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有關正義的日常生活論述必然會做出某些宣稱，但這些宣稱並不是在一個自我封閉系統中得證的定理，而是其他人加諸於某些人身上的招喚、請求或宣稱。對於正義的理性反應是始於傾聽、始於傾聽他人的呼求，而不是始於對某些事態的主張與堅持，無論其理想性有多高。對於「公義」(to be just) 的呼喚，始終是處在具體的社會與政治實踐之中；它是先於、超出哲學家的。那些在傳統上尋求超越具體實踐限制而邁向普世性理論的努力，只能生產出一種有限制的概念產物；它們通常得把既定的重新塑造為必須的，才能掩飾其偶然性。正義與差異政治,
楊, 艾莉斯, and Young Iris Marion
, (2017)
, 引言, p.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