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刊出香港教育學院終身學習研究與發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Lifelong Lear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資深研究員 Jon Nixon 的專欄文章，介紹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生平，以及從她的思想體系來探討大學如何成為學思者安身立命之處。
思考的重要
雖然鄂蘭一生曾在諸多大學中講課，但她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學者。她始終秉持自己是思想者。縈繞在她的思想體系中，尤其關注思考的本質與目的：思考對政治倫理的影響、對善惡之間的潛質、以及人類意識的共同基礎。在其著作《心智生命》 (The Life of the Mind)中，鄂蘭區分了「在獨處下進行的思考」及「與別人構成『思想對話』的思考」。在這兩者之下，不同的觀點與立場，以鄂蘭的話說，都是「內在對話或與別人一起思考的『表現』」，因為思考不但影響著自己的內省，也對外影響著別人：「根自於共同的經驗中，不是少數的特權，而是每個人日常的官能。」思考是尋常的，而它聯結了我們跟自己，也聯結了我們跟別人。
鄂蘭認為，思考能夠讓我們「停下來思考」(to stop and think)，來防止我們做出邪惡的行為；但是在《心智生命》則隱晦地提出更困難的問題：思考的運作可以不只防止我們做出邪惡的行為，還能夠預先讓我們做出正確的行動嗎？這裡鄂蘭的回答是不明的，可能是因為她對「純粹思想」 (pure thoughts) 的質疑，也可能是因為《心智生命》是她的未竟之功。唯一能夠肯定的是，鄂蘭對思考的堅持：沒有思考，就沒有明智的判斷、沒有道德的行動主體、也沒有集體行動之可能性，意即沒有「對世界的關懷」(care for the world)。
教育的責任
教育對鄂蘭而言，就是表達出世界的關懷，如其 1954 年一文《教育的危機》(The Crisis in Education) 中所言：就此我們來決斷，我們對這世界的愛，是否足以承擔起對它的責任。教育提供了我們一個安身立命之處，來質疑、挑戰、從不同的觀點與立場以想像這個世界、反思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及思考「承擔責任」的意義。她觀察到，無異議的意見如何構限住人們的表意及行為，而就此僵化為意識形態；但思考必須要有異議，來突破思維的構限，藉此反擊僵固的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就是如此：大學必須是開放及可親近的思考之處。
儘管如此，就大學如何成為思考者安身立命之處，鄂蘭也提出兩個窒礙：一是誤以為思考的結果是可預設的，二是學術的分類對思考的侷限。
第一點。鄂蘭在1967年一文《真理與政治》(Truth and Politics) 中提出：我們的思考是真切地從各類衝突的觀點中，有對話的、不斷運作的、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思考是啟發及探索的，不應以任何預設的結果或目標來構限之。
第二點。雖然鄂蘭了解學科分類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學科分類可能成為思考怠惰的窒礙。「無所依傍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bannisters) 是她所堅持的跨領域研究方法。在 1964 年接受目「關於此人」(Zur Person)的專訪中，她自稱她並非哲學家：
我早已與哲學一刀兩斷，如你所知，我學的是哲學，不過這並不表示我要跟它在一起。
鄂蘭的研究是跨領域的——從歷史研究、哲學反思到政治理論等——就如她在講授康德政治哲學所言，帶著廣延的心智來思考，就是訓練自己的心智出外尋訪 。
大學之道
對於鄂蘭而言，公共領域就是「廣延的心智」(enlarged mentality) 的向外表意之處，而「尋訪」(go visiting) 則是出入公共領域的旅程。她將教育視之為出入公私領域的必然轉繼之處：藉此測試意見、詮釋及判斷的半公共領域及暫介之處。曾是鄂蘭的學生，擔任紐約新學院漢娜鄂蘭研究中心 (Hannah Arendt Center, The New School) 主任的 Jerome Kohn 回憶起鄂蘭的上課方式：每位師生就像是公民般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整堂課就是個小型的城邦；每個人都必須『投身其中』 (insert) 實現自己身為人及公民的潛質，來更加達到鄂蘭所言的『為世界帶來新事物的能力』(natality)。
教育是公共財：越是積極參與，也就對社會整體的禮運及政治體制的活絡有所幫助。而鄂蘭對於教育的商品化，則認為這對共同思考的能力是種窒礙。從鄂蘭的思想出發，作者 Nixon 認為，面對全球集體的問題，集體的思考則是最必要的解方。而大學應是學思者安身立命、其思想不被構限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