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死嗎？
古人大抵是怕的。怕到拜佛求神，尋丹問藥，建立龐大的陵寢和地宮，以期永生。甚至有言，講故事這一古老藝術形式的發明就是為了讓人類更好打發時間，而不會常常想到死亡。現代人也怕，從現代醫藥，基因科技到人工智能的發展，似乎無一不在印證弗洛伊德 (Freud) 所宣稱的生本能 (libido)。尤其當數位媒體與生命科技兩者碰撞，網上早有傳言，2050 年人類可實現長生不老。就像在 Netflix 反烏托邦系列影集《黑鏡》的 "Be Right Back" 中，女生用男朋友的社交媒體數據「重生」了男友。即使《黑鏡》太遙遠，也許你還不知道，在數位時代的今天，已經有幾種方法能使人低成本永生。
這也不是人類第一次試圖通過科技躲避死神的翅膀。本文帶你回顧幾個關於死亡的黑科技，再重新審視網路時代的數位邏輯，聊聊數位時代中，怎麼樣才算死透了。
按理說，科技是為了便利人類生存。然而換個角度，人類歷史也是科技與死亡的相愛相殺。以下是一些有關死亡科技的歷史片段：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技術的魔杖將世界變成了發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死亡工廠。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 (Oppenheimer) 看到爆炸產生的蘑菇雲，曾言「現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現在，幹細胞繁殖和基因編輯等現代醫學旨在延長生命並最終征服死亡，比如說死亡基因的發現。
在社交媒體領域，在線哀悼 (online mourning) 可以說是人類生存的延伸。當然，可以在線永生，也就意味著能夠通過審查和監視來進行虛擬處決 (virtual execution)，有時會帶來審訊和監禁的真實後果。在閭丘露薇一次關於中國政治諷刺作家遭受審查的採訪中，一位播客這樣描述他的虛擬死亡2：
我一開始沒死，只是被靜音，也就是說我能發帖子，但沒人能看到它們。幾天後，我無法登陸帳號，在微博上的所有痕跡都被抹去，就像我不曾存在過。
上述現象看似混亂而隨意，但它們的歷史軌跡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我們一直試圖欺騙死亡（例如死亡攝影、現代醫學）；意識到失敗後，我們利用死亡（如在線哀悼）。在政治上，死亡能帶來權力（原子彈），不是通過真實致死，而是通過預期將死（如虛擬處決）。死亡帶來恐懼，焦慮、信仰和責任，它們在人類歷史中構建了國家機器（如在線審查）。在經濟上，在線悼念儀式使死者繼續存在於社會經濟以及數據經濟中（如死者的人工智能帳號實現人機互動）。在線哀悼的盛行不僅表明有更廣泛的新型商業模式圍繞著它，還加深了數據經濟的參與。這種參與中，聊勝於無，可以利用勝於無法利用，鏈接勝於消失。
在我看來，被捲入線上哀悼的死者與市場中的新鮮牛排一般不可思議：他（它）們都放棄了對生命的自主權，為消費而生，其歷史意義被他人和市場操縱。抵達象徵性的永生方式無非包括藝術創造、宗教先驗，自然態度（比如老莊）和實驗狀態（比如嬉皮）。然而象徵性的不朽，與數位性之間的關係，就像臉書的悼念頁面一樣，既不活著，也顯然沒有安息。
這是一個公開的臉書紀念頁面。諷刺的是，在線哀悼儀式和死者數位人格化都有問題，因為它們剝奪了悲傷本身。以臉書逝者紀念頁面為例，其一，當悼念從私人儀式轉移到公開空間，已故的三千多萬臉書用戶的社交人格設定將首先崩潰。訃告圖片往往被精挑細選（有些是死者去世之前選的），以求給生者留下最後的記憶，而臉書紀念頁面把這種策展人似的精選 (curatorial selection) 變成了眾創 (collective effort)：儘管只有死者的好友能發帖，但所有人都可評論。共享創造了新的記憶，死者的形象變得更加複雜多面，做為集體成果也更加刻意和做作。某些紀念頁面上的信息並列顯得不合時宜，例如家庭陳述、社區訃告、籌款活動，子宮頸癌治療以及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地址都被列在一起，實在令人懷疑這樣悼念是否恰當。
