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現代社會的基石，它賦予了人民自由、平等……但正當世人歌頌法治，並享受它所保障的一切時，又有幾人仍記得與法並存，同樣作為社會基石的理和情。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理」正因其不一而足及相對性，故有人以為理不可恃；「情」更是主觀、私人的，故亦有人以為情不可論。因此，傳統的禮治與人治並不可取。但筆者以為法治在道理和操作上都有其盲點，正應以理和情以相濟。今天，電視劇《愛回家》正好說明了以理、情濟法的必要，並帶出了「以直報怨」的中庸啟示。
法治的難題
首先，筆者將借用劇中守雲開、凌俐及禤大杰的衝突，帶出法治的一些盲點。多年前，禤大杰駕車撞毀凌俐父母駕乘的計程車，並導致兩人當場死亡。當時，守雲開作為禤大杰的辯護律師，在指示禤大杰該如何應對外，亦發現了一個標示酒精含量為 0.5% 的保特瓶。然後，在場警員表示禤大杰的酒精含量未有超標，再加上因另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警員必須移師別處，故警方便急於押解禤大杰回警局，同時亦遺漏了那個保特瓶。期後，守雲開為禤大杰擺脫罪名，並得到其師的嘉許。但守雲開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對那個保特瓶進行化驗，並肯定禤大杰因受藥物影響，以致發生意外，但一切為時已晚……
事情至此，筆者相信大部分人都認為守雲開知情不報，禤大杰實是罪有應得。但對此，筆者只能說一聲抱歉，因為從法治的觀點而言，守雲開在技術上並無犯錯，實在非議不得。在審訊的過程中，依據法治精神下有幾個原則：「無罪推定」、「控方舉證」，以及「辯護律師必須為其委託人爭取最大權益」。
「無罪推定」，顧名思義，就是所有人在法庭定罪之前，都是清白之身，他依然享有公民擁有的一切權利，包括：生存權、公平審訊權等等……這體現了平等、自由的社會原則，更盡可能避免了傳媒、市民大眾先入為主的公審和殘酷的刑訊逼供，確保司法人員能保持更客觀地審訊案件。據此，「無罪推定」再推導出另外兩個原則。既然，所有人都是清白之身，則辯方毋須證明自己清白。反之，控方必須提出足夠證據，以證明被告的罪行，這就是「控方舉證」的理由。此舉將起訴的責任交給警方及控方，既可避免富商、有勢力人士為一己私利，以財欺人，不斷挑起訴訟，製造不平等的審訊。同樣，由於辯方乃無罪的前設，故雙方律師必須建基於這點，不斷推翻對方證供和證明自身觀點，這樣亦能確保較公平的審訊，避免司法天秤的傾斜。
基於以上三點，守雲開於肇事之初，出任禤大杰的辯護律師，並辯稱該保特瓶內為普通飲料，正是基於上述三點理由。另外，由於辯方無責任提出任何不利當事人的證供，因此守雲開未交出保特瓶亦只是遵守遊戲規則而已。讀者大可非議守雲開的個人操守，但於專業上，他確無可議之處，因為遊戲如此。
理與情
縱觀上言，不難知道上述法治原則實是一柄兩面刃，雖能有效捍衛社會秩序，但當中的漏洞，亦讓富人及有高度法律知識的人避免法律責任，造成冤獄。筆者並不具備法律的專業背景，上言或有偏差處，還望方家指正。言歸正傳，多年後，凌俐在一聆訊的場合中，亦面對同一情況。
馬壯及凌俐為替曹總雪冤，故在餐廳洗手間做了一個簡單試驗。期間，凌俐巧合地錄下了一起冤案的來龍去脈。及後，凌俐知悉該冤案的事主正是其殺親仇人──禤大杰。熟悉法律及其遊戲規則的凌俐明白禤大杰能否沉冤得雪，全仗她手上的錄音證據，但面對父母仇人，凌俐曾一度希望效法當年的守雲開般，知情不報，置禤大杰於萬劫之地。幸而，凌俐能夠強忍心中悲痛，秉公處理，交出該段錄音，助禤大杰與對方達成和解，並獲得合理賠償。
依法而言，正如上述，審訊應由控方提供證據，況且凌俐並非控方，既無義務亦無法律責任協助禤大杰討得合理賠償。加上，「無罪推定」的原則，若凌俐不提供證據的話，疑犯亦必逍遙法外，禤大杰更是冤屈難伸。因此，凌俐既是於法無虧，又大可置身事外，間接地為父母報仇。但當馬壯知悉整事的來龍去脈，勸說凌俐挺身作證時，凌俐便直言：「我知點做啊！我唔需要人同我分析道理，我只係想有人體諒我而家既感受。」當中，道理和感受正是凌俐所重視的，而凌俐的決定，亦讓我們看到理、情的重要，並體現「以直報怨」的中庸之道。
儒家論理、情與法的衝突
所謂「理」，即世事萬物的所以然，偏向客觀的事理而言。容或有人以為，凌俐幫助仇人，實是有違孝道。傳統上，儒家向有重情的傾向，尤其是父母與子女的天倫之情。《論語・子路》曾載：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孟子・盡心上》亦言：
