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誰可以發動戰爭?儒墨「義戰論」與「反戰論」的界線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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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發動戰爭?儒墨「義戰論」與「反戰論」的界線

儒墨兩家基於不同定義的「義」作立論,卻同樣把上古聖王所發動戰爭詮釋為「義戰」。上古普遍對於聖王極為推崇,固然可以視為「義戰」的典範,唯我們必須要繼續追問: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都能發動「義戰」嗎?要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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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烏俄戰爭全面爆發,炮火從邊境延綿到內陸,烽煙驚醒了久處和平的世界諸國。雖然中東歷年戰火不斷,武裝衝突其實從未在世界消失,但是俄羅斯高舉「去納粹化」、「去軍事化」的旗號進軍烏克蘭,甚至以收復蘇聯故土為號召,以使用核武威脅為手段,這種規模的戰爭還是會引起世人對於「反戰」的深刻反思。

本文將從東方的儒墨「義戰」觀點切入討論,同時對照西方「正義戰爭」的思路,探討怎樣的「義戰論」有效限制發動戰爭的條件。到底怎樣才算是「正義戰爭」?我們討論俄羅斯發動戰爭「出師有名」與否有意義嗎?

西方政治哲學觀點下的正義戰爭分析

「戰爭」是政治決策的延伸,而所謂「義戰」則是以強制手段使對方符合己方的政治取態,同時提出己方的政治取態更為優勝。無論發起戰爭的國家是為了振奮己方的士兵或民眾,抑或為了勸誘敵方歸順與投降,大多會提出說辭來證明自己的立場屬於「義」的一方。當然,上述「義戰」詮釋從現實主義立論,基本上否定「道德」或「正義」在戰爭場域的應用,只是把「義」視為一種說辭,甚至可說是「偽善的道德話語」。至於和平主義、理想主義雖然立論動機與前述迥異,但是同樣否定「正義」存在於戰爭之中,例如 1928 年在巴黎簽署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即以放棄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議為目標,雖然該公約並沒有發揮多少作用,但也可以視為理想主義的實踐。

究竟「義戰」本身是否虛有其名?「正義戰爭」(Just war) 這個概念又是否成立?現代政治哲學領域自然有極為豐碩的討論成果,美國政治學家 Michael Walzer 在《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Just and Unjust Wars) 提出「出戰正義」與「手段正義」的概念,即發動戰爭之動機有正當性,而其暴力手段符合規範,方能稱為「正義戰爭」。然而,德國政治學家 Carl Schmitt 則認為「正義」的出戰意圖會把敵人視為邪惡,反而會激化戰爭的暴力使用,是以應該把發動戰爭視為國家的權利,僅應以國際法限制戰爭的手段。由此可見,若論在動機層次的「義」,其對戰爭手段的影響為限制還是激化,依然有不少爭議空間。

何謂「正義」?儒墨兩家的「義戰」詮釋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甚麼是「義」呢?誰人才有資格判斷「義」,同時以此為名發起戰爭?古今中外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在不同的知識體系也對「義」各有詮釋,而在戰爭頻繁的東周時代,當時為顯學的儒家與墨家都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以「義戰論」為共同基礎。

儒墨兩家對於戰爭的基本立場都可稱為「義戰論」,最明顯的證據在於肯定古代聖王所發起的戰爭。《孟子•梁惠王下》當中對於湯武革命的詮釋最為有名,其云: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1

基於暴君桀、紂損害「仁」、「義」的前設,聖王成湯、武王可以發動轉移權力的戰爭,甚至在儒家宗法森嚴的限制下,君主損害「仁」、「義」之時則可視為普通的庶人而被誅殺。《孟子》以「仁」、「義」並舉,可以說其「義」是倫理價值的體現,而「義戰」的正當性是建基於敵方喪失或損害倫理價值

至於《墨子•非攻下》則同樣以「誅」來肯定聖王的義戰,其云:

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2

墨家學派雖然主張反對攻伐戰爭,但是對於聖王的作為則改稱為「誅」作區別,甚至描述天下所有人都服從聖王的統治。墨家學派的「義」可說是根源於「天」,所以武王發動戰爭的正當性以「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為象徵。〈墨子.經上〉有謂:「義,利也。」即以「使人得利」為「義」,而最大的「義」則是效法「天」使天下人得利。故此,墨家學派的「義戰」正當性是建基於戰爭能否使所有人或大多數人得利

儒墨對戰爭正當性的關鍵論證差異  

儒墨兩家基於不同定義的「義」作立論,卻同樣把上古聖王所發動戰爭詮釋為「義戰」。上古普遍對於聖王極為推崇,固然可以視為「義戰」的典範,唯我們必須要繼續追問: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都能發動「義戰」嗎?要發動「義戰」的條件究竟是甚麼呢?儒家與墨家的觀點有甚麼分別?

