自我批判,不輕易建議他人學習他們的做法。

一九九五年震撼德國的《德意志國防軍 (Wehermacht) 展覽》的策展者揚.菲利普.雷姆茨瑪 (Jan Philipp Reemtsma) 接受了奈門的訪問。二戰時國防軍的主要戰場在東線,德國人民長期認為國防軍不屬於納粹,他們是為了對抗布爾什維克黨的入侵而戰,為了保衛國土而戰,因此躲過了納粹的審判。但是展覽中的一千四百三十三張照片揭露了德意志國防軍有系統、有計畫地殲滅猶太人以及東部戰線的所有戰俘和平民。

哲學家透過經驗資料思索惡的問題並不少見。狄奧多・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和他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同僚們在一九四九年的德國啟動過一個稱為「小組實驗」的計畫。參與者包括農夫和醫生、家庭主婦和高中學生、公務員和祕書等等各行各業約一千八百人。他們被分成小團體,討論「德國的罪惡感」 (German guilt)。團體分組是要製造出一種好像在火車上遇到陌生人的氛圍,讓對話更自然和開放。阿多諾等人發現幾乎每個參與者都拒絕承認德國人的罪惡感,而且多數人都宣稱自己完全沒有反猶太主義——雖然他們的言行流露了對猶太人的歧視。

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是另一部經驗與哲學相遇的經典作品,她考察了負責運送猶太人的納粹親衛隊軍官艾希曼的許多資料,做了一個知名的哲學結論:艾希曼這些人犯下滔天大惡是因為他們不去思考 (thoughtless)。這樣的結論很受哲學家歡迎,從蘇格拉底以來,不斷自我質問一向是哲學的金科玉律。

Bettina Stangneth
但是鄂蘭的論證後來被(她沒有辦法取得的)歷史資料徹底推翻——儘管這無損於她的哲學洞見。哲學家貝蒂娜.斯坦奈特 (Bettina Stangneth) 在二○一一年出版的《耶路撒冷大審前的艾希曼》(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和鄂蘭做了精采的對話。斯坦奈特首先研究了艾希曼大量的筆記和回憶錄,震驚地發現艾希曼寫了很長的段落駁斥康德的道德哲學,與鄂蘭所謂的「沒有思考能力」的形象截然相反。斯坦尼斯繼而聚焦在那些圍繞和幫助艾希曼的人們,她研究了艾希曼在一九五七年每週在荷蘭納粹親衛隊軍官薩森 (William Sassen) 家裡和納粹軍官們聚會的錄音帶譯文。艾希曼自豪地承認他協助殺死了六百萬猶太人,他唯一遺憾的是沒有按照原訂計畫殺死一千一百萬猶太人,他寄望穆斯林接手完成這個願望。在聚會中他們詳細討論了如何巧妙偽裝成笨拙魯鈍的官僚以逃過審判。在紐倫堡大審後,沒有一個納粹被判超過數年的監禁,輕判者經常獲得減刑。

斯坦奈特在奈門的訪談中說,鄂蘭很單純地無法想像擅於思考的人會有意識地選擇惡。人們支持希特勒,或者普丁和川普,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思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太瞭解啟蒙的平等意義,他們憎惡平等,不想放棄屬於他們的特權。

奈門並不掠美,她忠實地記錄下了她訪談的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和智慧之語,也表達了自己不同於他們的意見。這帶來一個有趣的結果,你讀完這本書很可能更認同她訪問的某個對象,而不是奈門本人。本書提供了豐富的訪問成果,讓你自己扮演道德和歷史的偵探,能夠自己去思索和摸索有關惡的這個問題:

我們該怎麼面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群、或者我們的先人過去犯下的重大罪惡?

這是晚近三十多年來,不論是新興民主國家或者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最困難、也是最無法迴避的公共和倫理議題。敏銳的讀者恐怕已經注意到一件事。為什麼一直到晚近三十年,「面對自己社群之惡」才成為德國、美國,乃至我們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公共和倫理議題。我們作為道德人,難道不總是要作惡的人負起責任?如果我們也該負擔責任,難道我們不早就該感受到羞恥感或罪惡感?為什麼「面對自己社群之惡」過去從不曾是重要的公共和倫理議題?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讓我們深刻地瞭解我們在現代世界的政治情境。十九世紀以來,彼此強烈競爭的民族國家,在撰寫從兒童到青年的教科書的時候、在豎立紀念碑、成立博物館、以及建立所有民族國家的象徵的時候,念茲在茲的是要教育公民:我們民族面對壓迫者的挫折和奮起、愛國者的英雄事蹟、民族詩人的偉大作品以及我們純樸善良的風土——這些教育都是為了讓你為屬於這個國家感到驕傲。

