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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杜威:改造社會從小事做起,狠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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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閱讀者有限的時間,選擇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猶如在密林中尋找一片樹葉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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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都想創造社會的科學—關於人生的科學。把從前適用於自然科學的律令,漸漸用到人生社會方面去,拿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科學,這便是科學的精神對於人生社會上發生的影響。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三派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怎樣受科學精神的影響。

John Dewey 杜威

杜威 John Dewey (1859 - 1952)
杜威 John Dewey (1859 - 1952)
近世科學的起源是先從人生關係狠1少、狠遠的地方來的。

最初發現的是天文學,再進一步,便是無生機的物理化學,更進便是有生機的生物學。到了現在才學得人生社會的問題也許可以拿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和人生關係狠少、狠遠的科學,也漸漸和人生接近,科學的方法也漸漸適用到人生社會事件上來了。結果就生出許多關於人生社會的科學,如研究人種起源進化及生活情狀的叫做人類學,研究人類生計的叫做經濟學,研究人生在國家內一切組織的叫做政治學,研究人類信仰的叫做宗教學,研究人類過去的情狀叫做歷史學,研究人類交通意思的工具叫做言語學。這都是用自然科學的律令方法來解釋人生社會事件的社會科學。

剛纔所說各種科學,無論他有功效無功效,是成功是失敗,但總有一句話可說:就是自打這些科學發生之後,人類心理上、態度上生出一大變遷。從前的人都以為祇有自然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等有天然的律令可說,至於人類的生活,最難得有條理、有律例的,應當列在科學範圍之外。到了現在大家也覺得人生的事業、心理的活動,也是有條理、有律例可尋的,也可以用解釋自然現狀的方法來解釋他,這便是科學發生影響於人生問題的地方。

但是社會科學家雖然發明了許多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哲學總是看不起。他們以為哲學是玄想的,不是根據事實的,不像自然科學有一定的律例,有可憑的事實,這樣空中樓閣的玄想,是狠不值得研究的。

我對於社會科學家的見解,原不想去批評的,但有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社會科學的原理通則往往本來是從特別地方、特別情形之中找出來的,預備為某個時代、某種人民應付某種環境的,後來方才被社會科學家推廣出來,要想變成「建諸萬世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律令。我們且拿經濟學做個例,經濟學原是十八、九世紀纔發展的,他的原理通則都根據西歐一部分地方的經濟狀況,想怎樣才能夠出產?怎樣纔能夠分配?怎樣纔能夠使銷路發達?這都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一個地方經濟的情況,不想那些經濟學家拿這種情狀來做成通例,說是古今中外一定不變的經濟原理,說是經濟學中天經地義,全世界都可以適用的!

且就十九世紀經濟學發生的事實說:那時候經濟狀況大概有三種特別的所在:

(一)經濟組織是大資本制度,出產狠多,銷路狠遠。
(二)經濟發展的方法是競爭的,不是互助的。
(三)經濟組織的目的全在發財賺錢,不在圖謀社會公共利益。

那個時候經濟原則都是根據這些事實發生的,發生之後,他們就奉為金科玉律,以為人生經濟的活動一定要照這些定律去做,例如需要供給等定律,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可應用,人類祇能遵守這些定律,絕不能改造這些定律的。所以後來嘉來爾、辣斯金諸人狠攻擊這種經濟學,說是愁慘的科學,要想把他根本推翻。所以後來才有歷史派經濟學出來,根據歷史的事實,考求歷史的制度,纔知道原理原則是根據歷史上特別事實發生的,定律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一時一地的特別律令不能推行到各時各處去。

照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某種通例是根據某種事實發生的,歷史上的事實是變遷不息的,事實變了,通例也跟着改變。譬如歐洲的國家,當初從市府制度時代漸變到封建制度時代,再從封建制度時代變到實業制度時代。市府時代的通例,到封建時代當然不能用了,封建時代的通例,到實業時代當然又成了廢物了。

一代有一代的情形,即一代有一代的通例,不能說某種通例是絕對的定律,永遠不能修改的。

我為什麼要提到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家種種的見解呢?這裏却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可分作兩方面說:

