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邁克爾‧喬比 (Michael Cholbi)
悲痛 (grief)，1往往能吸引富創意或好奇的心靈：他人逝世所造成的情緒波動，是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四千年前蘇美文明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2的核心議題。荷馬 (Homer) 的《伊里亞德》(Iliad) 中，不時出現有關悲痛、葬禮及社會聲譽的爭論。世上幾乎所有文學傳統裡，都有與悲痛或悼念相關的詩歌，無論是輓歌或是負嵎頑抗的作品。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筆下有許多人物，皆為悲痛而苦。事實上，近年來對於悲痛的文化興趣，似乎有日漸升溫的趨勢；悲痛成了無數個人回憶錄、串流平台電視劇、播客、圖像小說及電影的焦點。對於傾向使用科技的人而言，現在也有幾款手機應用程式，能協助使用者理解或應對他們的悲痛情緒。
幾乎每項議題都有其專屬的「哲學」。哲學家幾乎從基礎上研究過所有的學科（化學哲學、經濟學哲學、歷史哲學等）、近乎所有的專業領域（醫學哲學、教育哲學、商業哲學等）、許多社會發展面向（人工智慧哲學、太空探索哲學、電子遊戲哲學等），以及我們主要的社會認同類別（種族、性別、性取向等）。以此角度觀之，哲學家們對悲痛議題的忽視，或許並非巧合：因為不是每個主題都值得從哲學上深究，而且悲痛在哲學上並不那麼有趣，所以哲學家對悲痛也較意興闌珊。
本書的目的之一，是要闡明這種狀況的失當。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悲痛其實非常有意思；但若是如此，哲學家為何對這個概念相對沉默？悲痛是公認具有挑戰性的話題，需要以清醒、學術的方式深究。悲痛似乎很難理解，因為情緒複雜，且看似不按常理出牌。除此之外，為了理解悲痛，我們必須面對人類生命中，某些更令人不安的狀況：我們的情緒有時很難理解或應對；我們在乎的人生命有限；由於這種有限，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既是安全感和可預期性的來源，也是種威脅。因此，悲痛中蘊含許多令人畏懼之事，探究悲痛亦然。
然而在我看來，哲學家們在研究悲痛時，往往自帶特定的假設，這些偏見使得他們與悲痛產生愛恨交雜的關係。由於這些假設，哲學家把眼神轉向悲痛時，往往只看到滿眼的尷尬，甚至是恐懼；因為對這些哲學家而言，悲痛固然無法避免，但它代表了人類最不堪的狀況：混亂、赤裸且可悲。
古地中海地區的哲學家，對於悲痛普遍感到反感。比起我們這些常將悲痛視為尚可忍受或不足一提的現代哲學家，希臘與羅馬的哲學家們，對悲痛的態度可要嚴酷多了。對這些哲學家而言，為他人的亡逝悲痛，是一種不懂節制、一種過度依賴他人的象徵，有德的君子不該欠乏理性的自我控制。根據影響深遠的羅馬醫學家蓋倫 (Galen)3的說法，悲痛源於對事物或人的過度渴望或貪念。蓋倫認為，最好能擺脫這類渴望，莫要喪失對自身情緒與行為舉止的控制。在他的詮釋中，悲痛是柔弱而可悲的。
柏拉圖 (Plato) 的《理想國》(Republic) 中，蘇格拉底 (Socrates) 認為君子雖為失去所愛而悲痛，但仍堅持君子應以悲痛為恥，在公開場合須儘量自我克制。蘇格拉底聲稱，悲痛是一種「疾病」，需要的是「醫藥」，而非「哀嘆」。蘇格拉底認為志向遠大的政治領袖，不該成為詩中所描述的「悲不自勝的權貴」，因而任何寫到君子悲痛難抑場景的詩作，都應受到審查，因為悲痛是女人和「不入流者」的專屬。後來在《斐多篇》(Phaedo)4動人的死亡場景中，斐多坦承道，他和蘇格拉底其他友人，雖勉強控制住心中的悲痛，可是當蘇格拉底舉起那杯毒參放到自己唇邊時，他們的情緒卻再也繃不住了，淚水與悲哭齊湧：「我用斗篷裹住自己的臉，兀自痛哭；我不是為他而哭，而是為自己痛失一位至友而哭。」蘇格拉底訓斥眾人：「你們這些奇怪的傢伙，這是在做什麼！我讓婦道人家離開，就是怕她們做出這種詭異的舉止。」
史高特．拉貝奇 (Scott LaBarge) 解釋道，秉持這種傳統的作家，雖瞭解悲痛是一種自然狀態，但「傾向於把自己的悲痛——無論是過去或現在的——視作懦弱的表徵，必須予以克服，或矯正這種錯誤。」就這點而言，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塞內卡 (Seneca)5的說法就非常典型：「失去好友時，莫讓我們的眼睛乾涸，亦莫讓其湧淚。我們可以飲泣，但切莫悲號。」