「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面對法、情的兩難局面，孔子以為父子相隱方為「直」；孟子更以為舜應為父親，棄天下而逃。據此而言，凌俐應從孔孟之教，毅然出走，「樂而忘大杰」，方為孔黨之「直」。但最後，凌俐竟不顧天倫之情、父母血仇，為禤大杰平反，實在有違儒學禮教。
對此，筆者以為這只是對儒學的片面之見。儒學重情，但非盲目地支持，而是更講究合理性及主體的修養。孔子曾言：「不遷怒，不貳過」，以其為修養之要。所謂「不遷怒，不貳過」，即人於盛怒之時，仍能保持冷靜，恰當處理自己的言行，不遷怒他人、諉過於人，亦不重覆犯錯。另外，孔子此言本為讚揚顏回好學，這更能說明學習與修養的相互發明，有效控制情緒正見主體的胸襟和智慧。對此，程顥〈定性書〉亦言：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程顥指出「怒」為難制之甚，因此主體更須「忘怒觀理」，如此方為近道之舉。觀乎此事，禤大杰雖殺人於前，但公私分明，絕不應混為一談，若凌俐以之以為禤大杰罪有應得，亦不過是協助對方諉過於禤大杰，實在有違傳統教誨。另外，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整事實由守雲開和禤大杰而始，若凌俐以之怪罪兩人，但如今又「以牙還牙」，實是「明知故犯」和「重覆犯錯」，不獨欠缺修養，亦是離道愈遠。
所謂「情」，即應事而生的感受，專就主觀的人情而言。父母慘死，兇手逍遙法外，為人子者正應繩之以法，以慰父母。子曰：「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正源於骨肉親情，非為禮，而為情。如今，凌俐反助仇人，實是無情冷血。但話雖如此，筆者以為儒家絕不主張成為情感的奴隸。相反，儒家主張聖人應「順而無累。」
程顥〈定性書〉曾指出：「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意指聖人與常人一般，同會應事生情，此即所謂「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亦因為聖人以萬物為心而無私心、不用私智，故若無情而實有情。綜合上言，可見儒學雖重情之所鍾，但決不為物、事所役，不沉浸於情感之中，始終能理性處事。此即「順而無累」。
正如上言，凌俐父母之事與禤大杰之事實為兩事，若凌俐沉浸於當年的悲痛之中，以私害公，不獨無理，亦代表她已成為感情的奴隸，未能理性處事，距離聖人之情尚遠，反與小人之心甚近。但骨肉親情始終難忘，因此凌俐才會心中掙扎，借酒消愁，亦深責不得。尤幸，凌俐終能臨崖勒馬，免成大錯。
縱觀上言，若徒以法論對錯，即凌俐大可冷眼旁觀，無視法治所重的真相與秩序，這實是「成也法治、敗也法治」。反而，正因凌俐兼言理、情，方能避免法治被歪曲，成為私怨的犧牲品。因此，唯法、理、情三者兼濟，方能服天下悠悠之口。對此，司馬遷便曾言：「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遂使親親尊尊之恩絕」，試問人而無情，何以安天下？
「以直報怨」：「事之理」、「心之中」和「致良知」
透過凌俐一事，足見法治之偏弊及理、情之重，但筆者以為此事的價值不止於此，實更見「以直報怨」的中庸啟示。所謂「以直報怨」，即公正地處理事情，不為個人意願、主觀感情所左右。「以直報怨」語出《論語．憲問》：
「或曰：以德報怨，如何？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此，孔子學生以德、怨對舉，以為應該「以德報怨」。但在孔子心中，卻以為德、怨非對，兩者應以「直」作為衡量準則。關於「直」之意思，筆者以為實可從「事之理」、「心之中」和「致良知」三方面作出析述。「事之理」方面，其意即指尊重事件的本質，並按照其規律，客觀、公正地處事。對此，錢穆便指出：「直者直道，公平無私。」。
至於，「心之中」則講究「心態之純粹、真誠」。正如上言，聖人「順而無累」，其順者正是「事之理」，而為能準確掌握之，人必修心以「中」、「誠」。《禮記‧中庸》曾言：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喜怒哀樂之於心，必應事而生，但在事物未至，情感未生之時，人必保持情緒的穩定，保持心境的平靜，如此方能不為情役，確保「公正」、「客觀」地處事，此之謂「中」；為保持和修養「中」，人必心無雜念，誠心求道，日積月累，自能操持「中之心」，自然合道，此即呼應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心境。