驕傲感是現代民族國家最重要的公民教育基石。當你為國家感到驕傲,你就會熱愛這個國家,當你愛這個國家,你就會自願為了公利而犧牲私利,這是一切公民德行的來源。此外,如果要記住羞恥心,民族國家要公民記住的羞恥是別的國家如何欺負我們的羞恥,這是為了在公民心靈中灌輸復仇——或者好聽一點——復興民族的火焰。

然而這種民族國家記憶驕傲和羞恥歷史的方式,在一九八○年之後開始轉變。這要從一九七四年到二○○八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說起。在這段時間,全球出現了九十個從獨裁政體轉型為民主政體的新興民主國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很難完全迴避面對過去社群以國家之名犯下的罪惡。在建立民主體制之前,盧安達死了一百萬人、柬埔寨兩百萬人、波斯尼亞人死了十萬人、南非記錄了三萬八千個人權侵犯的個案、瓜地馬拉記錄了五萬五千人、東德監控人民的檔案可以鋪滿一百二十一英里的路。(臺灣促轉會在二○二二年的總結報告統計臺灣的政治案件受難人為兩萬零四百一十五人。)

新興民主國家無法只教育人們爭取到民主的正面事蹟。過去的惡仍然歷歷在目,加害者和被害者(至少他們的孩子和孫子)仍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裡。這些新興民主國家需要寫教科書、需要有歷史深度的公共論述、需要豎立紀念碑、需要成立博物館、需要正義(給每個人應得的對待)、需要培育好的政治文化。最重要地,他們的民主需要面對因為過去之惡,互相仇視和分裂的人民。他們無法迴避社群過去之惡的問題。這些問題逼迫著他們:我們為什麼要記住那些恐怖駭人的惡?我們要怎麼去記住那些帶來重大苦難的惡?

或許有人會建議為了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該選擇遺忘,畢竟人民想要的只是和平和財富。但是這是一個膚淺的建議。這個建議忽略了記憶無與倫比的特性:記憶無所不在。記憶穿透了產婦的接生房和幼兒園、拓印在我們的錢幣、路名、小學和公園;記憶抉擇了我們對空間規劃的想像、影響到我們對飲食、衣服顏色、遊戲和運動的喜好;記憶決定了我們什麼話敢大聲說,而什麼話我們只會迂迴地隱射;記憶也裁奪了我們視什麼為羞辱、什麼是恭維。沒有所謂中立的遺忘處理方式。如果民主體制不積極面對惡的記憶,你就放任了支持惡的記憶沉浸我們的日常生活。如果你有支持惡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而你沒有積極處理這些惡,這些未經處理的認知和感受就會傳遞到你身上。沒人能完全擺脫母親傳給女兒、父親傳給兒子的態度。

請容許讓我再質問,如果國家教育公民的不只是驕傲感,而且還要教育公民記住我們的社群過去犯下的重大惡行,公民就得要負擔起社群犯錯的羞恥感、承擔罪惡感,背負懺悔心。這樣公民還會想歸屬於這個國家嗎?這樣的國家會有團結嗎?我們想要這樣的民族、這樣的集體生活嗎?為什麼我們要記憶我們國家的罪惡?我們為什麼不採取方便一點的做法,只要把這些罪全部推給獨裁者、某個政黨、某個統治集團、好吧——寬鬆一點——推給我們的父母世代,全部推給過去,乾乾淨淨不就好了?

為了思索這些問題,讓我摘錄書中的幾個訪問。當年在東德組織「鑄劍為犁」運動的神父菲德利希.修雷美爾 (Friederich Scholermmer) 在奈門的訪談中說,他認為東西德都推卸了納粹的責任。西德人民把責任推給高層的納粹官員,東德則視自己為受害者,忽略了共謀的角色。永遠有人在強人崛起時會選擇關閉良心、倒向強人。為了戒慎我們再度墮入深淵,人們需要學習這樣的自我知識:「在我們成為被害者前,我們曾經是加害者;而正因為我們一開始是加害者,我們現在才是被害者。」(在臺灣戒嚴時期,很少人在孩童時期,能夠幸運地不支持獨裁者和威權政府。)