不要以為，這種對悲痛的反感是「西方」獨有的思維，在中國道家哲學家莊子的作品中，也看到這類的宛轉表達。莊子宣揚安然接受包括死亡在內的無常，在一段知名的寓言故事中，惠施前往弔唁喪妻的莊子，卻見理當悲痛難抑的莊子鼓盆而歌：
惠施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不慨然？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死之，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老實說，莊子的寓言，並不似柏拉圖及其他古地中海地區的哲學家那般刺耳，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莊子的說法相當合理：我們不應忘記，至愛的離世有如四季更迭，皆無可避免。然而莊子亦將悲痛視為衝動之舉，是因為我們忘了「命有生死」的結果。莊子與古希臘、古羅馬人一樣，要讀者凌駕悲痛，並提醒自己：我們雖為逝者悲痛，但生生死死不過是自然大迴圈中的一環。莊子的寓言雖未貶抑悲痛，卻將之歸於我們過於執著短暫多變的事物，而非專注於長久不變之事上，所帶來的諸多煩惱。莊子與古希臘、古羅馬人一樣，認為悲痛是無知的結果，我們會悲痛（或傷心欲絕），是因為我們未能將大千世界及人類在其中的分位牢記於心。因此悲痛反映了喪慟者的不堪，顯露其人性的短處，而非展現他們最完好或最真實的本性。
請注意，這些哲學家對悲痛的反感，並非出於不願面對死亡；事實上，這些傳統哲思，強調我們需要哲學的智慧，來為自己的死亡作準備。蘇格拉底甚至宣稱，哲學不過是為死亡所作的準備。不過令這些哲學家對悲痛產生戒心的是，悲痛凸顯出人類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面對他者死亡後伴隨而來的脆弱不堪。死亡令我們震驚，不是因為如莊子所指，我們不懂生命的有限。我們悲痛，不是因為我們不懂生而有涯；而更像是明知難免一死，仍忍不住為此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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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套哲學傳統，悲痛是一種恥辱的來源。若是如此，耽溺在這種自曝其短的不堪中，而不設法成為自給自足、堅強剛毅，以及不會、也不需要悲痛的人，根本就說不過去。在這套傳統思維裡，悲痛是一種應該克服的個人缺陷，而非需要深究的哲學問題。
現在的哲學家似乎不認同古時以悲痛為恥的想法；儘管如此，在最近一則哲學家無可避免的悲痛案例中，他們顯然很猶豫過於公開地認可悲痛，或將悲痛用來作公開的哲學檢視。
1960 年夏季，六十一歲的英國作家及神學家路易斯 (C. S. Lewis) 事業正隆，聲譽卓著。他在六年前，開始擔任劍橋大學新成立的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文學首任講座教授。1940 年代初，倫敦不斷遭受納粹轟擊時，路易斯在 BBC 的廣播節目，被出版為《純粹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 一書，另外還有《奇蹟》(Miracles)、《痛苦的問題》(The Problem of Pain) 等評論，以及使路易斯成為世上最重要的基督教代言人的使徒書信體小說《魔鬼家書》(The Screwtape Letters)。他的童書作品亦廣受歡迎，其系列小說、七集《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最終銷售超過一億本。
然而他的事業成就，不久便與個人生活的變動起了衝突。
四年前路易斯與美國詩人喬伊．戴維德曼 (Joy Davidman) 結婚，他深受對方的才華吸引：戴維德曼的詩作曾贏獲許多獎項，並為十戒 (Ten Commandments) 寫過一部學術註疏，由路易斯為其寫序。可是兩人的愛情不僅限於智性，路易斯寫道，喬伊「曾是我的女兒、母親、學生及老師，她是我的子民，也是我的統治者……是我信賴的同袍、朋友、船員與戰友。」兩人結婚數個月後，喬伊摔斷了腿，在治腿時發現她患了癌症。診斷結果，更加深了路易斯對她的愛。1957 年喬伊的癌症進入緩解期，至 1959 年復發，這段期間似乎是路易斯成年後最快樂的一段時光。1960 年四月，喬伊與「傑克」（Jack，與路易斯相熟者都如此稱呼他）去希臘度假，實現喬伊看愛琴海的畢生心願。
