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avid Runciman
民主在古代政治裡有著非常明確的意涵，對許多古人來說，民主意味著將政治交給窮人治理，因為不管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民主都意味著要賦予多數人權力，而在當時，人們總認為無論在哪個社會裡多數人都是貧窮的。民主也意味著一般公民得以直接參與政治生活，要注意的是，民主不是讓所有人參與政治，而是讓所有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參與，這不包含遊走各個城邦的人、外國人和奴隸。民主是讓多數男性公民得以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
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雅典，民主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所謂的抽籤選擇。這是刻意以隨機的方式來選擇官員，完全符合樂透的辭意。這個想法奠基於任何人都可以在國家層次上做出決策，因為人們會因為機率輪流被選為決策者，有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們其中的任何人。這種政治運作的方式有個核心理念：參與政治決策並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特質。古代的民主政治將平等置於能力之上，因為以能力來取捨將會排除太多人。古代的民主觀念認為，輪流享有政治決策的權力，總比永遠沒有機會參與政治好。對多數人來說，這向來是吸引人的想法；但對有特權的人看來，這種想法很駭人。如果政治沒有任何篩選條件，這些人有可能被任何人統治。
然而，在任何一個窮人遠多於有錢人、無知的人遠多於受過教育的人、年輕人遠多於年長者的社會裡，這種隨機看來都不是真正的隨機。它的確為窮人、無知的人和年輕人提供參與政治機會，而有錢人、受過教育的人與年長者一向不喜歡多數決與隨機抽籤。直到晚近，那些有能力動筆寫下他們對政治的看法的人，幾乎都出身於會被民主政治威脅的群體。在古代世界確實如此，當時幾乎所有關於政治的文章，都來自狹小、受過教育、出身富裕的精英階層，因此這些文章對民主都有種批評的態度，而到我目前為止所描述的現代世界也仍然如是。直到十九世紀，幾乎所有能夠表達政治觀點的人都默認，民主是一個危險的觀念。
不只如此，霍布斯基本上完全不在意民主，這才是他政治論述的核心觀點，讓多少人來統治根本不是他的重點。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個著名的區分：我們可以把政治區分成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統治和單人統治（換言之是民主制、貴族制與君主制的區分），但這個區分對霍布斯來說一點也不重要。在他看來，這種區分只是讓人容易陷入「什麼才是好政治」的爭辯裡，無助於了解政治的本質。正是這種漠不關心，讓霍布斯對政治代表的觀念與前人的政治思想大不相同，因為真正重要的是你應該要有政治代表，而不是誰當代表或是用什麼方式來確立代表。
然而事實證明，霍布斯代議政治的觀念，可以成為一種新的民主政治基礎：就是我們現在所稱呼的代議民主。比起政治代表，讓被代表的人們能夠比霍布斯所想的還要擁有更多權力，是完全可能的：被代表的人，能夠針對誰來代表他們有發言權，也能夠表態他們是否真的有被好好地代表。將政治精簡成代表政治 (paring politics)，使民主重新成為一種可能，然而這種民主非常現代，絕非古代的民主。現代的民主政治始於政治代表制，所以當我們說「代議民主」時，用詞其實有些不精確，因為這個說法暗示了代議政治符合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但並非如此。我們的政治，是一種採取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不是採取代議形式的民主政治，因為是民主符合了代議政治的基礎。雖然在十八世紀中葉，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逐漸成為可能，這樣的政治仍要一直等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在歐洲真的開始成形；要一直等到更晚期，一直到二十世紀，代議民主（或更精確的說，採取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才開始成為常態。
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已經和霍布斯的時代有極大的差異（不僅僅是因為英格蘭這個國家如今已經成為不列顛），但英格蘭並沒有朝民主的方向轉變，而是成為康斯坦會欣羨、沃斯通克拉夫特鄙夷的自由主義國家。這個轉變，有很大的程度是受到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的影響。在當時，政治的齒輪轉動了寸許，而後卡榫停滯。光榮革命不是一場民主革命，而自由主義的不列顛也仍非民主。要讓英國成為民主國家，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成為真正的民主實驗場。然而，並非所有參與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支持民主。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對這個危險的古代觀念有著深刻、來自現代的疑慮。他們希望在代表制的基礎上重建法國，也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他們這樣的人來出任政治代表。從一場民主實驗的角度來說，從一場試圖讓一般大眾能夠參與政治的實驗的角度來說，法國大革命失敗了，這場革命沒有造就一個民主的法國。那樣的法國，同樣的，也需要等待。