其二，資本把死亡變成一種博取注意力的商品，許多案例都呈現出一種廉價媚俗 (kitschy) 的多愁善感。為了悼念死者，死者的親屬傾向於鼓勵和感謝那些評論或分享他們的訃告的人。有一篇帖子中，家人感謝社區分享兒子的悼念視頻，該視頻一天獲得超過 111,000 次瀏覽，相當於「全世界 111,000 人都在悼念和祈禱」。對於量化思想和祈禱來衡量死者的受歡迎程度這種做法，實在欠妥。牛津大學心理學家鄧巴提出這樣一个概念，人類受限於腦容量和時間限制，沒辦法維繫超過與 150 人的友誼關係。這也是所謂的鄧巴數字 (Dunbar's number)。每個人實際上平均有 5 個知心好友、15 個最好的朋友、50 個好朋友、150 個朋友、500 個認識的人，和 1,500 個見了面會認得卻不熟的人。《生活大爆炸》裡的 Sheldon 的上限是四個，在第二季中他新交了「朋友」Kripke 後，宣佈要放棄一個以前的朋友，並聲稱維持五個友誼是「體力活」 （結果是 Raj 出局）。簡言之，社會關係和友誼看似被互聯網放大，實際上卻暴露了不成比例的虛假。
但社交媒體確實讓人更容易放大「陌生人的善意」。由此引出我的第三點，Facebook 和所有社交媒體一樣，易受網路小白 (troll) 影響。由於社交媒體的可複製 (replicability)、可擴展性 (scalability)，持久性 (persistence) 和可搜索性 (searchability)3，死亡被俗世降級為供生者消遣的娛樂。比如有一條留言是這樣的 "R.I.P. mate I didn't know u bud u seemed very popular ur an angel up there now looking down on all off us." 為保護隱私，我隱去出處，但這種行為與在別人墓碑上塗畫「到此一遊」大同小異，大概是在表達「我不在乎你，但我想寫點什麼（雖然我語法和拼寫不太好）」。
這種近乎狂歡的死亡之舞引人思考：這到底是為了誰？我同意 Riechers 的解釋，她認為人類需要悼念，不僅為尊重死者，安慰喪親者，更是為應對凡人皆有一死並且可能終被遺忘的事實4。在死者因科技而繼續「活著」的生態環境裡，生者扮演怎樣的角色？我認為，死者被捲入這場媒體盛宴，實在是為了生者的利益；他們留下的數位遺物和象徵遺產也成為了生者的政治和經濟資本。不同於野獸的只知生、不知死，人類是「向死而生」的動物。海德格 (Heidegger) 也講到，存在 (Dasein) 是朝向死亡的持續運動，存在本身即矛盾的高潮5。這裡我們可以講述生與死的循環。生命終結於死亡，而死亡意識則是生命的強大動力。下文我想把生死循環的意義擴展到當代數位生態中，論證死亡本身與數位化邏輯相背。
馬諾維奇 (Manovich, L.) 設想了新媒體的五個一般原則，以理解正在經歷數位化和計算機化的當代社會和文化6。他認為所有新媒體對象都可以用數學方法編程（numerical representation，也就是由 0 和 1 組成的二進制），組合起來形成新的模塊化媒體內容（modularity，比如說程序員寫出新的命令）。在這個過程中，人類與軟體合作減少了人工策劃和排序達到自動化（automation，比如人工智能的自主學習）。因此，新媒體內容表現出適應變化的潛力（variability，比如網路迷母能夠隨網路環境而傳播進化），並進行建模轉碼以表達類文化（transcoding，比如說一張網路圖片其實是由 0 和 1 组合形成的）。以上述數位邏輯為基礎，我將論證死亡的本體論與數位邏輯不相容，因為死亡有這三個屬性：實體性 (materiality)、不具代性 (unrepresentability) 和不可分享性 (unsharablity)。
