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想要控制疫情的政府來說,掌握某一些數字變得格外重要:COVID-19 的感染人數、感染群的年齡、病毒傳染率、致死率、對特定產業/全體 GDP 的影響等。身在臺灣的我,也經常關注記者會中公布的新增感染案例和境外及本土移入案例數目。瘟疫蔓延時,特別感受到某些權力掌握在國家元首、疾病管制相關機構,或是國際衛生組織等。畢竟,一個國家的防疫成效,可以因為不同國家元首看待病毒的態度不同、實施有別的政策,或是受到國際組織的影響程度而產生極大的差異。
當我們在關切這些數字時,代表著什麼?這個現象又如何使我們更了解現代社會的權力形式?
事實上,這些看來為理所當然的政府作為:密切關心人口、勞動率、死亡率、疫情感染人數等觀念,在幾個世紀以前其實是不存在的。若有疫情爆發,政府或相關機構也不會像今天積極地運用科技尋覓精確的追蹤方式,並且致力於開發解藥或疫苗。對於作用目標為國家人口的權力,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將之稱為生命權力 (biopower)。以下將針對生命權力詳細說明,使了解現代社會權力的樣貌及運作方式,並且省思在 COVID-19 病毒肆虐社會的當今,我們又能如何看待權力。
使人活命的權力——現代生命權力的誕生
那生命權力又是什麼呢?規訓權力施加的對象是個體(要考試的小學生、有心理疾病的病人、作奸犯科的囚犯等),生命權力所關切的對象則為全體人口。傅柯將生命權力對比於主權權力:主權權力是行使「殺害生命或允許存活」的權力 (take lives or let live),生命權力指的則是「使人活命並准許死亡」(make live and to let die) 的能力。
(生命權力)致力於管理、優化,並且複製(生命),透過的是精確的控制方式和健全的法規。
透過醫療、科學等方式,人類掌控生死的權力移轉於醫療相關制度的實施、各種精詳密計算後制定的保險政策,或是控制人口及經濟的都市計畫等。生命權力也能透過控制生產力的方式確保資本主義的社會健康運作。換句話說,主權權力具有殺害生命的暴力性質,而生命權力則能夠確保生命的延續。
生命權力除了目標與實施對象有別於傳統權力之外,執行的方式也有所差別–—它主要是以科學為基礎,訂定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再加以矯正。主權權力的掌控者在於君主或獨裁者,規訓權力在於監獄、醫院等機構,而生命權力則掌握在擁有科學知識的專家身上。
COVID-19 與全面監控的社會
很自然地,隨著 COVID-19 病毒的擴張,生命權力的擴張也越來越能被人察覺。其中最明顯的,不外乎對個人行動自由的限制,以及對隱私權的侵犯。
這段期間,政府運用科技對人民健康的監控及自由管制。中國的「健康碼」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利用蒐集個人資料的方式,將民眾依照「健康等級」分類,再針對不同等級的人進行限制,達到全面監控的效果。此外,近期也傳出美國政府將與 Google、 Facebook 等公司合作,借助他們龐大的資料庫,取得個人位置以了解各個地區感染病毒的風險。
現代權力透過疫情事件的顯現,讓許多人開始擔憂這樣的權力將持續擴大。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在今年二月發表的文章 <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 中,將政府的多項政策視為發展集權政治的開端。 此外,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職員愛德華.史諾登 (Edward Snowden) 也提到,當權者在緊急時刻新增的權力,可能不會就疫情結束而消失。
我不要監控,但我也不想死!——有生產力的權力
危機時刻,政府所訂定相關法規,表現的是壓抑、限制、阻擋(壓抑病毒的繁衍、限制人民自由、阻擋病毒入侵國內)。但是,難道我們只能從全面監控的社會,和毫無疫情相關規範的「佛系」政府兩者做選擇嗎?
事實上,傅科強調權力不一定是負面消極的,它也可以是正面且具有生產力的力量。
我們必須停止用負面的詞彙形容權力的影響:『排除』、『壓抑』、『禁止』、『擷取』、『掩蓋』、『隱藏』。事實上,權力是具有生產力的,它所生產的是現實...... 個體以及透過此個體獲得的知識便來自於這樣的生產過程。
許多人認同或讚許政府對疫情的相應政策。他們自願性地減少外出,並在公共場所戴口罩,並且譴責不願意配合的人。這些人可能是基於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的立場,願意為了保障全體國民的福祉犧牲自己小部分的權利。人民達成這樣的社會共識,並且希望他人的行為也都能合乎社會規範的現象,便是權力由下而上的展現。擁有這類思想的人,不會因為政府限制出門、出國的自由而認為自己遭受壓迫,而是自願(或許還有勸說他人)為了共同利益而改變固有行為。
結語
當川普對記者表示他認為被隔離的郵輪不該靠岸入境美國,只因為他「不想讓確診人數翻倍」;或是當初英國首相強生對人民公布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的防疫政策,強調只要 60% 民眾受感染就能有效遏止病毒;又或者台灣積極與他國進行醫療合作、發展疫苗。這些因應疫情的種種策略,不論出發點是為了人權、關懷人民生命、經濟與國家生產力、股市、聲譽與未來的民主大選等,都顯示出生命權力的興起——運用科學知識與科技為工具,達成對人口的控制——透過這次肺炎疫情的肆虐,更清楚地顯露於日常生活中。
然而,嚴緊緻密的監控是否真為有效防疫的唯一解方?COVID-19 的流行已經產生社會上許多非常不同的聲音。有的人排斥來自政府生命權力的擴張,有些人則認同這些行使權力的必要性。生命權力借助科技以達到控制疫情的目的,卻在過程中侵害人們自由及隱私。
總結而言,橫掃全球的 COVID-19 除了點出了現代生命權力的擴張,也告訴我們:人類並不需要在死亡的威脅和自由的踐踏中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