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開始，許多國家遭逢的天災人禍迫使其國民流離失所，成為難民。我們在新聞上隨處可見難民營、難民船的蹤跡，而是否收容難民、收容多少難民亦成為多國的迫切議題，台灣也不例外。
舉例來說，二〇一七年時，台灣人權促進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便曾共同出版《國界上的漂流者》，與許多在台的難民和無國籍者對話、交流，並梳理難民議題在人權與法律層面的顯著性。1書中許多難民闡述了自己的處境：他們也許是因為族群身份或國內動盪而受政治迫害，流亡台灣；除此之外，其中也有許多人是移工在台生下的子女或外籍配偶。在此情況下，筆者認為，回顧鄂蘭對無國籍者的觀察也許更有助於我們理解難民的處境。
文章開頭，鄂蘭便說道，難民不想被稱為難民、不想承認自己是難民，甚至千方百計地主張自己與所謂「尤太問題」無關。3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人通常是因為發表了某些當局不容許的言論或做出否定權威之事之後，才成為難民，但卻有那麼一群人——尤太人——什麼事都沒做便成為難民。鄂蘭說道：
以往，難民僅是因為做了什麼行為或發表什麼政見而被迫尋求庇護的人。好吧，我們的確曾經尋求庇護，但我們什麼罪也沒犯，而且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曾妄想發表什麼基進的政見。4
也就是說，尤太人遭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deeds)，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 (identity)。在這種情況下，「合法性、亦即所有權利的剝奪，不再關乎特定罪行」，僅是因為自己無法決定之事而被排除至政治共同體之外。5因此，尤太難民到了新的國家之後，便著重於重建生活，遺忘掉自己的身份，亦即遺忘自己的歷史、語言與所有熟悉的東西。
在此，我們不難發現難民的兩難處境：難民若承認自己是難民，便代表他們是無國籍者，進而承認自己不受任何法律所保障、無法享有任何權利；但若不承認自己是難民，卻又無異於自我否定——否定自己的難民身份與尤太身份。
難民該如何應對這種棘手的情境呢？鄂蘭指出，大多數難民為了在新國家開始新生活，選擇忽視這些問題，假裝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他們不願多談過往，以免被認為自己沒有心要融入新國家、對新國家沒有信心，甚至會被當成悲觀論者。6然而，這並沒有解決上述的兩難，反倒使難民的處境變得更加矛盾。一方面，難民遭逢了數不清的苦難；另一方面，到了新國家後，他們卻只能以毫無根據的樂觀想像來說服自己再過不久就能融入新國家，成為新國家的一員，脫離一切苦難的根源——尤太人的身份。
鄂蘭以「柯恩先生」(Mr. Cohn) 為例。7柯恩先生是位「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德國人」，原先是位德國愛國者，但卻因尤太身份而受迫害，轉而向捷克尋求庇護。到捷克後，柯恩先生為了展現他想融入新國家的決心，便又立即成為捷克愛國者。然而，因為納粹進逼，柯恩先生不得已又前往奧地利，並像他在德國和捷克一樣，成為奧地利的愛國者。可是，到後來奧地利也容不下柯恩先生了，他便又輾轉到了法國，並準備好成為一位法國愛國者。鄂蘭無奈地說道：
我想我還是不要再詳述柯恩先生接下來的冒險旅程了。只要柯恩先生不振作起來當一個他真的是的人——尤太人——就沒有人能預測他接下來必定會經歷的所有瘋狂改變。8
尤太人因為無法改變的身份而遭迫害，成為「國界上的漂流者」；他們不斷假裝或催眠自己是別的國家的人，盡力融入別的國家以獲得國籍。他們的所做所為僅是為了滿足「改變」的慾望——「除了尤太人，其他什麼都好。」
