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公司和聯邦調查局 FBI 這陣子鬧上法院的國際新聞搞得全球人心沸騰。FBI 為了國家安全而告上法院，要求 Apple 必須提供方法去破解不法份子所持有的 iPhone 。在另一邊，顧慮商譽和品牌形象的 Apple 執行長庫克 (Tim Cook) 則抵死不從，獲得全球眾多使用者的聲援。
這個國際新聞看來是個「國家權力 vs. 個人隱私」、「公共利益 vs. 個人自由」的爭議，然而在英國里茲大學擔任副教授以及「哲學、政治與經濟」學程主任的馬修．史密斯 (Matthew Noah Smith) 卻認為這件事涉及了更深層的哲學爭議—心靈的界線—同時提出了一個不同於一般法律爭論的論點。以下是他在線上雜誌網站 Slate 所撰寫的 "An iPhon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Mind" 一文編譯內容。
Apple 與 FBI 之爭
Apple 是否應該服法院的命令，撰寫可以讓 FBI 破解恐部份子持有之 iPhone 的程式？Apple 執行長庫克不認為如此。律師們根據憲法的第一與第五修正案，力爭國家不能強迫科技巨頭削弱自己設備的加密技術。如果這是形構此議題唯一一種正確的方式，那麼我們的社會就只是在面對「如何在憲法的限制底下詮釋既定法條」這個單純的問題而已。
不過法律原則或對於科技的恐懼並非我們可以看待此議題的全部面向。無論國家是在要求單次存取 Apple 的單個產品還是要求更大的權力、無論國家要求 Apple 提供的軟體是否是一種無人能夠控管的後門程式，FBI 的命令與 Apple 的抗告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有關科技設備之道德意涵的更深層問題。從兩造各自的觀點，我們要嘛擁有、要嘛沒有使用經過加密而完全免於調查窺視之設備的權利。不過對某些哲學家來說，這是從一個完全錯誤的角度來看待此爭議的方式。一支 iPhone 手機不是一個保險箱，而是一種心靈的延伸 (an extension of the mind)。
保險箱的錯誤類比
在過去幾週的爭議中，我們常會看到保險箱的類比——而這個類比帶來了糟糕的結論。比方說，假設 Acme 保險箱公司建造了一個保險箱，可以在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破解保險箱時自動銷毀裡頭的東西。Acme 有做了什麼特別需要被反對的事情嗎？在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是在問「這種保險箱本身的存在是否有問題？」看來顯然是沒有的。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改造成具有破壞力的東西。我們用來蓋房子的磚頭是否應該被設計成俱備「無法用來向人類丟擲」的功能？管制我們使用與生產某些東西的問題，取決於許多比「在某些可能情況下，這些東西能夠用來進行致命暴力攻擊」還更複雜的事情。
保險箱的類比難以顯示出我們的資訊儲存設備所具有的道德意涵。設想一下其他的例子。假設你因為上了記憶力訓練課程而變成記憶力大師。這個訓練課程的重要特色就是如果有人逼你洩漏一段記憶資訊，你就會自動忘記那段記憶。沒有人可以強迫你記起任何事情。試問，國家是否有權可以強迫記憶學校在你的心靈中植入一種特殊的後門，以在不啟動自毀機制的情況下駭進你的記憶？
以上類比深具啟發性的理由在於：這個例子並非純粹是幻想而已。我們的電子設備—或至少在這些設備上例現的許多歷程—實際上就是我們心靈的一部份。我們應該根據這個事實來考量 Apple 與 FBI 之間的爭論。
手機就是我的心？
這聽來有點荒謬。不過哲學家安迪．克拉克 (Andy Clark) 在他共同撰寫的一篇重要論文以及一本書裡頭中就曾論證一種「擴延心靈假設」(the extended mind hypothesis)。這個假設的基本想法是說，我們沒有理由把大腦當作是可以發生心理歷程的唯一所在。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想像一下你正在用出聲的方式來幫自己做算術——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說出「21、22、23...」。你不只是用神經生理歷程來算術。你也使用包括說出這些數字的歷程來算術。現在想像一下，代之以念出數字的方式，你改用一疊紙來算術。在這種情況中，你在你數過的每張紙上做記號。這疊紙就像是你用語音做算術一樣，是算術歷程的一部份。所以這疊紙也是算術的一部份。最後，想像一下你同時使用你腦海中對某個城市的知識與 Google 地圖程式兩者來引導自己前往某座博物館。從記憶到 Google 地圖之間的往返比對、到決定要往那邊走，三者是密切無縫的。
