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2019 六月初至今, 反送中示威1、街頭抗爭2、武漢肺炎、以至最近的立法會內會風波3, 令港人對制度失望。政局不明朗的關係，不少港人希望從哲學中安頓自己。
2014 年八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 831 的普選框架4，激起香港民眾熱烈抗議，佔據中環，希望透過癱瘓香港的金融商業中心，逼使中共正視市民落實雙普選的訴求。學生利用上學的時間參與社運，不能如常上課，有份推動學生罷課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 提出罷課不罷學，在學校廣場、佔領區開設公民課堂，邀請大學講師授課，課堂大多以社會科學、政治、哲學為主。公民課堂的聽眾不再是學生的身份上課, 而是作為公民的身份, 思考當下的社會狀況與個人的關係。
在佔領區, 有學者與大眾探討羅爾斯的公民抗命及漢娜鄂蘭對暴力的思考。〈民間辦學知識有罪？ 辦學先驅許寶強：前路只能探索有限空間〉一文中提到, 當時廣場上的學者許寶強講到鄂蘭對暴力和權力的定義不同，認為暴力和勇武未必能解決問題時，有學生問「但現在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真的解決不到問題，警察又很暴力，我們可以怎麼辦？」佔領區授課的內容和學校課堂一樣，但學生的反饋不一。他認為民間辦學少了趕交作業的死線壓力，學生的學習動機能以自己的求知慾和好奇心為依歸。5
公民課堂的出現開闢了普及人文科學知識的另類知識傳播。首先，傳播人文知識不一定在傳統學校進行。第二，學生在公民課堂的反應揭示了學習一直以來被成績捆綁。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亦指出，民間出現普及哲學的現象對照出體制內的不堪。有些香港的大學為了追英趕美，聘請不少英語國家來的教授來提高排名，這些學者都不諳中文及廣東話，研究的題目自然與本地無關，哲學與生活脫軌，變成了一種學術遊戲。大學早已脫離社會，不再有啟發社會的作用。學院和民間分離下，造就了本地哲普的空間6。
由社運，到民間學院，到電視屏幕，哲學從象牙塔解放出來後也由高傲走向親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