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周易》古經到《易傳》的哲學轉化 | 哲學新媒體
來稿

《周易》古經到《易傳》的哲學轉化

《易經導讀與譯註》書摘
從《周易》古經到《易傳》的歷史發展長達七、八百年之久,相當於一部先秦哲學史所經歷的時間。在這七、八百年間,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革,因而經和傳的思維方式、思想內涵和問題意識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傳在經的基礎上作了卓越的發揮,將一本卜筮之書轉為哲學之書。而這個轉化的過程,也正是儒、道兩家,是源和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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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 / 陳鼓應

一、《周易》古經的形成

《周易》古經是中國古老的根源性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人類文化寶庫中非常奇特的一部書,它有一套精妙的符號體系,模擬宇宙間天地萬物的結構和運行規律,同時又兼具一整套與之相配的文辭,揭示社會人事的吉凶悔吝。符號與文辭組合相配,給人以無窮的想像與智慧啟迪。對於《周易》的研究,最早在春秋時代已見肇端,可以說《周易》研究對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有深遠的影響。

上古原始宗教時期的巫卜文化到夏、商、周時期得以繼承、發展、演變和改進。殷、周之際,占卜的形式從殷人的龜卜逐漸轉向周人的占筮,出現了從象到數的過渡,占筮這一形式逐漸成熟,意味著人們抽象思維能力的提升。

《周易》古經源於卜筮,這部古經的形成經歷了長時期的由巫文化向史官文化的過渡。古經中卦、爻辭的主要素材來自於卜筮之辭,這些筮辭素材是夏、商及周初三代掌管卜筮的占人、筮人、太卜以及史官對於占筮的記錄。因而在古經中,既可以看到卜筮之辭,也可以看到古史人物及歷史事件,文辭古樸而意蘊幽深。

《周易》古經卦爻辭所記史事如王亥「 喪牛于易」、「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皆在周初,最晚是晉卦中的「康侯用錫馬蕃庶」,已是成王時期。因此古經的卦爻辭編纂成書的時間最早可能在西周成王之時。朱伯崑先生認為:「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周易》這部典籍的編纂,出於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易學哲學史》第一卷)

二、象辭結構與思想旨趣

《周易》古經雖源於巫卜,但經過歷代巫史對應天道人事的互參,對於長期積累的卜筮之辭、占驗之文、歷史事件與古史材料進行深入洞察與精心編纂,所完成的古經中已透露出明顯的主體意識與辯證思想。

《周易》古經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以兩兩成對出現,前卦與後卦的順序體現為相因或相反的關係,體現出既有自然演化之序又兼具辯證統一的思想內涵,是一種精微且奇妙的組合,其中所蘊含的兩兩對反、前後相因、相反相成、無往不復(如泰卦和否卦等)的結構安排,可以看出其中變化周流、物極必反、對立統一的特點。六十四卦開端是以乾坤打開門戶,最後兩卦則以「既濟」、「未濟」收尾,表達了《周易》看待事物生生不息、永不停滯且變易無窮的觀點,透顯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人文精神。

再比如損卦和益卦的結構組合,」 損「與」 益「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常有的現象,而「損」、「益」作為一對範疇,在《周易》古經中已見端倪,兩卦以互為反卦的形式成對出現,體現了因損得益和因益致損的辯證關係。在損卦和益卦的卦爻辭中,損中有益,益中有損,損與益互相參差滲透,可謂雙行互補。就天道而言,天地陰陽之氣運行,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順應時宜,有節有利。古經內容既把握宏觀又注重細節,呈現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思想旨趣。

三、參證史實與主觀能動意識

《周易》古經既是一部筮辭編纂集,同時也是一部古史材料集,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化現象。卦、爻辭記載歷史事件是一種對歷史的認識和反映,古經中古風猶存的生活場景,將讀者帶回到那遠古質樸的先民生息的時代。

