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父權紅利:無所不在的文化活化石

恐龍 活化石

時代變化這麼快,你確定自己不是「文化活化石」的標本嗎?
威斯康辛大學哲學系與社會學系
在台灣長大,在美國流浪。目前在加州擔任媒體工作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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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feminism)一詞所覆載的意義不斷變化1,不變的是它在流行文化領域中所引起的討論與爭議,而這項特點似乎也是為什麼女性主義成為網路論戰的寵兒。普遍理解的女性主義,給人一種女性就必然是父權社會中被壓迫的對象。可是,你有聽過「父權紅利」嗎?

「父權紅利」這種學術用詞,似乎因為捕捉到我們生活隨處可見的性別現象,而變成常見的網路用詞。什麼是父權紅利 (patriarchal dividend)?2雖然女性主義者指出了社會重男輕女,或是同工不同酬等不公現象,有些人也質問,那像是長得漂亮的女生被優待,或是吃飯都是男性請客,還有出事的時候會先救女性等等現象怎麼解釋呢?他們認為,社會雖然差別對待不同性別,不代表女性就必然是被迫害的對象。畢竟父權若真如女性主義所宣稱是壓迫女性的體制,那又何來女性專屬的「紅利」呢?

其實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與「父權社會結構」時,我們往往是挾以個人主義的前提去思考,像是講到重男輕女或是父權紅利時,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社會對個體的不公。然而,透過人類社會歷史的脈絡去解讀,可以讓我們對性別結構中,各種有趣甚至似乎相悖的現象有更完整的詮釋。循這個路徑去理解的話,我們當今看到的各種父權紅利現象,其實可以說正是父權社會在當代社會中的文化遺跡,一個在時代洪流中堅持不懈,生存至今的「文化活化石」。要瞭解「父權紅利」這個現象從何而來,又為何被我稱作父權社會的「活化石」,讓我們先回到啟蒙時代 (Age of Enlightenment) 以前的社會去看看。

女性主義與啓蒙思想:當社會不再是最小利益單位

女性主義有時被批判者稱作一種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3,指控女性主義以「身份」去進行鬥爭。雖然女性主義中確實有馬克思流派,女性主義的思想起源其實必須追溯到比馬克思主義更早的啓蒙時代。民主社會長大的我們,太浸淫在奠基於啟蒙時代思想的政治體制,我們可能很難想像一個接受奴隸制度、種族隔離以及性別隔離的社會,是怎麼去正當化他們的社會制度的。歐洲人是怎麼在當個好基督徒的同時、又理所當然地壓迫其他身份或族群呢?

現代人或許會覺得,奴隸制度很明顯地是戕害個人權益的道德錯誤,可是,在實行奴隸制度的社會時代背景下,並無所謂「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而是以社會與國家一體的利益出發點去思考,個人權利可以為了維持社會利益而合理地被犧牲。啟蒙時代所誕生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與「人本主義」(humanism) ,正是現代思想誕生的分水嶺,而女性主義則是這個時代轉捩點的思想產物。

為了展示啓蒙時代與前啓蒙時代的思想差別,讓我們先瞭解一下當今的個人主義邏輯是什麼。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我發現明天有個重要的考試,但是我完全沒有做任何的準備,於是我決定剝奪自己現在的睡眠,熬夜讀書以達成明天的好成績。當我跟你說我要剝奪自己今天的睡眠時,你不會說:「太邪惡了,你怎麼可以剝削今天的自己,只為了讓明天的自己有好成績呢?」畢竟被剝奪睡眠的是我,獲得好成績的也是我,我是單一的利益單位,剝奪睡眠屬於我自己的利弊權衡。

利維坦

啟蒙時代以前,最小的利益單位不是個人,最小的利益單位可能是家族、族群或是國家。
啟蒙時代以前,最小的利益單位不是個人,最小的利益單位可能是家族、族群或是國家。在這種社會利益一體性的理解下,當時的人才有辦法正當化專制政權、女性壓迫與種族壓迫。壓迫國家的人民或是其中的特定族群,就跟我剝奪自己的睡眠一樣可以被正當化,因為國家可以是最小的利益單位,而人民的壓迫只是一種權衡手段。在這個「前啟蒙時代」的社會,女性的壓迫是權衡社會利益的一種手段,因為女性被視為社會的一體,女性權利的剝奪被視為保護女性利益的正當手段。

女性主義倡議女性權益與男女平等,其實就跟因為個人主義興起而出現廢除奴隸制浪潮一樣,我們不再把社會或是家庭視作最小的利益單位,而是「個人」。個體為最基礎的利益單位就是個人主義,這也是為什麼個人主義會發展出人權的概念,因為我們相信個人是不可化約或合併的利益單位。我可以為了自己的成績熬夜,但是我沒有義務為了別人的成績,犧牲自己的睡眠,因為我跟別人是不一樣的利益單位。個人主義相信,沒有人應該為了他人甚至是自己所屬的社會犧牲基本權利,你的家族或是國家沒有權力為了集體利益而要求你犧牲。在這個脈絡理解下的女性主義意涵,女性與男性同為人的基本利益,是不能被社會利益所妥協的。

「紅利」來自異性戀家庭結構

如果父權是壓迫女性的體制,又何來所謂的「紅利」呢?其實父權紅利正好反映出了性別在社會結構中的複雜性。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如果父權結構壓迫女性,為什麼又存在父權紅利呢?紅利的存在難道不是顯示了性別關係只是分工,而非單純的壓迫呢?舉美國或是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為例。種族隔離無疑是一個剝削體制,有色人種不能夠進入白人學校,沒有投票權,工作機會也往往被壓縮在特定的職業內。乍看之下,早期的種族與性別壓迫體制似乎是一樣的(女性沒有受教權、沒有投票權、工作機會受限),但是為什麼在種族隔離體制下,卻不見類似「父權紅利」的現象呢?種族隔離體制內的有色人種,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偷笑的好處,長得漂亮也沒有用。所以讓種族與性別壓迫體制不一樣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就在於異性戀家庭結構。

在不久之前,各國文化中主流的家庭結構還是純粹的異性戀。當異性戀家庭作為一種利益單位, 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男性,你的社會資源必須與女性共享。家庭作為一個利益單位時,就會出現女性以外貌,競爭高社會地位的男性,競爭成功的女性從中所擷取的社會資源,甚至比低社會地位的男性多。當然這不代表嫁入豪門的女性頓時就從性別階級中解脫,我指的是在一個有經濟階級的社會,女性透過異性戀婚姻可以獲得的物質資源不見得少於男性。

這與種族結構就完全不一樣。白人與有色人種是禁止通婚的,有色人種完全是以「他種族」被白人社會對待,社會資源完全受到白人的壟斷。假設人類社會是完全以同性戀家庭為基礎,性別結構大概會與種族結構一樣單純許多,以純粹的資源壟斷與「外族」壓迫的形式存在。總而言之,異性戀家庭結構就是「父權紅利」的起源。但其實在女性擁有平等的法律人格以前,被男生請吃飯或是因為漂亮的外貌而被男性優待,與其說是紅利,不如說是女性欠缺獨立經濟競爭力的狀況下,唯一可以競爭社會資源的方式。

但是文化的變化總是跟不上社會的實質變化,雖然當代女性逐漸獲得經濟自主的能力,我們的文化仍然有男生就該出錢,或是女生該長得漂亮等等的「文化活化石」。而這些文化活化石也持續見證了性別結構從 18 世紀至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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