鄂蘭描述了彼時許多難民的現實處境與心境，聽起來像是責怪尤太人，但她實際上並非譴責尤太難民。畢竟，要不是現實如此令人窒息，難民也用不著藉由想像來安慰自己。不過，〈我們這些難民〉的重點並不在於條列出種種現實問題（如國際關係、法律問題等），而在於描繪許多擺盪於樂觀與絕望間的難民：難民的樂觀出自個人心境，但政治現實卻將樂觀一掃而空。
許多難民跟柯恩先生有一樣的心態，樂觀地認為只要到了新國家並主張自己愛國，便能成為該國的一員。然而，生活上的種種不便卻讓他們無法維持這類樂觀想法。舉例來說，許多難民雖想像自己是「準公民」(prospective citizens)，但卻也同時是「敵僑」(enemy aliens)；9雖然認為自己只是個普通市民，但卻在日常生活中因為自己的尤太身份而飽受猜疑、四處被報社記者追蹤，甚至「連採購食物都要提防政治提醒(politically minded)」。10
流離失所的難民在對未來的嚮往與現實之間撕裂，導致許多人再也承受不住這樣的生活，逐步走向死亡，並讓倖存的難民無法再繼續樂觀下去。鄂蘭如此說道：
不。我們的樂觀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之中有一些奇怪的樂觀主義者，在發表一番樂觀言論之後，回到家中卻將瓦斯打開，或是爬上摩天大樓，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們似乎證明了，我們所說的喜悅其實是奠基於一種預備死亡的危險狀態 (a dangerous readiness for death)。我們的成長過程使我們深信，生命是至高之善，死亡是憂慮之最。然而，我們卻成了見證者與受難者，歷經比死亡更為糟糕的恐怖，再也沒有辦法找到比生命更崇高的理想。因此，雖然我們已經不怕死了，但我們也不想要因為什麼緣由而冒著失去生命的風險。與其回擊——或想著如何才能回擊——難民早已經習慣希望朋友或親人早點死去；一旦有人死去，我們便會帶著喜悅地想像：他帶著所有的煩惱一起離開了。最後，我們許多人也希望自己的煩惱可以一併消失，所以我們跟他們做了一樣的事。11
不過，令人難過的不僅是生命的凋零，更是倖存者的心態。在歷經多番苦難之後，許多難民將種種事件解讀為「個人的厄運」，並將自殺解讀為「個人的事」，一旦風波暫時平息下來，這些人便會重回「他們個人的生活」，並重拾那「瘋狂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鄂蘭說道，「與絕望僅一線之隔」。12
在鄂蘭看來，「因為身份而遭受迫害」遠非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但鄂蘭所說的政治並非統治或治理 (governance) 的意思，而是「共同體」(community) ——引申自 politics 的字源 polis（城邦）。為什麼不是個人問題呢？原因很簡單。如果是某個人做了某件事情而被剝除公民身份、被迫流亡海外，那還可能是個人問題；如果今天是一群人什麼事也沒做就被國家排除，不受任何權利保護，那以「個人問題」為由顯然解釋不通。
不過，政治問題會把人逼得這麼緊嗎？人難道沒有辦法脫離共同體而活？鄂蘭的答案是，人能脫離共同體，但那狀態下也許無法稱得上是在「活」。舉例來說，在集中營中的人便「僅是抽象且赤裸的人」，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但鄂蘭說道，「這是他們最大的危險」，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權利的保障，又與社會脫節時，就不再會被當人看待。13正是因此，鄂蘭說道：
人是社會動物，當與社會的連結被切斷時，生活便不再是件易事。道德標準比較容易在社會的紋理 (texture) 中維持下去；而當社會、政治和法律地位完全混淆時，只有少數人仍保有力氣來維持他們的正直。我們大多數人缺少爭取改變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勇氣，故轉而嘗試改變自己的身份。這個意味深遠的舉動反倒讓事態惡化：我們活在部分由我們自己製造的困惑之中。