(一)消極的方面:在說明社會還在長進的時代,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正在天天進行。我們應該拿哲學來幫助解釋現狀,應該拿思想來指導現狀。自然科學全是物觀的,祇能描寫紀載自然現象,却不能拿理想去指揮他、改變他。至於社會科學不是僅僅描寫紀載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來指導他,所以不能不帶一點玄想。

(二)積極的方面:社會科學發生以後,人類的心理態度都生出一大變遷。也把人類的活動看作有法則、有條理的,不當作一種紊亂無紀的東西。社會科學能把科學的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上來,使那種空中樓閣的哲學也降下來和人類生活接近。因為如此,所以發生幾種影響:(1)注重事實,不去空想,(2)求出這證據,不尚武斷,(3)把絕對的態度變作試驗的態度,(4)把一切定律都看作假設,不看作天經地義。所以自從有了社會科學以後,社會的哲學也變作帶科學精神的哲學了。

第二層意思:是說自從科學精神介紹到社會哲學裏邊去之後,因而發生第三派哲學。這派哲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一)注重實驗:從前的學說都是理想的、守舊的,自己成一個世界,不欲根據事實。這第三派的哲學處處想拿應用的結果來證明學理的功效,試驗他到底是真是假。試驗有效,就拿這種學理來指揮人類的行為。

(二)注重個體的研究:從前的哲學家不是完全推翻現制,就是完全保持現制。這第三派的哲學不說這樣籠統的話,祇注意個體,研究特別情形,絕不承認有包醫百病的藥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三)注重隨時補救的智識:這派哲學的目的不在完全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祇想養成智識能力,隨時隨地補救特種毛病,解決特種問題。

科學本分為兩種:(A)純粹科學(B)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是專說明事實的,事實是怎樣,就該怎樣說,一點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的。應用科學是純粹科學的律例應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欲望,並且要用學理幫助來滿足人的意志欲望,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

純粹科學祇能拿旁觀的態度來研究事實。譬如研究天文學,看月圓月缺,月出月落,祇能說明圓缺出落的道理,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叫月亮不要缺祇要圓,不要落祇要出。應用科學便不然。因為我們就是這種科學中一分子,不是和我們不相干的,所以要拿主觀的興趣來研究他,不能純取旁觀的態度。譬如講醫學,醫生自己也是所研究的一部分,怎樣治病是學理,要活不要死是人的意志欲望,必定要滿足這種意志欲望,纔算達到目的,纔算學理成立。講社會科學也要這樣。必定要定個方向,叫他朝這個方向走,是要他怎樣便怎樣,不能隨他怎樣便怎樣。社會科學都是應用科學,所有的學理應該可以幫助人生行為,指導人生方向,使達到人生希望的目的。這便是工具主義的態度,便是實驗的態度。

社會的哲學不是純粹科學,乃是應用科學,所以不單是說明事實的現象就算了事,必定達到一定的目的纔是。

譬如經濟學不單是說明經濟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從經濟現狀中找出一個方向,叫人照這方向走去,得到最大、最多的幸福。譬如政治學,也不是單紀載政治現狀就算完事,必定要想出醫治現狀的方法,找出修補現狀的工具,使大家得到安寧幸福纔對。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等都是一種技術,所以必定要社會哲學來指導他們,批評他們,告訴他們那種是好的,那種是壞的,這便是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

技術本來有許多種,有好的,有壞的,所以必定要選擇。就拿醫學做個例,醫學也有兩種:一是畫符念呪的,用手術幻術的;一是用科學的解剖,化學的應用,幫助他的技術,使人得到健康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譬如政治學,從前的時候,沒有學理指導人類種種行為,所以萬事都聽天由命,全看所碰的機會如何。有了好皇帝、好長官政治就好,不然就不好。這都是沒有科學的智識、科學的方法來指導他們行為的原故。人類行為如果想不靠天、不靠運氣、不靠機會,必定要有一種科學的智慧知識來指揮引導纔成。

我們為什麼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來研究呢?這裏却有兩層意思:

(一)現在文化進到了這樣地步,交通也便利,調查也容易,又沒有一個地方、一種民族未發現,要想調查觀察各種社會政治的情形,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倘再不用作科學研究,拿研究的結果來指導人類行為,假設偶然有一事發生,也許把幾千年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文化一齊推翻了。我們要想免除人類的危險,所以不能不作科學研究,利用可能的機會,把他研究出來,做指導人類行為的工具。

