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被稱作「第四權」（或稱第四階級）。這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它被視為和神職人員、貴族，以及平民之外影響力相當的第四個國民階級。在民主政治下，媒體擔任民主政治下監督政府的角色。不論是台灣的 NCC（國家通訊委員會），或是報刊自由委員會 (Hutchins Commission) 列出的五項媒體行為準則，目的皆在規束媒體人應做與不應做的行為，避免偏頗、誤導，甚至完全錯誤的報導侵蝕國家民主性。因此，保障「媒體自由」就是保障媒體能正當發揮監督的角色，散布正確知識並背負相關責任。但媒體自由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極權的強國讓民眾吃飽喝足就好，為什麼還需要獨立公正的媒體？

〈來幹電視台〉 (F@ck This Job) 是一部關於俄羅斯獨立媒體 Dozhd 的紀錄片，由 Vera Krichevskaya 所拍攝，紀錄十幾年來電視台的辛酸血淚史。Dozhd 以「樂觀頻道」為座右銘，即使歷經俄羅斯政治的風雲變色，也沒有停止追求揭露事實的使命。有趣的是，現在被視為普丁政權下媒體的一股清流的 Dozhd，其最初創立動機是報導文化、生活、時尚等相關主題。創辦人 Natalya Sindeyeva 家庭相對富裕，片中一開始的她追求時尚、參加各種派對，製造歡樂輕鬆的工作氣氛。

然而，近幾年來的政治變動使俄羅斯民主漸趨腐敗，Dozhd 與國家機器不停歇的拉鋸，也令觀眾看見 Sindeyeva 自身與電視台的轉變——報導目的已不再僅是提供娛樂消遣，而是傳遞事實與政治批判的使命。即使 Dozhd 具有強烈的政治性，〈來幹電視台〉的調性卻是隱晦溫柔，聚焦於 Dozhd 如何形塑、改變各成員的生活與價值觀。

俄羅斯平行世界下媒體自由的重要性

片中呈現俄羅斯獨立媒體所面臨的眾多衝突與對立，言論／媒體自由與國家威權為其中之一。俄羅斯政府積極控制媒體報導內容，並將 Dozhd 逼近絕境。在《媒體四論：極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以及蘇聯共產黨認為媒體該是什麼、該做什麼》1 中，作者將媒體分類為四：極權、新自由主義、社會責任，以及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媒體，並說明分別有什麼特徵、在社會中擔任什麼樣的角色。普丁上任後，俄羅斯政府極權色彩愈加鮮明，其操弄媒體的方式與馬基維利的國家治理方針不謀而合——在極權政府下，國家的穩定與進步高於一切。只有透過嚴格控制人民接收的資訊，方能達成目的。2愈挫愈勇的 Dozhd 不畏國家權威，積極與政府抗衡。片中時常透過畫面分割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俄羅斯媒體所製造的「平行世界」——當 Dozhd 的記者冒著生命危險以揭露人民的暴力抗爭時，其他電視台播的是名媛八卦、生活娛樂瑣事。

2022女性影展，紀錄片 F@ck This Job 劇照。

俄羅斯嚴密的媒體審查制度下，言論自由遭到壓縮，Dozhd 的遠大抱負展現在捍衛媒體自由的決心。電視台積極透過媒體揭露國家大事，在龐大壓力下仍堅持每天都必須主持政論節目。身為市井小民的電視台員工，卻願意為了媒體自由與國家拚命，值得嗎？

我們可以從哲學家漢娜·鄂蘭的訪談，了解為什麼捍衛媒體自由如此重要。她認為在嚴密內容審查的政治下，媒體自由不只是個人的意見表達或知識的追求而已，它關乎人的思考及判斷能力。

一旦我們不再擁有媒體自由，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極權或其他獨裁統治成為可能的條件是人們的不知情。 如果你不知情，你怎麼能對事物有意見？ 如果每個人都對你撒謊，你不會因此相信謊言，而是不再相信任何事情。 這是因為謊言，就其本質而言，必須被修改，所以撒謊的政府必須不斷改寫自己的歷史。 …… 一個不再相信任何事情的民族無法下定決心。 它不僅被剝奪了行動的能力，還被剝奪思考和判斷的能力。 這樣的民族使政府能夠為所欲為。3

對鄂蘭來說，行動與言論兩者密不可分。此外，只有透過言論對話，理性思考的能力才能蓬勃發展。因此，當以言論自由為前提的媒體自由遭到侵犯，便同時扼殺了人的行動、思考，和判斷能力，使國民淪落極權政府予取予求的對象。此外，從訪談中我們也了解讓民眾「知情」才能夠使民眾產生意見，進而反思、判斷，並做出行動。這也點出媒體自由不只是一種「想報導什麼就報導什麼」的言論自由的實踐而已，它還擴及一種職業道德責任，那就是保障公眾「知」的權利。

公眾「知」的權利

與鄂蘭相似的論點，可以從哈佛大學哲學家霍金 (William Hocking) 在《媒體自由》的篇章看到：

由於公民的政治義務受到威脅，接受恰當的媒體服務權利也成為一種公共責任。「媒體自由」一詞必須涵蓋兩套權利，而不僅僅是一套： 編輯者和出版商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公眾取得重要事實的權利，以作為判斷公共事務的基礎。後者在現今社會往往佔據優先地位。4

片中另一個常見的衝突是 Dozhd 員工善盡媒體責任與自身安全或維持生計的衝突。政府的不停打壓，使電視台遭到禁播、被迫搬家，使企業必須尋求其他商業模式以維持營運，像是付費牆訂閱模式，或是善用網路平台。或許正是因為在 Dozhd 工作如此艱困，能持續在電視台工作的都是具有強烈使命感的員工，並視傳播正確訊息、監督與批判政府為己任，即便與市場背道而馳，仍積極捍衛公眾「知」的權利。員工在片中的獨白揭示，Dozhd 已經不只是工作，而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結語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教授梅里爾 (John C. Merrill) 在〈專業化：媒體自由與責任的融合〉一文裡評析各國媒體現況。他悲觀地寫道：

現今，各國媒體要嘛缺乏權威與道德基礎，要嘛沒有自由與獨立性。它們反覆無常，做這又做那，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沒有為這一行提供實質的方向或目的。5

由此可知，合格的媒體應落實兩個重要職責：

1. 符合一套規範準則，作為民眾知識權威來源。
2. 自由發揮，不受外力左右。

這與前段媒體自由的兩套權利相呼應。前者保障「公眾取得重要事實」，而後者使「編輯者和出版商自由表達」成為可能。Dozhd 奇蹟似地在極權政府下生存，並試圖結合兩者。

電視台與俄羅斯極權政府的抗爭，可稱作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片中處處可見電視台的無力與接連的失望。然而，各個成員在極大壓力下仍堅守道德原則，在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間擺盪求生的過程令人感動，即使已經被政府完全禁播，Dozhd 不放棄使命，透過不懈怠的宣傳和網路直播，使媒體逃過種種難關，從普丁魔掌中死裡逃生。如同 Dozhd 身為媒體的使命，〈來幹電視台〉同樣透過影片紀錄，使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看見俄羅斯獨立媒體的特殊性。

• 1. Siebert, F. S., Peterson, T., Schramm, W., &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63).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2. Ibid., pp. 12-13.
• 3. Hannah Arendt: From an Intervie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6, 1978 issue
• 4. Hocking, W.E. (1947). Freedom of the press, a framework of principle :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p. 169.
• 5. John C. Merrill (2005), Professionalization: Fusion of Media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Global Media Journal, Volume 4, Issue 6, pp.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