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a green habit, a better earth." 因著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緣於氣候緊急狀態的問題，「綠色生活」成為現今社會所倡議的重要議題，或透過減少過度生產與消費的生活型態進行「綠色消費」，或透過改變個人微小的生活習慣進行 "21 days for Green"。
這種減少生活日常消耗的想法，在古代中國的思想家中也有人提倡，就是墨子的「節用」與「非樂」。墨子提出「節用」與「非樂」不必然是因著氣候或環境因素，更多的理由是關乎對人類社群生活的責任與愛，以下我們就試試討論墨家思想中的「節用」與「非樂」。
墨子講「節用」，不單止有〈節用〉篇上中兩章，還有〈七患〉及〈辭過〉兩篇延續「節用」思想的討論，更具體地從飲食、衣服、居住、舟車、婚姻、用兵等各方面鉅細無遺地詳述「節用」的細則。究竟墨子本着甚麼原則來講「節用」呢？粗略來說，墨子的「節用」有以下三項原則：
《墨子．節用中》：「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1
「節用」的基本原則是「足夠日常所需用」，所強調的是「節」（節約）。然而，墨子提出這個原則卻是極其苛刻與模稜兩可的。
（A）先從苛刻來講，怎樣才算「日用所需用」呢？以飲食為例，墨子指出：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2
「飲食之法」在乎於補充血氣體力，強健四肢體能，令視聽感官靈敏。飲食的目的固然在於使身體健康，除此之外，墨子即反對追求任何的山珍海味或烹調，明言：「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3更認為堯帝治世也只愛吃米飯，所有繁瑣的禮儀技法，皆是「聖王弗為」。依此，所謂「日常所需用」僅從實用的功能為界限，要求是苛刻的。
（B）再從模稜兩可來講，「日常所需用」既可以成為某類民眾的必需，卻又可以成為某類百姓的不必要。以兵器為例，墨子指出：
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鉏。不加者，去之。4
兵器的製造全在於預防盜賊，作為軍事防備的作用。以保衞作用來看，兵器講求的正是輕巧、鋒利和堅固，其他不符合軍事防備功能的就應該一律去掉。預防盜賊或軍事防備，似乎都具有正當的儲備作用，符合財產擁有者的必需，可是，如果連食物也不足的無產人士來看，則顯然是並不必需了。
換言之，「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是墨子「節用」的大原則，即是以「足夠日常所需用」為準則，強調的是「節」（節約），即用家（使用者）方面的減少使用，以基本需要為準則。用現代流行的「斷捨離」原則來說，墨子的「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就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棄多餘的廢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讓人民僅能夠以「需要」而非用「想要」作生活準則。
然而，單單從「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來說墨子的「節用」卻並不足夠，容易產生苛刻或模稜兩可的問題，是以「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只是墨子「節用」思想中「節」（節約）的一面。墨子「節用」思想的另一面是「用」（可用）。墨子在〈節用中〉的上文下理表述了「節」（節約）還有「用」（可用）的配合，他說
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5
當然，即使從「用」（可用）的角度來說，仍然並不能完全面對「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的苛刻或模稜兩可的問題，就像自由市場的供求定律，需求與供應的平衡在理想化的情況當然能夠達到最佳狀況，現實上卻常常面對不同的因素影響。在墨子的「節用」思想中並不依賴自由市場的調節性，或生產者與使用者的自覺性，而是從「聖人為政」，以「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作為最高的衡量準則，此即「節用」中的「節度」意義。
《墨子．節用上》：「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6
墨子所說的「聖人」並非儒家以「成己成物」或道家能「虛己以遊世」的「聖人」（或神人），而是能夠以治理天下為要務的人，即〈兼愛上〉所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墨子「節用」的衡量準則在於「聖人」，而「聖人為政」即本着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兼愛」原則。
所謂「交相利」，從墨子認為「義，利也」的規範式思考之下，「利」並不止於個體間所得互惠互利的效益，更在於「利天下」的整體社會的效益。依此，墨子在〈辭過〉說「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中的「利」，即是整體社會的效益，以社會的整體效益作為處理「節用」的憑據。
墨子在〈節用上〉曾指出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7
對墨子而言，「節用」在各種物質上的處理其實並不困難，困難的僅在於人口數目上的寡少，墨子即舉出「昔者聖王」有「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的法規。這種「聖人為政」的「節用」思考即在於以整體社會的效益為重，從而提出強制性的男性二十要娶；女性十五即嫁的法規，以有「利」於整體社會即可「為」。換言之，墨子「節用」的思考或衡量是「聖人為政」，而「聖人為政」即以整體社會效益為要。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8