儒家對戰爭正當性的實踐性妥協

儒家學派當中《孟子》對於「義戰」的要求甚高,其中有謂: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3

意思是《春秋》當中並無可稱為「義戰」的戰爭,只是發動戰爭的國家比較起來,還是有一些是較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孟子設定的標準雖高,但是依然接受並非完全符合標準的戰爭,例如孟子身處齊國時,被問到齊國能否進攻內亂的燕國,孟子就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又曾說過:「為天吏,則可以伐之。」4

雖然孟子看似把發動戰爭的正當性訴諸「民意」與「天意」,但是「民意」與「天意」的詮釋權依然在於當權者,甚至是使當權者認為自己正在發動「義戰」。由於倫理價值的理想陳義甚高,是以在現世找到倫理價值有缺失的君主並不困難。我們可以說孟子的「義戰論」對於當權者的約束力極為微弱,但是孟子在判斷「《春秋》無義戰」的前提下,依然沒有朝向「反戰論」的立場發展。

墨家的「義戰論」與「反戰論」

至於墨家學派則在「義戰論」的基礎上建立「反戰論」的思想立場,墨學研究專家方克濤 (Chris Fraser) 把墨家學派討論戰爭分為 Defensive wars (防守戰爭)、Punitive wars (懲罰戰爭)、Aggressive wars (侵略戰爭)三類,並且作出清晰的區分與界定。 5墨家對於「侵略戰爭」的反對立場極為明確,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非攻」主張,但是面對當權者自以為發動「懲罰戰爭」,則墨子與孟子的回應方式並不相同。

《墨子》當中記載魯陽文君想攻伐鄭國,並向墨子表示:「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即以「天意」作為支持自己「義戰」的原因,但是墨子並無執著於魯陽文君對於「天意」的詮釋是否得當,而是表示:「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6意思是「天意」的懲罰並不需要假手於當權者,而「天意」自作懲罰已經足夠。

我們可以看到墨家並未把「天意」的詮釋權交予當權者,反而是把「義」的來源全然歸於「天意」。姑勿論墨家學派對於「天意」的詮釋,但在「戰爭」的議題上墨家對於「義」的詮釋明顯較儒家為封閉,並未給予當權者自行發動所謂「義戰」的機會。墨家學派的論述當中只有上古聖王可以取得並代表「天意」,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則無法代表「天意」,即取得戰爭正當性(「天意」)的條件並非行為本身,而是發動者的時代與身份。

循此而論,墨家的「義戰」僅限於上古聖王的「懲罰戰爭」,而無法直接取得「天意」授權的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則只會發動墨家反對的「侵略戰爭」。也就是說,「懲罰戰爭」是討論上古時期所使用的概念,這種概念並不應用於現世戰爭,而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所能涉及的戰爭為「防守戰爭」與「侵略戰爭」,在墨家學派的理論當中「防守戰爭」有其正當性,而「侵略戰爭」則沒有正當性,兩者截然可分。

儒墨的義戰論如何看待現代戰爭

回歸「反戰論」與「義戰論」的界線,儒家與墨家的差別在於「義」詮釋權的開放程度。儒家學派對於「義戰」的理想甚為崇高,期望通過「義戰」達成賢能統治、民眾安定的理想狀態,甚至願意承擔現世「義戰」並非全然為「義」的風險,即把「義」歸於倫理價值的實踐與否,是以古代聖王與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都有發動「義戰」的可能性。然而,墨家學派把「義」詮釋權封閉在「天意」,以及在古代社會當中等同「天意」的聖王,只有「天」與「聖王」方有以戰爭使天下得利的能力,而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並無發動「義戰」的機會。

當然,墨家學派主張「反戰論」有其絕對性,期望「天意」作懲罰也顯得消極與無力,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義戰」的詮釋難以約制當權者。兩害取其輕,面對「誰可以發動戰爭?」的疑問,儒家或許以為「有義者可以發動戰爭」,但是墨家就會以「只有上古聖王可以發動戰爭」作為應對。基於「聖王」是封閉的概念,除了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再無當時君主可以進入墨家定義的「聖王」概念,所以能夠杜絕現世君主或國家元首自以為發動「義戰」的可能性。

或許我們都同意「義戰」在理論上有其必要性,但是實際上「義戰論」又會為世界帶來甚麼影響呢?墨家學派以「義戰論」為基礎建立「反戰論」,在現代社會當中或許還是有參考價值。一如前述,現實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基於不同的論述脈絡,同樣放棄把「戰爭」與「正義」拉上關係,但是「戰爭」的正當性問題在戰爭行動發生當下還是有討論的必要。墨家學派的「反戰論」並非單純的和平主義,而是把「正義戰爭」置於現世統治者不能企及的高度,從而作為阻止戰爭的手段與策略。相較於「出戰正義」、「手段正義」來界定「正義戰爭」,墨家學派選擇以「時代正義」作界定,即「正義戰爭」並不在此一時代存在,可以說是一種策略性的「義戰論」,也是實質意義的「反戰論」。

墨家「策略性義戰論」對當代的可能啟示

雖然沒有人能夠拿著「反戰」的旗號說服俄羅斯休兵止戰,但是「反戰」思想若能植根在每個人的心中,並且思考何種策略方能達至「反戰」的目標,方能避免極權在「義戰」的掩護下伸出狂熱的魔爪。墨家學派是積極的反戰論者,或許我們都可以學習墨家學派,積極準備「防守戰爭」以應對戰爭威脅,同時對於「懲罰戰爭」、「侵略戰爭」保持高度戒心。希望大家不要跟極權纏鬥於「出戰正義」的爭論,我們必須認知「出戰正義」的理論無論如何精密,始終也在極權的虎視眈眈下,隨時有著被濫用的風險。

長於香港,遷於臺灣。專門研究先秦時期的古代文獻,逐步進修哲學思想分析,以文本為根遊走(或迷失)於文、史、哲之間。曾於香港多間大專院校任教中國語文相關課程,現時繼...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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