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較起其他基本人權，人性尊嚴 (Human Dignity,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的概念與制度化發展算是相對晚的。直到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以及德國 1949 年生效的《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人性尊嚴不容侵犯，尊重並保護它是所有國家權力的義務。」才被廣泛接受。
然而，人性尊嚴的概念與其他基本人權並不相同，而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或認為人性尊嚴本身就是基本人權之一；或有主張人性尊嚴並非人權不能主張，而只是人權之基礎；甚至有堅持人性尊嚴在認識論上之不可能，因而不存在等。除了這些討論，也有些論述將「人性尊嚴」延伸到其他生命，追問動物有無尊嚴？若有，動物尊嚴與人性尊嚴的差異又是如何？直至現在，仍有許多討論。
法學領域中，尊嚴作為基本權理論的基底，在學理與實務上已多有討論；我國大法官歷年來對人之尊嚴的理解也有跡可尋。儘管如此，我們對於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 與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這三個概念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
如何理解尊嚴？
《基本法》制定之前，德國曾就「人性尊嚴」的來源有多許多的討論，或認為其來自於「自然法 (Natural Law, Naturrecht)」之理論；或認為來自於基督教神學的背景，人之尊嚴在於人具有似神的樣貌；或認為係基於對納粹時期的極權國家之反省與回應。然而，這些主張都無法回應「什麼是尊嚴」之問題。
對於尊嚴，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或認為人性尊嚴是一種「價值 (worth, Wert)」，或認為尊嚴是一種「身份 (rank, Status)」。
尊嚴作為價值
二戰後的德國公法學者 Günter Dürig 曾為文表示，所謂「人性尊嚴」即是一個由價值承擔者作為主體所預設的價值概念；「人」在這個意義下不得被收納為集體之中、作為客體，毋寧是一個自主、自我決斷且得以拒絕外來影響的個體；「人」雖然是原子式的個體，卻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與其他人共同形成了社會的基礎事實、國家乃至於國際間的成員關係。
在此意義下，整個基本權甚至可以被認為就是一種「價值體系」，其中心點便是人性尊嚴，而人格 (Personality, Persönlichkeit) 也得以就此開展。說到人性尊嚴作為價值，很容易聯想到的便是德國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在《道德形上學基礎》中所說的：「⋯⋯尊嚴，也就是沒有條件、無從比較的價值⋯⋯」，而「自主 (Autonomie) 便是人本質以及每個理性本質的尊嚴之理由。」儘管 Dürig 在其文章中並未直接引用康德的論述，但從其字裡行間，仍然可以找到一絲與康德理論相應的蛛絲馬跡。後來討論人性尊嚴的文獻，大多從康德的想法出發，在哲學上的討論更是如此。這樣的想法，在德國基本權的討論中，被稱之為「天賦理論 (Mitgiftstheorie)」。
尊嚴作為身份
相較於尊嚴作為價值，另一種看法則是將尊嚴視為一種身份。美國法政哲學家 Jeremy Waldron 便嘗試從法學的角度出發，認為與權利 (right, Recht) 直接連結在一起的尊嚴，與身份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甚至可以認為是所有權利的目的所在。
初見之時，尊嚴讓人想到某種尊貴的舉止；根據牛津英文字典，尊嚴更明確地與「有著明確的風采」、「舉止正直」、「自持與自我節制」、「謹持以待的」、「不自卑的、不讓人憐憫的、不苦惱的」或是「泰然於困境之中」等特性有所關聯。因此，人性尊嚴作為一種身份，意指人們在社會之中透過其言行、舉止及與自我展示而來的性質。Waldron 進一步將身份區別成「狀態身份 (conditional status)」與「類型身份 (sortal status)」，前者係指個人在特定狀態所表顯出來的德行；後者則是基於人之類型所來的法律主體身份。