(二)社會哲學的方法,從前是籠統的、抽象的、理想的,或想出一個籠統的名詞,如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籠統說政府無用,就是籠統說政府有用,不然就籠統說私有財產制是怎樣壞。現在社會哲學的方法便不同了,研究個體,研究特別事實,注意個體和通則的關係,想怎樣從個體中找出通則,怎樣使這通則適用到個體上去?說那些籠統不分,囫圇吞棗的話,不是現在的哲學家;現在的哲學家是要從個體上做分別研究苦工的。

這都是我們所以要把社會哲學當作科學研究的原因,再舉出幾個例,說一說抽象的籠統的理想的毛病。

譬如鐵路工程,我們要想造鐵路,不能定下一個抽象的理想的路線,必定要分別研究,看河流地勢山脈的情形怎樣,看出產的貨物怎樣,看貨物的銷場在什麼地方,然後纔可以決定路線,應該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設若定下一個抽象的路線,沒有山也要開山洞,沒有水也要架鐵橋,豈不是白費氣力嗎?

再從歐洲思想史上舉出一個例來講。當十七世紀時代,歐洲各國都是連年擾亂,不是宗教戰爭,便是異族戰爭,不然便是爭王奪霸的戰爭。因為當時政治情形,四分五裂,所以發現一種需要。需要什麼?就是統一的國家。要想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把主權、法律秩序種種觀念講得異常的尊嚴。所以十七世紀歐洲政治學說,大概都注重國家主權、法律秩序。提倡這些學說的人,以為凡是國家都是這樣,這種籠統的理論出來,就養成了崇拜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種種習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還受這種影響,收了很不好的效果。我們要知道國家主權、法律秩序的極端推重都是十七世紀特別需要的東西,我們把他拿來到別的時候、別的地方當做「萬應錠」、「百效膏」用,當然生出許多不好的結果。

到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蒸汽發明,機器漸漸出來代替人工,於是生計的狀況,生出一大變遷。變遷的結果,有許多法律都不適用了。比如干涉的政策,最妨礙實業發展,於是才有極端放任的學說發生,主張縮減國家權力,讓個人去自由發展。這也不過是反對一時的現狀,並不是天經地義,後來也成了籠統的理論,結果便使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被資本家利用,祇看見有錢有勢的人競爭,把那些無錢無勢的勞動家都壓到第四層社會去了。可見得離開當時的環境,把救濟一時的方法,拿來做百年大計,是最危險的一樁事。

所以第三派哲學不像從前的哲學對於現行制度不是總攻擊,便是總辯護,知道用力去辯護、攻擊,不如用力造成進步的觀念。這種進步,不是自然的進步,也不是籠統的進步;是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從各方面、各個體進步的;是拿人力補救他、修正他、幫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所以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

現在世界有許多野心家,高談闊論,一張口就說要改造社會,我想改造社會絕不是一件籠統的事,絕不是一筆批發的貨,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應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學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沒有一處不應改的,在這個時候,大家祇有各做各的事,那種籠統的議論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沒有用的。社會上的事不能開口就說全對,或開口就說全不對,要知道進化不是忽然打天上掉下來的,是零零碎碎、東一塊西一塊集合湊攏起來的。

因為各方面問題太多,太複雜,常常不易下手,即使下手也容易生出許多錯誤,所以必須研究個體,把一件一件的事體分析出來,然後一件一件的做去,才能免掉錯誤。

今天聽講的大概多是學生,學生應該格外知道這個道理。世間零碎事體可以幫助做的狠多,做零碎的事初看狠覺得不能滿足我們的理想,但是各方面如果都以個人的能力、知識來幫助做各種事體,到了結果那一天,也許做到我們理想中的大改革。若是先從理想做起,恐怕終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了。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書摘,選自 〈二、科學、社會哲學,以及社會改造〉,杜威, 約翰., & Dewey J. (2019).  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華. pp. 38-49.

  • 1. 狠:文中多處狠字應為「很」。本書「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座內文沿用《新青年》版,為求貼近當時代用字及語氣,故多處通用字並未修正為現代慣用字,若遇罕見用字或語意不明處,會再行加註說明,望讀者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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