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嗎? | 哲學新媒體
來稿

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嗎?

卡繆《正義者》中的反抗試煉
《正義者》裡卡利亞耶夫在夥伴質疑他不願用種種手段達到革命目標,就是對革命有所質疑,卡利亞耶夫回答:「我接受殺人的任務,是為了推翻專制政權。然而你的話也顯露了一種專制主義,倘若它建立起來了,就會把我變成謀殺者,而我試著要做的是伸張正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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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盈志(大塊文化副總編)

談《正義者》,談為什麼卡繆要去寫一段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人故事,且讓我們繞一點遠路,先八卦一下卡繆和沙特的一些「恩怨」。

Albert Camus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 - 1960
卡繆在出版《異鄉人》之後獲得了法國主流文壇的讚賞,一個從北非殖民地出身、不是巴黎重要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一下子變成法國文學界、思想界的明星,大家把卡繆和沙特這位「血統純正」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哲學家、作家譽為「存在主義雙璧」。但後來這雙璧因為戰後冷戰環境(主要是對蘇聯的態度)和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立場而決裂。

兩大作家的友誼與決裂,一直是大家的話題。《尋找異鄉人》精彩描寫卡繆如何從一個沒沒無聞的殖民地年輕人,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的文學明星,書裡也提到卡繆與沙特在本質上的差異:

卡繆拒絕接受存在主義者的標籤,可能是希望跟沙特那個緊密人際關係網保持距離,但他這種表白也是真誠的。他和沙特對荒謬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人類的潛能也抱持不同概念。在卡繆看來,每個人都自具目的,至於人類整體,就如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所說,「隱藏著無人性的一面」。他認定這本書是「反存在主義」的。對沙特來說關乎重要的是意識——人與人之間相處得來或相處不來。然而對卡繆來說攸關重要的是,相對於世界或相對於世間事物的無生命本質,人類是微不足道的。這種差異從他們兩人小說的風格和主題看來就明顯不過:(沙特的)《嘔吐》對他人懷抱著恐懼;《異鄉人》的宇宙則對人類帶著柔靜的冷漠。卡繆和沙特作品的這些基本差異,隨著在公眾面前曝光而來的要求,以及隨著最新思潮而來的興奮,就遭到磨滅了。

除了思想上的基礎差異,兩人正式公開的裂痕是因為卡繆出版了《反抗者》。沙特支持俄國共產革命的,相信其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為人類社會帶來美好遠景。但卡繆很早就看清列寧的手段,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國家恐怖主義,他在《反抗者》中寫道:

在帝國主義敵人們的壓力之下,列寧催生出正義的帝國主義。但是帝國主義,儘管是正義的,結果只有失敗、或擴張為世界帝國。在獲致結果之前,運用的方法無他,只有不正義的手段。這麼一來,學說便與預言吻合了。為了追求一個正義的遠景,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可以運用不正義,成了列寧在世界上最痛恨的一件事——矇騙。承諾一個奇蹟的遠景,讓大家接受不正義、罪行、謊言。更多的生產、更多的權力、不間斷勞動、無休止的痛苦、持續的戰爭,整個帝國成了普遍奴役,突然有一天,情形將會奇蹟般整個翻轉:全球共和國之內一片自由閒適。偽革命的騙局現在有了它的公式:扼殺一切自由才能征服帝國,那帝國有一朝會成為自由。

《反抗者》談人從世界的荒謬中認清自己,珍視自己的存在,不讓自己的存在被壓迫,遇到被壓迫、權利被剝奪,需要起來反抗,反抗則把個體連結成為群體。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卡繆提到反抗不是革命,反抗必須有限度,這個限度是要尊重個人的性命,不能像革命要求人們為了未來不知道是否可以實現的飄渺理想來犧牲性命,要人接受專政、被迫勞動、為國家無限付出,說是有一天就可以突然達到眾生平等的目標。卡繆反對這種像是宗教洗腦式的作法,人生就只有這麼一次,不能用這種死後天國式的飄忽承諾來逼迫人無條件奉獻。

極權革命認為人性具有絕對的可塑性,可以把人簡化為歷史力量裡的一個分子,但是人的反抗就是拒絕被物化,拒絕被歸結為歷史裡的一個物件,它肯定了人的共有天性,這天性與權力世界並不相干。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革命只以歷史為原則,以恐怖手段為內容,對它來說,不管是情願或被迫,人如果不能一致臣服於歷史的話,就什麼都不算。到了這一點上,已超過限度,反抗先被背叛,接著邏輯也被扼殺,因為反抗在它最純粹的行動中,向來確定存在著限度。

大致介紹了這些思考之後,便可以理解卡繆為什麼創作了《正義者》這部劇作。卡繆透過一九〇五年一群社會革命黨人企圖以刺殺沙皇的叔父謝爾日大公來加速達到他們革命的目標,但在他們準備投擲炸彈到大公的馬車時,發現車上除了大公之外,還有兩個小孩,是大公的侄兒。在這時刻主角卡利亞耶夫停手了,選擇終止這次的行動。之後卡利亞耶夫和他的夥伴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討論為了追求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可以不計各種代價,包括賠掉無辜者的性命?

這個故事完全是卡繆思考反抗精神的核心之一,他也在《反抗者》中寫了這個故事,稱呼卡利亞耶夫等人為「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這些不在乎將自己生命完全投入的殺人者,對他人的生命卻極端謹慎嚴肅。第一次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卡利亞耶夫拒絕殃及大公馬車上無辜的孩子,這也得到所有同志的贊同。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若是平庸的心靈面臨這種可怕的問題時,能夠安然忘掉其中的矛盾,選擇只看到原因之一,他們會以制式原則的名義,認為一切這種立即式的暴力皆不可原諒,卻能坐視暴力在世界、在歷史層面蔓延擴散;要不然就是以歷史的名義自我安慰,說暴力是在所難免,並在謀殺上更添上謀殺,直到把歷史變成只是不斷剝奪人反抗不義之信念的過程。這描繪了現代虛無主義的兩個面目,前者是資產階級虛無主義,後者是革命虛無主義。

但是這些極端的心靈什麼都不會忽視,於是,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我們在其中還可以看到就算不是宗教式的,至少也是形而上的反抗概念。

卡繆在《反抗者》中以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對比歷史上打著革命旗號而不擇手段無視人命的劊子手,這些有所不為者才是真正有反抗精神、了解正義的意義,不擇手段的只是虛無主義不在意人的價值。

《正義者》裡卡利亞耶夫在夥伴質疑他不願用種種手段達到革命目標,就是對革命有所質疑(這種句法有沒有很熟悉 XD),卡利亞耶夫回答:「我接受殺人的任務,是為了推翻專制政權。然而你的話也顯露了一種專制主義,倘若它建立起來了,就會把我變成謀殺者,而我試著要做的是伸張正義者。」

這句話彰顯了《正義者》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可能許多人因為《反抗者》的書名,或因為那句有名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而覺得反抗是激烈的行動。事實上卡繆在《反抗者》中不斷強調「適度」、「限度」,並以此發展出他的「南方思想」。《正義者》選擇了以戲劇的形式,化身確切的人物角色,讓不同價值觀的角色直接衝撞思想,演出的時候給觀眾視覺形象與衝擊會更明確,更簡要地把卡繆的反抗思想與正義觀點很強力很直接地說出來。

也許讀《反抗者》的論述可能會迷失於種種文獻辯證,但《正義者》絕對不會讓你有混淆的機會,這是直球對決。這也是《正義者》當作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壓卷殿軍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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