位於密西西比州的溫特學院 (Winter Institute) 的「歡迎筵席」(the Welcome Table) 工作坊1,一次只收不同種族的學員十五到二十人,成員首先一起度過一個週末假期,然後每個月聚會一次,長達一年半。工作坊有許多建立信任感的活動,然後才開始提出困難的問題。你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種族是個問題?黑人和白人成員開始回憶不同的兒時經驗。成員一起閱讀有關家和認同的詩,也被要求寫下和分享他們的詩句。小組再拆成兩兩一組,每個人和其他人分享他的同伴的故事。學習去傾聽、學習用耳去聽。溫特學院的風格是讓工作坊愈快樂愈好,堅持加害者和受害者一樣具有人性。建立信任感的過程需要直接去討論種族主義,成員學習自己過去怎麼吸收和繼承了許多歧視機制,發現如何去介入和挑戰這些機制。成員最後將一起完成一個政治倡議的計畫。

溫特學院的職員說,我們都知道種族歧視的事實,可是事實本身沒有治療的力量。我們相信的是「敘事的力量」(power of narrative),每個人的故事都需要被敘說。人們說談話很廉價,可是「真誠和有目的」的談話卻真的有效。溫特學院的指導原則是「心在當下,歡迎每個人,我們不是要在這裡去矯正任何人。

許多奈門訪問的實務工作者都說,只參觀一次集中營、博物館或者紀念館不會改變人,只有類似溫特學院的工作坊才會有效。人們需要同伴一起去尋找真理,因為你的環境有太多力量反對你去尋找真理,你需要有相同經驗的人的陪伴和支持。(臺灣面臨嚴重的歷史意識的分裂和衝突,導致我們無法處理獨裁者的各種紀念象徵。或許我們需要很大劑量的溫特學院。)

位於捷克科林鎮 (Kolín) 紀念 Feder 家族的絆腳石
奈門紀錄的「絆腳石」紀念碑是書中最值得注意的計畫之一。絆腳石計畫為每位納粹受害者在最後自願居住地的人行道上,置入一個 10cm×10cm 的混凝土方塊,上面的銅牌刻下受難者的名字和命運。現在無數的人經過這些牌子會停下來、閱讀和稟住呼吸。它們帶來的震撼非比尋常,因為它們就在你平常去超市、去看牙醫、去買彩券的路上。直到現在當年提案的藝術家剛特.德姆尼戈 (Gunter Demnig) 還親自安裝每塊「絆腳石」,他的基金會至今還收到許多安裝「絆腳石」的申請。德姆尼戈拒絕以大屠殺的形式紀念這些受難者,他們必須一個一個被記住。

容我再問,我們該以什麼形式記住惡?對惡的記憶絕非要在我們和惡之間豎立一道無法通過的牆,好像我們可以只認同英雄和受難者,然後把加害者驅逐到人類社群之外。正好相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紀念館」(Buchenwald Memorial) 的執行長沃爾哈德.克尼格 (Volkhard Knigge) 說,只展覽受害者的遭遇對社會沒有幫助。我們想要人們去問:誰想要這些惡?他們怎麼證成它的正當性?他們怎麼實現它?為什麼這麼少的反抗者?我們想要人們去問:加害者的動機和他們的社會情境,他們是在什麼社會結構下去做這些事?我們想要人們去問:如果是你生活在那個年代,你會做不一樣的事嗎?很多時候反抗不是生或死的選擇,但是你有勇氣反抗嗎?克尼格說,如果我們關心的是未來,真正重要的是思索惡發生的原因。克尼格因此批判德國在「學習與過去共存」的路上還遠為不足。

最後我不得不指出,儘管奈門舉的許多德國例子非常有啟發性和激勵人心,但是臺灣面對歷史之惡的情境更接近美國,而不是德國。雖然德國人對該如何處理過去有很多爭議,但是多數人對納粹的邪惡和歷史沒有很大爭議。但是臺灣和美國相似,人們因為對歷史之惡的不同理解和同情嚴重分裂。我們需要滿如天空星斗的「歡迎筵席」,讓不同族群的人都能有信任感、學習傾聽、安心地說自己的故事,相互陪伴去尋找真理,尋找惡發生的種種原因。當我們真誠地面對過去之惡,我們將不是勝利或失敗的一方,我們每個人都將擁抱一種殘破感,因為國家代表了我們去做邪惡的事。我們需要和過去保持一種破敗的關係,或許這是我們在民族國家中尋求團結唯一的一種正當方式。

※ 本文為衛城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Neiman, S., & 奈門 蘇珊. (2022).  父輩的罪惡: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向未來?. pp.vii-xvi。

Acropolis-意為「在高處的城市」,是文明發展重要的力量與象徵。出版集結各類知識的行為,即為現代的衛城。
訂閱會員推薦
推薦
0 人投票。
訂閱哲學新媒體,支持作者持續創作、打造長長久久的哲普推廣與哲學教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