類型身份表現出人的永恆狀態以及法律所關切的內容，無涉於特定的行為、成長、環境或是變化。這樣的想法並非 Waldron 之獨創，而是其來有自。早在古羅馬時期，便將尊嚴 (dignitas) 視為那些具有特定榮耀、特權，甚至足以擔當護民官之人所擁有的性質。然而，在現代意義之下，Waldron 並非將人性尊嚴限制在那些社會的「模範青年」之上；其認為，人性尊嚴作為人權之基礎毋寧屬於所有人固有的內在性質，換言之，人性尊嚴的現代意義與身份之平等有所關聯，因此我們可以將人類 (human being, der Mensch) 視為因其尊貴性 (nobility) 而具有尊嚴、身份而期待受到尊敬 。
進一步言之，因人之尊貴性而平等地具有尊嚴之身份，使人們得以在法之前平等地受到應得之權利與保障，Waldron 更認為，平等地受到法律保障之尊嚴身份，形塑了所謂的「法律公民身分 (legal citizenship, rechtliche Bürgerschaft)」；公民社會包含必要之個人自由權，如：人格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與信仰自由、財產權以及契約自由，與伸張正義之權利等，甚至是平等的聽審權，換句話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此外，Waldron 的「類型身份」看法所著眼的，也與康德論及人性尊嚴時對人的理解取徑相似。康德所謂之人，並非是指現象界之人，也就是經驗所及之人，毋寧是指人作為一種「類型 (genus, Gattung)」；人之所以擁有尊嚴在於其作為人之類型，而非因為他是什麼樣的人。
人有尊貴性，因而有尊嚴
根據 Waldron 對人性尊嚴的看法，人類之所以具有尊嚴，在於其身份之尊貴，與自然界的其他物種不同。人類文明之發展，乃至於近代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法律將個人權利制度化之保障，可以說是人類基於其自身之尊貴性而來的成就。德國社會哲學家 Hans Joas 在《人的神聖性》(Die Sakralität der Person) 一書中也主張，有別於近代「社會－國家」關係的世俗化，人權的發展毋寧是「神聖化」的過程，逐漸抬升人 (person, Person) 的地位，直到具有絕對不容侵犯之地位。
美國法史學家 James Whitman 也曾就死刑在大西洋兩岸——歐陸與美國——的歷史發展，指出相較起美國仍保留死刑制度，歐陸之所以在十八世紀以降逐漸廢除死刑的緣由。在美國這塊新大陸的拓荒歷史中，社會制度多由平民所設立，貴族也得適用這套制度，包含過去不及於己的死刑。歐陸社會則在啟蒙運動之後，肯定人之普遍尊貴性，平民與貴族並無二致，因此不再適用過去僅限於平民卻不及貴族的死刑。
反思
要言之，依據 Waldron 的看法，人性尊嚴作為一種身份，意指在公民社會之中人們享有從此一身份而來的權利，透過法律制度來落實，甚至獲得保障；同時，擁有此一身份的人們在公民社會之中，具有守法之義務且尊重他人。
然而，Waldron 的人性尊嚴身份理論仍有值得疑慮之處。例如，英國政治哲學家 Michael Rosen 曾回應 Waldron 的尊嚴身份論，認為這樣的看法一來忽略了人性尊嚴在觀念史的發展上——從基督教神學以來——的「價值」傳統。二來，這樣的看法可能會推論出違法之人不再具有如此高貴的身份，因而也不得以享有人性尊嚴，甚至可以違反人性尊嚴的方式對待之。
面對這樣的論述，對台灣社會來說，一點也不陌生。每每有重大社會案件發生，對我們來說，犯人或甚至只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性尊嚴、基本權利彷彿隨著他們被指稱犯下滔天大罪而同時被剝奪，甚至有律師撰文表示，不會為這樣的人辯護——但他可能忘記了《律師法》第一條便規定了「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
人權似乎不應因人而異，該律師的想法卻或多或少地呼應了對人性尊嚴身份理論的批評：失去這個因人之尊貴性而來的尊嚴身份，也失去了因人性尊嚴而來的法律保障。Waldron 可能不會同意這樣的批評，畢竟他所謂的「身份」是一種人之類型，只要是人便具有，不會也不應該因人而異。總言之，他的看法提供了另一條思考的路徑，在「價值」甚至是「絕對價值」之外，思索人性尊嚴之概念究竟為何。人性尊嚴概念之辯難，也反映出它在觀念史上的多元與複雜性；應該如何理解它，我們仍在找尋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