但美國存在的政治意涵不僅只是因為憲法，對獨立的追求也不僅導致一場憲政革命——這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革命，並且在革命後很短的時間內，美國就變得比憲法所預期得要來的民主許多。這造成的結果是，對許多從外部觀察美國的人來說，美國真正的民主實驗不在於他的政治，而在於美國所體現的生活方式。美國的社會看來將要開始接納一些古代民主政治中關於平等的原則：其中之一是，人們或多或少都是一樣良善，也多少有同樣的能力得以做出重要決定。當然在聯邦政治的層級上，美國的代表政治仍然有著階級、貴族社會的色彩，因為權力依然被保留給那些富裕、受過教育、相對年長的精英（例如美國建國諸父）。但讓美國能夠接納平等原則的便是美國的社會，因為那個社會沒有階級也沒有貴族，讓人們（多數人，但依然不是所有人）能夠享有平等的對待。
其中一名如此看待美國的人，是年輕的法國貴族艾列希．托克維爾。他出身自一個驚險逃過法國大革命的家族。政治的巨輪轉動，但沒有拖垮托克維爾家族。活在革命後的法國，使得托克維爾想親眼看看美國，因為他明白美國是那個時代偉大的政治和社會實驗。這種實驗在歐洲是不可能的，像法國這樣的國家在採取民主實驗上總會處處受限，因為受到兩件要事阻礙，而這兩件事美國都不曾擁有。其中一個是，法國有歷史，法國承受了數個世紀的歷史、階級制度和社會結構，這意味著想在這裡建構新世界，哪怕像透過法國大革命這樣激進和狂野的革命，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托克維爾後來寫了一本關於法國的書：《舊政體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一八五六年），在書裡他描述了這樣的限制。正如現代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說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t) 的革命，因為法國的政治，早已被長年的歷史影響。
所以美國有兩個歐洲沒有的優勢：沒有被深厚的歷史牽扯，同時擁有遼闊的地理環境。當然，美國不是沒有歷史的地方。美國對歐洲人來說是新世界，但只有在忽略了已經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時，它才是新的世界。對美洲原住民來說，美國民主的偉大實驗是一場災難，是所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中最為糟糕的結果。對於那些承受美國擴張後果的人來說，美國的實驗絕非零成本也絕非良性。這場實驗是可怕的暴力，對於實驗中的美洲原住民受害者來說，它最終成了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
但對歐洲人來說，美國是一個新世界，一個可以實驗的地方。美國的政治史始於英國歷史，唯有在英國史的脈絡裡，我們才能正確理解美國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意義；然而與英國決裂，使得參與美國革命的人們，表現得彷彿他們正在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在建立革命後的世界時，沒有受到幾個世紀以來的封建階級與貴族制度掣肘。也許他們可以與這一切訣別，創造一個沒有這些制度的世界。托克維爾作為幾個世紀以來封建階級與貴族制度的產物，他想知道這是否真的可能。
美國人還有一個優勢，他們離歐洲非常遙遠。如果他們的實驗出了問題，雖然他們可能還是會被捲入戰事，而他們確實曾被捲入戰爭（美國人與英國人開戰，而英國人在一八一二年燒了華盛頓特區），但美國人仍能夠承擔伴隨實驗失敗而來的他國的威脅。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美國的幸運之處：他們可以實驗、可以承擔實驗的失敗，並從實驗的失敗裡生還。歐洲人無法承擔這樣的後果，法國人絕對無法，但美國人可以。正因如此，托克維爾想親眼見識美國。在一八三一年，當他還相當年輕的時候（當時才二十六歲），他和朋友一起遊歷美國，而他希望這趟旅程的經歷，能夠讓他完成一部關於美國的著作。他最初的計畫是想寫一本關於美國刑法制度的書，因為托克維爾認為比較歐洲和美國對犯罪和刑罰的態度會很有趣，但他很快就改變心意，認為他必須講述一個更為重要的故事——關於美國民主的故事。他在兩本書裡闡述了這個故事，第一本於一八三五年出版，第二本則在一八四○年。這就是上下兩卷的《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而這也許是有史以來，關於民主政治或關於美國最偉大的著作。
※ 本文為臺灣商務印書館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2). 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 pp.12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