首先，死亡無法脫離實體。死亡是具體而類比的 (analogue) ，與馬諾維奇的數位編程相悖。而在數位化過程中，最接近實體的只是硬體工具。而死亡不是某一時刻或事件，而是社會關係的演變，是將死者逐漸接受肉體死亡，而親屬也接受將要失去一段社會關係的過程。停止發生生物變化的死亡可以用由骨骼和毛皮制成的奢侈品來類比。一件皮草大衣更能引發關於肉體、氣味、疼痛、墮落和欲望等與凡人的生死有緊密聯繫的關係。而象牙手鐲，一旦從動物身體上脫落，則立顯純凈，並停止變色變形。我認為這種純度幾近不朽，就像我們的電腦中的數字不會腐爛一樣。因此，如果想要達到數位化永生，可以像很多科幻小說的設想一般，把意識上傳保存到計算機中；或者更方便，直接存到雲端硬碟。這樣會失去諸如感官和具身化之類的肉體機能，以適應死亡這個過程。但如此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多。即使未來科技能把我們的認知和記憶下載到一個新的身體裡，最終大概會造出一個完全不同的個體。
比如《黑鏡》影集 "Be Right Back" 中的女孩用男朋友的社交媒體數據「重生」了男友。令她大失所望的是，新人與她已故男友完全不同，不僅身體和思想迥異，甚至比真人還要好看——因為人們傾向於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精修」后的照片。最後，她不得不把這個假男友永久關在閣樓裡，因為「這不是他，但至少有幫助」。這表明，不朽對生者比對死者重要。如果沒有肉體衰落的過程，死亡將失去其最強大的意義。
其次，死亡本體無法代表，這與馬諾維奇的轉碼 (transcoding) 概念相衝突，後者強調媒體能代表人類文化。死亡的不可代表性否認了任何形式的符號學。諸如安魂曲、肖像畫、文學、當代藝術或線上紀念網站的圖像和視頻等文物都只是權力的死亡象徵。克里奇利 (Critchley) 評論：「死亡的代表物是虛構的，或者言說無法代表死亡，只能代表缺席」7。
任何仍可反思死亡的人自然都沒死過。我們的世界由生者組成，因此沒有什麽能真正模仿來自另一個維度的死亡。死亡由商品化標籤操縱、構建，以服務於生者。德希達 (Derrida) 討論死亡與肖像之間的關係，稱「每幅圖以死亡為力量之源，其作用是給死亡賦予意義」8。雖然死亡是我們所有人唯一已知的未知，但幾乎只有掌權者才需要一個死亡象徵 (memento mori)，來時時提醒財富的過眼雲煙。
因為疼痛抗拒符號學，我們無法將其轉化為適合公開展示的形式，無論是文字或是圖像。彼得格林威 (Peter Greenaway) 1985 年的電影 A Zed & Two Noughts 中描述了兩位沉迷於生物衰變的動物學家。他們從延時拍攝蘋果的腐敗過程開始，逐漸向食物鏈上端轉移到拍攝關於魚類、鳥類和哺乳動物的腐敗解體。這樣的迷戀不可避免的將他們推向了自己的死亡。他們相約一同服毒自殺，並預先架設好攝影機，希望能夠將人體的消解過程記錄下來。對死亡的觀察是無法代替死亡本身。死亡的隱私不可剝奪，終使其無法連接。我們在數位世界習以為常的定量觀察和感知只能使死亡貶值。
一位朋友曾說：「如果我發現自己死了之後，又醒過來，會非常失望。」無論數位網路技術如何推動社會加速發展，有死者終有一死，也將長久駐留在唯一的地球上（至少目前看來是）。數位式的死亡似乎更有利於生者。
我自己向來對各種儀式漠不關心。「就算我死了，才不要辦葬禮，讓你們這些人吃吃喝喝」，我說，「要不是澳洲法律必須，我連自己婚禮都不參加。」朋友反唇相譏：「不要自作多情，妳的葬禮根本就不是給妳的。」這可能聽上去是陳腔濫調，但死亡是最終的民主，不論貧富，機會均等。做為對人類這個物種整體愚蠢的最後一道防線，它不斷受到技術攻擊。雖然大多數技術進步似乎的確都是進步的，但我們仍應對自己的期待，時時心存疑慮。而我的墓誌銘上會寫（如果到時還用墓碑的話）：Please Leave Me Al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