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時期，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及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形成兩極對抗的國際局勢；這不單是國際現實的鬥爭，也是意識形態的碰撞。然而，雖是在政治光譜的兩端，但美國與蘇聯卻分享著同樣可怖的品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言論審查且人身監控。在鐵幕裡，如何監控箝制言論自由，就我們可接觸到的教材或是媒體都有一定的認識；而所謂「自由」主義的美國，也同樣因防堵共產主義滲透的心態作祟，可以大量監控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則是一例。
約翰‧麥康柏（John McCumber）2001 年的著作《壕溝之時：麥卡錫時期的美國哲學》（Time in the Ditch: American Philosophy During the McCarthy Era） 則提到，就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數據，當時的哲學教授，比其他學系如經濟系、英文系等，更容易遭到調查或傳喚；而且，當時不少著名的政治迫害案件都涉及哲學系，例如華盛頓大學的專任哲學教授赫柏‧飛利浦（Herbert Phillips）參加共產黨，而在 1948 年遭到 HUAC 調查；並因他拒絕配合而連同 5 位同僚遭到大學委員會調查是否違反教職員行政規定。最終，11 名委員會成員中，有 3 名主張應解聘共產主義者，5 名同意此點但認為權責不在委員會。校長雷蒙‧Ｂ‧亞倫（Raymond B. Allen）認為應解聘飛利浦，並獲校董會同意；飛利浦也因被列入黑名單而找不到任何教職。
另外一個案子則是紐約水牛城大學的哲學系教授威廉‧派瑞（William Parry）因於 1933-1946 年研究馬克思主義而在 1953 年遭到 HUAC 約談，他引述憲法第五修正案，不得經正當法律程序被迫自證其罪而拒絕作證。之後他被校方冷凍，直到 1961 年才恢復教職。
這兩個案例顯現出，雖然他們沒有隱藏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也沒有密謀慫恿學生入黨的陰謀，但因自己的政治及哲學立場被有關當局依法行政解雇或是凍結。這正是對當時政治哲學圈的警告：不要插手政治，不然你會丟了工作。不過，像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希尼‧虎克（Sidney Hook）—實用主義者杜威的大弟子（有時候被戲稱為「杜威的鬥牛犬」）—雖年輕時跟從馬克思主義，卻自 1951 年透過主掌英美主流期刊《哲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來排斥共產主義者；虎克的論證類似如此：
1）某教授為共產主義者；
2）共產主義跟大學教授的義務原則不相容；
3）所以，某教授應該解聘。
這種過度簡化的論證，就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系教授威克特‧羅威（Victor Lowe）—懷德海的學生—批評過這種是「惡意的知識份子論」(vicious intellectualism)。
二戰前後許多逃離到美國的歐陸學者，就是為了逃離法西斯政權對言論及人身自由的壓迫。《國際對話》（Dialog International） 2014 年刊出的〈法蘭克福學派及戰略服務處〉（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OSS）一文則介紹了意大利博隆納大學歷史系教授拉菲爾‧勞丹尼（Raffaele Laudani） 所編的《納粹德國的秘密情報：法蘭克福學派的戰勳》（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 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二戰時期，美國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中情局的前身）召募了 法蘭茲‧紐曼（Franz Neumann）、奧圖‧契爾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馬庫色研究納粹的歷史根源及為德國戰後重建的準備，不過如寫下《啟蒙的辯證》的阿多諾、霍克海默可能就因太偏神話學及心理分析的「否定的辯證」，被當局覺得不大實用而未成為入幕之賓。
不過，在麥卡錫主義猖獗的時代，那些暫居在美國的流亡學者們也吃過白色恐怖的苦頭。雖然戰時他們也幫助過美國情治單位，但是老大哥仍就因歐陸的馬克思主義淵源，懷疑起他們的政治傾向。《人文與社會科學線上》（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online）刊出了亞歷山大‧史戴分（Alexander Stephan） 寫的《共產納粹：聯邦調查局對德國移民作家的監控》（"Communazis": FBI Surveillance of German Emigre Writers）書評：美國聯邦調查局神不知鬼不覺調查這些從德國來美國避難的知識分子，用代號「共產納粹」（Communazis）或「紅色法西斯」來進行監控。這也跟美國情治單位對歐陸政治脈絡的貧乏理解有關：雖然這些德裔的流亡學者的確有左傾立場，或者本身就是知名的共產主義者，但不見得就跟史達林的秘密警察有關係。
大致上，與他們在歐陸的極權經驗相比，這些學者在風光明媚的加州或是紐約還有安然的生活可言。不過，難免還是有查汽車牌照、電話監聽、竊聽等調查，像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在美國暫居時，跟小情人的枕頭細語就被監聽過。比較直接的情治活動，大概就是湯瑪斯‧曼（Thomas Mann）本被徵召為德國流亡政府的領導，對外的原因是湯瑪斯‧曼對政治沒興趣，但從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顯示，他們擔心湯瑪斯‧曼跟布萊希特的關係，也是個「擁戴史達林主義的德國人」（Stalinist Germans）。
在東岸，調查局則對比較外顯的共產主義者如布洛赫（Ernst Bloch）及外斯寇夫（Frantisek Carl Weiskopf） 感到興趣；連鄂蘭也被盯上過，根據 Muckrock 刊載出調查局對她的報告：
她是個頭嬌小、圓潤、聳肩且留著利落髮型的女子，有著雄壯的聲音跟另人驚奇的腦袋。她被形容為相當正面、主導一切、熱情而且雄辯的言說者，看上去大概五十歲。
冷戰時期，以美蘇兩大集團為首的國際政治及意識形態之對抗，也使得老大哥的情治單位將手伸進學術圈，監控、威脅、迫害等手段，比比皆是。如臺灣在 1972 到 1975 年間，也曾經發生情治單位以「反共」之名，監控且整肅臺灣大學哲學系內中國自由派者以及參加保釣學運的師生——「臺大哲學系事件」。2013 年重新出版，由 1995 年調查小組所公開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也清楚交代了當時國家機器如何利用行政打壓且傷害學術自由，進而影響了臺灣當今哲學思想發展的軌跡。
如今，當轉型正義重新回到臺灣的公共論壇上，也必須注意到他山之石。白色恐怖的政治壓迫，是社會集體的過程與產物：不單是個人在社會的自由遭到威脅迫害，社會整體的知識發展如政治、社會、法律、哲學、心理等人文社會學科也受到株連。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審視當前哲學思想的危機時，也不能忽視在社會現實的脈絡中，哲學思想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碰撞與拉扯，如何影響著哲學思想所繼受的脈絡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