「致良知」即作為「中之心」的基礎，說明「直」的可能和可行。「致良知」雖語出王陽明，但實肇始於孟子。《孟子．盡心上》明言：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以為人不學而能善、不慮而知善，「善」正是「人獸之別」，故孟子主張「性本善」。據此，王陽明進而言之，提出「致良知」之說，以為只要反思自身，並透過磨練和實踐，達到「知行合一」，便能發揮「良知」，使人之為善去惡成為可能。綜合上言，可見人能秉「中之心」，「致良合」，以遵「事之理」，便能達到「以直報怨」之境。
「以直報怨」與「現代法治」
對此，容或有人以為儒家重禮輕法，但「禮」卻有等差之意，故儒家之「直」實建基於不平之禮。其實，儒家雖講禮治，但亦肯定法制刑罰的價值。對此，《論語‧為政》曰：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禮，齊之以德，有恥且格。」
《孟子・盡心上》曾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對此，《大戴禮記》亦有類似說法，以為：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觀乎上言，可知儒家多以禮、法對舉，加上儒家提倡「人性本善」，並充分肯定人性自有其良知良能，故必以「禮為先」；而為「得君行道」，儒者亦從上位者（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以「法」為「禮」的補充，以便管治，故有重禮輕法的趨向。此外，《荀子‧性惡》更直言：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由此可見，荀子以法、刑、罰與君上、禮義同為治天下的必要因素。既然如此，我們亦不難明白「以直報怨」亦適用於法制刑罰，甚至亦符合現代法治。眾所周知，在訂定刑法律例時，亦會視乎當時的客觀環境及涉案者主觀因素，如動機、與當事人的關係等等，而定立不同罪名與刑罰。
試想有人因自衛或意外而殺傷別人，是否必當以「殺人罪」同處？顯然不能，正因如此，法律條文才有「自衛殺人」及「誤殺」，以別於「蓄意謀殺」，此亦彰顯法治之「直」。由此可知，傳統的「以直報怨」與現代法治實是若合符節。
觀乎凌俐父母被殺一事，禤大杰雖非有意為之，實亦責無旁貸。但此事與禤大杰被害一事，畢竟不能混為一談，故按理、情而言，凌俐實不能公私不分，因私忘公，而當以「直」論之，提供證據，以還禤大杰一個公道。由此可見，凌俐此舉不獨法、理、情兼備，亦是「以直報怨」的典範。
「中庸之道」：法、理、情的平衡
除此之外，筆者以為「以直報怨」亦破除了一般人以為「中庸之道」不問是非，只於中間落墨，為和諧而和諧的誤解，因為「中庸之道」實講究「執中用極」。對於「中庸之道」解釋，《中庸》曾言：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孔子亦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據乎上言，筆者以為一般人誤以為「中庸之道」純粹為中間落墨的和浠泥，亦是人之常情。但若果真如此，則凌俐之舉實有違「中庸之道」，因在「公開」與「不公開」、「怨」與「直」之間尚有很大的選擇空間，如附帶條件的公開部分錄音，但這顯然是法、理、情所不能接受的。
事實上，「中庸之道」應如帝舜及孔子般，先讓自己排除主觀執著，保持「空空如也」的心態，亦即上言提及「中之心」，並以真誠、公正的態度，透過「致良知」仔細推敲及掌握事物的兩端，掌握事情的兩極，再從中獲得最恰當、最公正的判斷，即可免走極端，而單從中間落墨。對此，朱熹（《朱子語類六十三》）曾言：
「當厚則厚，即厚上是中；當薄則薄，即薄上是中。」
厚、薄兩相對舉，但凡事有「中」，「中」非「中間」，而是「公正」。當厚則厚，當薄則薄，不應單取厚、薄之中，而馬虎行事，更非不分青紅皂白的和稀泥。觀乎凌俐之舉，可知當她面對「公開」與「隱瞞」時，仍能冷靜處事，不因禤大杰為其殺親仇人所影響，自私地隱瞞關鍵證據，使犯人逍遙法外。然後，她又能根據對事實的全面理解，平衡法、理、情，一切均以「公正」與「本心」為依歸，「以直報怨」，公開錄音，以維護法治的尊嚴及禤大杰的權益。可見，講究客觀事實，「當為即為」方是「中庸之道」的最佳解釋。
結語
總合本文，筆者以為法治雖為現下最佳的管治模式，但當中的漏洞又必以「理」、「情」以濟之。此外，全事反映凌俐冷靜理性，雖面對殺親仇人，亦能全面了解整件事的法、理、情，並秉持公正之「中」，成就「中庸之道」的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