克拉克論證說，在像這樣的情況中，我們的心理歷程超出了神經生理歷程而延伸到我們慣常使用的世界部件上頭。是什麼因素讓這些世界部件構成我們心理歷程的一部份？最起碼而言，就是它們和我們的大腦歷程一樣，可以讓我們用方便與可靠的方式存取（資訊）。
不過有人可能會反駁說，參考 Google 地圖才不像我們使用自己的大腦那樣方便和可靠！它才不會像大腦裡的歷程一樣是我們心靈的一部份。不過我們的大腦歷程真的那麼可靠好用嗎？幾杯黃湯下肚之後，我們的腦子就一點都不可靠了。任何有新生兒的爸媽都心知肚明，只要定量的、持續性地剝奪睡眠，就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歷程變得一團糟。但這些都沒有讓大腦歷程變得不是心理歷程（的一部份）。要考慮某個東西是不是一種心靈的延伸，重點就在於它是否能通過某種方便與可靠的可及性門檻。而我們的手機—資訊科技設備—通常滿足這樣的門檻。
當手機同時扮演通訊與儲存資訊的角色時，這情況特別明顯。在你頭顱裡的肉團中所發生的歷程，與發生在你手機中細微矽晶體、金屬與玻璃片之間的歷程，兩者沒有原則性的分別。你的手機用硬碟來儲存圖片，就像你用大腦某一組神經元來儲存圖像記憶一樣。我們的心靈超過我們的腦袋而延伸到手機上。
我要把多少部份的自我交給別人呢？
所以，如果國家要求手機製造商提供後門程式來存取我們的設備，那國家事實上就是在要求存取我們的心靈——或至少是那些智慧手機使用者的心靈。這種局部的讀心術對於執法當局來說有極大的好處，這種好處是他們在前數位時代所無法享有的。不過這也會嚴重地模糊掉自我的界線。
這個爭議的核心並非只是國家要阻止恐怖主義的企圖是否會跨越對隱私權的既有保護，或者是否會意外地讓我們的信用卡資訊更容易被俄國的駭客們取得。真正的爭議是：這是一個有關穿透自我界線的深度問題。我們要把多少部份的自我交給國家呢？
這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似乎非常樂於拋棄他們以前所珍視的自我隱蔽方式。大家使用一堆社群媒體平台來過他們的情感與幻想生活。在此同時，人們將自己的心理歷程發佈到社群網絡之中。這必然帶來擴增個人心理能力的雙重效應：拜可靠地存取網絡，我們開始從事集體的或多元的思考，另一方面減少了孤離的、個別性的自我界線。這樣的交換或許不會明顯帶來苦楚，不過人若要享受整個網絡生活帶來的擴增心理與主體能力，就得付出代價。
然而這些網絡本身通常又是某些企業所擁有的。所以，當 Apple 選擇不駭進其客戶的手機，這些客戶們自己還是選擇陷入 Apple 所建立的巨大資訊架構中。當我使用 Apple Music 來聽音樂時，我不只是用一個 MP3 檔案取代唱片播放而已。我也拿私人活動去換來一種—雖然是公司所有的—共享活動。因為在聆聽在一首去中心化網絡所播放的串流音樂時，這些網路節點大多數都在我的腦袋之外，分散在一家私人企業所擁有與營運的系統之中。
將隱私的自我大幅度轉換到網絡性的自我這件事顯示出，就算所有的 iPhone 都應國家的要求裝上了後門，也不會導致我們生活上產生質變。不如說，這代表了我們進一步遠離孤離個體的形象而擁抱去中心化的、網絡性的自我。
國家不准碰我，但企業就可以？
有人會說，這議題並非心靈取用的問題，而是國家要取用我們的心靈。不過這問題真的有比現有的企業正在取用我們的心靈還要嚇人嗎？畢竟，國家被設想成是我們對網絡化、去中心化的自我最理想的具體實現。當正常的民主國家以我們之名行動時，我們全都公開地集體行動，即便說這行動並未出現在我們所擁有的身體上。所以，就算是名不符實的民主國家想把手伸到我們透過設備而擴增的心理生活，或許都還不至於像公司早把手伸進來一樣陰險狡詐。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相信說我們無法信任國家（而我們可能真的做不到這點），那麼他就應該對那些終極目標是在獲利的私人公司更懷有疑心。這樣的思考方式或許會將聚焦在國家作為上的辯論整個翻轉過來。
政府不應該要求 Apple 替任何一支 iPhone 手機建立特殊的後門。政府應該要求 Apple, Google, Facebook...等等一幫人用同樣無法得知用戶資訊的方式來營運自己的網絡。我們沒有理由去允許企業可以取用我們心靈的時候而卻強烈反對國家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