然後喬伊於七月十三日去世了。
傑克．路易斯不是沒有經歷過人生變動：他的父母都死於癌症，母親在他九歲時便離世了。傑克在青少年時，從愛爾蘭搬到倫敦，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成年之初，他放棄又重拾對基督的信仰，並收養了倫敦大轟炸期間撤離的孩童。
然而按他在喬伊去世後所寫的日記來看，傑克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況下，深陷在自身的悲痛之中。
淚水與哀傷雖令傑克尷尬，但至少他能預期得到。他未能料到的是「悲痛竟與恐懼如此相似」。他也沒想到悲痛竟然還包括了微醉的感覺（像「腦震盪」似的）、心神渙散與意興闌珊（「我發現很難聽得進任何人說的話……根本提不起一丁點興趣。」），或孤立與疏離感（「世界與我之間，像隔了一條隱形的毯子。」）。也沒有人警告他，悲痛會引發倦怠感或讓人變得「懶散」。
我不想花半分力氣，不單是寫作，我連讀一封信都嫌費事，甚至懶得刮鬍子。我的臉頰是粗糙還是平滑，如今還有所謂嗎？
悲痛讓傑克對自己感到陌生，覺得身體不屬於自己，而這個「空掉的房子」最能強烈地感受到喬伊的離去。與喬伊共享的基督信仰，使他和喬伊深深契合，但信仰似乎無法幫助傑克在喬伊離世後，找到自己的方向。喬伊離開後，反倒引發了傑克在三十年前信仰天主以來，唯一的一次信仰危機。「話說，」傑克問，「上帝在哪裡？」
對於路易斯的鐵粉來說，《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 前幾章裡的傑克．路易斯，也許讓人跌破眼鏡。讀者恐怕未能料到喬伊的死，會讓路易斯這位言詞犀利、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及基督教辯惑學者，變成一位惶惶不安、頭腦混沌、信仰搖擺、心智渙散、自我意識混淆的人。路易斯的悲痛也許令讀者吃驚，他掙扎著求助他處以撫平哀傷：「向死亡投降，向日日死去的野心與願望投降，向行屍走肉般的肉體投降，最後向你的每一絲生命投降。」
路易斯本人於三年後去世，在這段期間，他考慮該不該出版這些記錄了他喪慟經驗的日記。基於一些不明原因，路易斯不太願意與這些日記有所牽扯，於是他想到一個折衷辦法，在這些日記寫成一年後，以《卿卿如晤》之名出版，但用的是筆名克萊克 (N. W. Clerk)，並以「H.」稱呼喬伊。
我們無從確知路易斯何以害怕出版喪慟的日記。身為一名受過訓練的哲學家，路易斯無疑精通之前所提及的哲學傳統；該傳統認為，悲痛是一種必須克服的窘境。我們可以從《卿卿如晤》一書中，以及路易斯決定在死後以筆名出版一事，窺探到這一點。他在私下雖無法躲避悲痛，卻在公開生活中迴避掉了。因為等後來讀者發現到傑克的悲痛逾恆時，路易斯的死，已使他不必受到公眾的審視了。從這個層面來看，路易斯的一生，體現了傳統哲學家對悲痛的反感：無論悲痛私底下具備什麼重要的意義，但實在不適合作為一門公眾哲學的議題。
悲痛為何會引發羞恥感？我們有沒有可能認識到，悲痛有時雖然會造成羞恥感，但其實沒有必要感到羞恥，那只是反映出我們對悲痛的誤解，以及悲痛所呈現的我們罷了？
迴避悲痛這個可持續探究的議題，哲學家便不用面對，關於我們有什麼可能性、喜歡什麼，這些深植的觀念的有力反例了。諷刺的是，這些觀點妨礙了對悲痛作全面性、非教條式的哲學探究。畢竟，如果我們接受了悲痛並不妥當、須予以避免的觀點，它才會顯得丟臉，不值得哲學的青睞。但我們應該接受這些觀點嗎？不避諱地持續關注悲痛本身，很可能會對這些觀點起疑。換言之，仔細審視悲痛，不僅會消弭對它的反感，更會動搖普世認為「悲痛不值得作哲學的探討」的觀點。終歸來說，我們避開了我們懼怕的事物。哲學傳統似乎擔心悲痛會曝露太多人性，特別是，若拿出哲學家鑽研其他主題的態度，去研究悲痛，很可能會揭示出許多人所畏懼的事——瞭解到我們無法、也不應該完全克服人的極限、脆弱與相互依賴。
※ 本文為知田出版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3). 悲痛：關於生命逝去的哲思. pp.11-26，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