難民因為身份而遭受迫害，而在樂觀的想像破滅之後，跌入絕望的處境之中。但難民並非就這樣一蹶不振。
如果尤太人是因為身份而失去法律地位與社會地位，那麼，與其不斷否定自己的身份，並融入一個否定自己身份的社會，倒不如重新認識尤太民族的歷史，並藉此做出改變。
鄂蘭指出，在尤太歷史中，有兩種主流敘事，一是任其擺佈、自認倒霉的賤民 (pariahs) 15，二是大量捐款給慈善事業、不停嚮往發大財，並請專家學者論證尤太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先定的和諧」(predestined harmony) 的暴發戶 (parvenus)。16但其實還有另一個較少人知道的尤太傳統，那就是「有意識的賤民」(conscious pariahs)。
所謂「有意識的賤民」，便是有意識到 (conscious of) 自己被當成賤民對待，但一來不願維持現狀，二來也不願成為無法改變現狀的暴發戶。這些人即便人數極少，且深知發表異議可能帶來的風險，但仍是努力嘗試開啟變革的可能，要求其他民族正視他們身陷於何種處境之中。鄂蘭舉了許多人為例，舉凡海涅 (Heinrich Heine)、范哈根 (Rahel Varnhagen)、卡夫卡、卓别林等，都屬於「有意識的賤民」。17鄂蘭自己是這麼描述有意識的賤民的：
這些少數堅持說出真相的難民，即使已經到了有點「低俗不堪」("indecency") 的地步，卻以他們的不受歡迎換得了一個無價的優點：對他們來說，歷史已經不再是一本關闔的書，政治也已經不再是非尤太人獨享的特權。他們知道，尤太人先是在歐洲被定義為法外之人，接著，幾乎所有歐洲民族都宣布不將尤太人納入法律保護範圍內 (outlawing)。18
有意識的賤民深知尤太人一直以來都被定義為法外之人 (outlaws)，不受任何法律所保護，因此，與其假裝沒這回事（普通賤民）或徒勞地以金錢收買人心（暴發戶），他們選擇冒險發聲，並藉此與其他民族之間有了連結。在鄂蘭看來，有意識的賤民深知尤太人自我否定的風險：尤太人之所以成為難民，便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不受其他族群所承認、甚至因自己的身份而被加以迫害；在此情況下，若尤太難民亦否定自己的尤太身份，那無異於證實了自己的身份的確該受否定。有意識的賤民不甘於自己的身份被如此定義，選擇冒險「做」出一種不同的尤太身份。
從鄂蘭的觀察中，我們知道難民一方面被現實逼上「瘋狂的樂觀」之路的同時，這樂觀又不斷破碎，化為絕望。鄂蘭的著作深深影響了許多政治思想家，亦對當代難民問題有許多啟發。對她來說，難民所受到的威脅，不一定是遭受物理攻擊而受傷，更常是「不流血的死亡」(bloodless death)，亦即沒有法律權利保護、不歸屬於任何政治共同體，因而被拋除在人世之外，成為赤裸的人類。19
儘管鄂蘭的分析主要關注在尤太人所遭受的待遇，但實際上這至今仍是許多難民的處境。他們因為國內情況或族群身份而遭受迫害，其中一部分人努力樂觀看待新國家，只求個生活平穩；另一部分的人則大聲疾呼，要求其他族群看重他們的處境，並大力抨擊不公不義。鄂蘭以「有意識的賤民」來形容不同於暴發戶、被掩埋起來的尤太歷史中的少數尤太人；但也許我們能將鄂蘭的分析範疇擴大至尤太人之外，稱這些人為「有意識的難民」——他們不願再維持現況，而欲與其他人一起組成共同體、一同行動、一同承擔風險並爭取變革。20
台灣是不受許多國家認可的國際孤兒，身處台灣的我們，也許除了不該對難民議題感到陌生以外，也應更理解（在台）難民的處境，並隨時注意他們是否遭受忽略，以及他們的權利是否遭到侵犯。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我們該與難民和無國籍者交流互動、一同爭取權益，並讓彼此之間產生連結，讓他們不必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