「節用」的衡量除了「聖人為政」的效益考慮外，還有以「時」來思考。從財產（產物）的不充足即要反思時令的問題；從食糧的不足夠即要反思節用的問題。換言之，「時」與「用」是具有相連的關係。所謂「以時生財」即著重發展生產，墨子提倡「節用」更從根源上肯認「用」（可用）的重要，是以墨子提出「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9的原則，把生產置於「節用」之前，思考「節用」更理應從根源的生產開始，而墨子認定食物（五穀）為生產最重要的部分，他說：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10
他遂提倡「以時生財」的原則。由此引伸，墨子說「節用」的衡量實包括「時」的思考，此「時」既是時令（相對於種植）、又是時機（相對於節用）。
綜合而說，墨子說「節用」並非一股腦兒地以減少使用或循環再用為要，墨子對於「節」概念的思考至少具有三個層次，即：節約、節制和節度，「節約」是使用者方面，「節制」是生產者方面，「節度」則是統治者（管理人）的衡量，而「節度」的思量標準，既依重整體社會的效益又以時令時機作配合。由此看來，墨子的「節用」實是具有不同的思考面向。
墨子本身是一個懂得音樂的人，《禮記・祭統》記載：「墨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呂氏春秋・貴因》也記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作為一位懂樂器的人，墨子對於「樂」的非議就並不是否定音樂（藝術）活動的意義，而是從「節用」的節約、節制與節度來思考「樂」的問題。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11
從感官的享受，音樂活動或樂器上的鳴奏能夠讓聽眾感覺到快樂，然而，墨子認為這種享受並不能符合「聖人」統治的事務，也不能配合民眾間的整體效益，是以他認定「樂」是不能興起的。
當然，「聖王之事」與「萬民之利」實則都是從整體社會的效益來講，這正是「節度」的思考。墨子認定社會上最大的問題是衣食與勞動，他說：
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12
從「節約」的角度，音樂的享受並不能解決「民之三患」，實不宜隆重興辦音樂等的藝術活動；從「節制」的角度說，無論製作樂器或享受樂團的演奏，所需要的都是損耗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墨子甚至列舉了製作樂器、樂團演奏、與眾同樂的欣賞、上古先王的訓誨等論證「為樂非也」。換言之，墨子主張「非樂」實際上是反對一切隆重的樂團演奏，尤其是在整體社會處於貧困的境況，所以，墨子對於音樂並不反對享受，卻嚴正地反對奢侈的「享樂」，此即「為樂非也」。
然而，既然墨子主張「為樂非也」，則墨子是反對藝術等的文化發展嗎？他會否甚至認為文化素養不及飲食飼養重要嗎？
勞思光先生說：
墨子之文化觀，純屬功利主義及實用主義之立場。⋯⋯墨子只知求效用，而不解文化生活之內涵價值，於是一切文化成績皆置於工具標準之下衡量其價值，所『蔽』實即顯現其立場，而其『不知文』則功利主義觀點之必然態度也。13
似乎依據墨子的效益主義思考方式（「兼相愛，交相利」），這種對於文化素養的忽視或以工具化是自然的、直線的推論。可是，墨子真的全然否定了文化素養的重要嗎？作為一個懂得音樂的人，他會完全否定了「樂」的社會功能或文化發展的意義嗎？墨子在〈非樂上〉曾指出：
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14
依此，墨子提倡「為樂非也」具有他自己的時代性或限制性，即社會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況，「民之巨患」在於衣、食及勞動，奢侈地鼓動臣民共同進行「為樂」活動，則既耗費人力物力，又減低應有的生產力。可是，假如在生產力充裕，民眾免卻「民之三患」之下，聖王使用樂器進行文化活動，能夠有如車船的使用，則墨子其實亦持「弗敢非也」的態度。即是說，墨子主張「非樂」並非單純地從工具價值來衡量，而是從時代性及限制性來講，至於墨子是否「不知文」或全然否定文化的內涵價值呢？確實是未能肯定的。
墨子的刻苦形象深入民心，在《墨子》中既提出「節用」，更提議「非樂」，太史公司馬遷形容墨子思想：「要曰強本節用，則人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然而，墨子提倡「節用」及「非樂」是真心嚮往或甘心簡樸嗎？
從「聖人為政」或「強本節用」的思考來看，墨子實質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原則，而這種以整體社會的效益為重的思想，甚至可以對自身的享受或個體的感受都可以忽略。表面上，墨子以效益主義的思想主導他的整套思想系統（即「墨學十論」）是由於社會的窮困問題；實質上，墨子認為「聖人為政」理應以這種以理智的方式來思考整個社會效益是由於統治者（管理人）的責任問題，即是面對整體社會的問題時，用最具有實效的方法來處理。
根源上，在這種以效益為重的思維方式的背後，乃是抱持着對整個社會（或群體民眾、或人民生命）的關懷與珍惜，這就是推動墨子以「強本節用」的效益主義式思考為實踐關愛之表現。唐君毅先生曾形容墨子這種關愛的實踐是「以義說仁」，即以「愛人必以當求利人」作為「可客觀化普遍化之理」（義），並規範「愛人」（仁）的實踐。15
反觀現代「綠色生活」思潮的提倡，或以現實上的環境破壞、氣候緊急為理由，或從理念上的「大愛」，遍及人類延續、與自然共存的關係為因素。然而，墨子所提出「節用」、「非樂」的減少生活日常消耗做法，既是出於貧窮（民之三患），又是緣於責任（聖人為政），更是源於愛（中民之利），帶來更具體的與拉近生活距離的理由，或可以為倡議「綠色生活」思潮作出不一樣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