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討論對我們的主要問題——思想的泛乏與邪惡的相關性——有何助益？至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那些有著蘇格拉底的 erōs、被智慧、美、與正義的愛欲所啟發的人，有能力從事思考，亦可被信任。換句話說，我們所能依恃的也只是柏拉圖「高尚的天性」的說法，對少數人而言，沒有人「會自願行惡」的結論也許是正確的。但此一說法所暗示的結論卻十分危險，因為「每一個人都希望行善」的假想，連在少數人中也不能為真。（可悲的真相是， 多數的惡行，實是來自那些根本沒有立意要行善或要行惡的人。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不同，他思考所有的題目，並與所有的人對談，他不相信思考只是少數人的事業，也不相信只有某些特定的對象——那只被訓練有素之心靈看見、卻不可在推論中被言說的題材——才能賦予思考活動尊嚴及相關性。如果思考真有某種防止人們行惡的特質，那必是含藏在活動本身的某物，並無關乎其對象。 心智生命, , (2007) , 第三章，第 18 節, p.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