《周易》古經的卦、爻辭中包含了豐富的古史資料,涉及層面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訴訟、軍事、祭祀、農耕、漁獵、商賈、民俗、倫理以及自然現象等。卦、爻辭多處以古史材料所記作為已呈顯於歷史的現象,揭示其中所隱含的規律,以取象比類的方式判斷當下人事吉凶的趨勢,指出趨吉避凶的方向,提出相應的規誡及應對策略。

殷代晚期,占卜活動實行「三卜制」、「習卜」,通過多次占卜以滿足人的願望,表明殷人已經在固有宗教信仰中羼入了人的理念意識,已從盲目崇拜鬼神的精神世界中試圖有意識地擺脫出來。西周初年形成的《周易》古經,其形式雖保留了卜筮之辭的原貌,但隨著殷周之際的重大變革,卦、爻辭中人的主觀能動意識已更為彰顯,強調人的力量可以轉化和改變命運,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斷和行動,而不是盲目迷信於卜筮的結果,這就為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留下了廣闊空間,使得《周易》古經成為天道人事相參、可以經世致用的決策指導書。

歷代以來,讀易經者在研易時,總是將古經的卦、爻辭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把自身的處境擺進卦中去,以從中獲得安身立命的啟示。這種與現實生命習息息相連的關係,也使得《周易》具備了歷久彌新的現代性。

四、對儒、道兩家學說的影響

從《周易》古經到《易傳》的歷史發展長達七、八百年之久,相當於一部先秦哲學史所經歷的時間。(余敦康〈從易經到易傳〉)在這七、八百年間,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革,因而經和傳的思維方式、思想內涵和問題意識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傳在經的基礎上作了卓越的發揮,將一本卜筮之書轉為哲學之書。而這個轉化的過程,也正是儒、道兩家,是源和流的關係。儒、道兩家在從經到傳的轉化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中國歷史中,《周易》既是儒家「五經」之首,也是道家「三玄」之元。

同出於《周易》古經的儒、道兩家,經歷了春秋末期的「道術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的分殊,發展到戰國中後期形成了以《易傳》為代表的並存相參局面。余敦康先生指出,儒、道兩家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思想上接自伏羲以至《周易》古經的中國文化的古老的源頭,下啟「以人合天」與「以天合人」的結合、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互補思想,最終形成了具有更大普遍性的《易傳》,提出了「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著名命題,其所蘊含的思想精髓與價值理想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周易》古經是儒、道的同一源頭,《易傳》則是儒、道在最深層的結構上的完美互補。(〈余敦康 帛書《繫辭》「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蘊〉)

五、經文中「貞」、「孚」兩個重要占辭的本義

隨著近代考古學的興起,甲骨文以及不同易經古本的出現,為近當代學者釋《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證據。「貞」、「孚」兩字在卦、爻辭中極為常見且重要,對這兩個字的解釋,是甄別經、傳不同旨趣的重要依據。「貞」字出現一百一十一次之多。如此頻繁出現在卦、爻辭中,可見古經之辭來源於卜筮。朱伯崑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貞』字,乃卜問之義。《周易》中的『貞』字,也是卜問之義。舊注訓『貞』為『正』,是一種誤解。」並且指出「宋朝朱熹說:易本為卜筮而作」這一論斷是可信的。(《易學哲學史》)

本書認為,《周易》古經中的「貞」字,皆當作「卜問」講。至於在七、八百年後的《易傳》中,以「貞」字的引申義「正」為訓,則是針對周文疲弊時代社會人心的弊病,而將巫卜轉向人文道德指向的結果。這正體現了產生於不同時期《周易》經、傳之間差異性、同一性與時代性,就如同一個人的童年與成年。

「孚」字在《周易》古經中共出現四十二次,其中有二十六次是「有孚」。如果把《周易》古經中的「孚」與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簡牘一起考察,皆可以徵兆和徵驗釋之,徵兆是一種卜兆出來時的事先的判斷,徵驗是事後的核驗。因此本書認為,「孚」兼有二義:一為卦兆、徵兆;一為徵驗、應驗。

※ 本文為臺灣商務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陳, 鼓應., & 寇 方墀. (2023).  易經導讀及譯註. pp.18-24,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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