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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親親相隱」觀念等中國到了二十世紀接受西化後大家覺得有問題，「有問題」不見得立即是錯，然而和西化帶來的法治、司法正義等新觀念有明顯衝突，當西潮佔上風時，傳統觀念就要受到追打。
馬克思信徒不會拿 1867 年的《資本論》第一卷套用到現在，而是要對馬克思的思維精髓修正、創新以適用於最新的政社經產矛盾。人類歷史進入「現代」是一大變化，在現代又無日不變化，屬於現代的《資本論》已經 150 年之久，不能分析和規範現在情況了，更何況西元前 479 年逝世的某人（距今 2496 年）說的話。洋學者搞新亞里斯多德主義，一樣也不是亞里斯多德句句奉為圭臬不能讓步。我雖然研究中國哲學，卻不斷開西洋思想的課，便是因為我們需要瞭解現代，才能思考中國傳統思想如何能與時俱進。現在若要即就「親親互隱」不依時代變通而予以辯護，會費力又難討好。
最近曾暐傑寫了一篇文章1，指出「人」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人還有其他身分，人和人的關係也還有超出法院訴訟所在乎的權利義務。文中提到孟德斯鳩與孔孟一樣的見解：「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法律。」註解 8 則列舉了美、日、英、德法典，容許近親不作證。
說實話，一百年來為此辯解的文章太多了，9 月 1 日將在政大哲學系召開的五校博士生論文會議，又有一篇要寫「親親互隱」。我覺得大部分人的弱點，是囿於孔孟所說的範圍，而沒去討論：我們應該對做壞事的人怎麼辦？彷彿「親親相隱」就是說，兒子不應告發父親偷竊，這就完了。但問題並沒有完，會導入下面的疑難：兒子不告發父親偷竊，等於掩護罪惡，這從道德角度（不是法律）說不過去。
承接曾暐傑說，人不只是公民，人的關係不只是法律關係，所以我們要想，正義也有第二種達成方式。父子之間能否處理偷竊問題？當然可以。假設我爸爸偷了人家的羊，我會很緊張，怕失竊者大事張揚，搞得鄰里街坊都懷疑到我家。我會趕緊找失竊者和解，還羊以外還奉上賠禮，請他不再追究此事，最好能向村人說羊自己走失又走回來了。另一方面，我把父親痛罵一遍，威脅他如果再偷東西，不用別人查上門我就先把他送到官府吃牢飯，並且扣他一個月的酒做為此次的懲罰。
這做法聽起來有點耳熟？小孩到文具行偷小東西，不是父母把小孩教訓一頓，然後帶著小孩去歸還物品、向老闆賠不是嗎？小孩接受父母的道德教育，小孩成年後，也要為人格有虧的父母施予道德教育，且他們也有財力與足夠人格解決偷竊的不正義問題。
正義有第二種達成的方式，不過看事件的性質與時代的特性，為了「善」，親子也可以採用法律途徑。有的父母將吸毒的子女送給警察轉送煙毒勒戒，父母豈不忍心，然毒品之癮已不是私人意志力或醫療所能根絕，而毒品之害又永久影響身心健康（見以下《關於藥，問，都問》），為了子女好，只能痛下決心。
一、做為你的家人，我知道你的秘密，但我絕對不會去舉發你。
二、雖然我不舉發你，一定有人會，所以你坐牢是跑不掉的。
三、在案情爆發前，你趕快把錢退還，可以全身而退。
四、如果木已成舟，在爆發出來前你快去自首，可以減輕罪刑。
傳統「親親互隱」觀念和現代的辯護者都說到一，沒說二三四，可是二三四才是家人倫理為何重要之所在。知錯要改，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食缺而復明，人皆見焉，如果總統、行政院秘書長不是君子，則家人的道德勸勉和親情支持便更加重要。
上述一、二的一退一進，其實就帶入了現代的時代特性。現代有公司會計制度，有銀行金融制度，送紅包和洗錢想做到無人察覺，已有其困難。再加上結盟關係會隨利益分合而瓦解，結盟所對付的敵人也傾全力反制，所以秘密交易很難隱藏到底。這樣的時代特色減輕了親人不揭舉的良心責任，反而加重了親人規勸的義。
現代既然將個人更加看為個人，減輕了家庭、家族的一體關連，那麼在家長巨額貪污的情形裏，還有更重要的事，是家人要保持潔身自愛。去年五月在美國加州車禍死亡的王又曾，享年 90 歲，做出了力霸掏空案的經濟犯罪，81 歲逃亡國外。他結了四次婚，有六子二女，八個子女中七個分領父親企業，皆遭判刑，最長 20 年，最短 3 年 6 個月，且併科高額罰金。子女中較有名者王令麟判刑 18 年，2015 年 11 月服刑期達 85%，獲假釋出獄。卻有一個第三子「自立門戶」，不在犯案之列，不受牽累。
家長經濟犯罪時，很可能做的是將一大筆錢轉給子女代管或指定用途，並帶上一句：「不要管爸爸的事。」或：「別問這麼多錢怎麼來的。」這時，子女是要配合不起好奇心而順從，還是盤問不已而抗命，就很要緊了。家長在順風時，順從的孝道很容易，抗命的背悖很不可思議，但到失風就逮時，聽話的也一併關進去，忤逆的才全身而退。儒家不主張愚孝，亂命不可從，欲立人之以先要自立。父親不見得能受我匡正，那麼我行得正坐得直最重要。
最後的事例是孟子說舜會帶殺了人的父親逃亡，樂以終身。這裏我忽略舜是天子的身分。
事件的性質與時代的特性，仍是建議適當做法時的重要因素。以現代來說，經濟犯罪者容易逃往國外，殺人兇手很少。以偵察來說，一旦確定兇嫌，臺灣的檢警能在兩週内抓到人。所以攜帶（或只是協助）親人兇手藏匿，已經不再可行了。現在的家人會強力勸導兇手投案，檢警逮捕嫌犯後，也會打親人牌攻破心防，供認犯案。這反映了我們的新觀念，是殺人兇手無例外應該勇於面對大錯，甘心承當刑罰，而他們愈早投案，愈能寬慰家人憂急煩惱，兇手與家人之間形成一種情義的反饋。
現代再來說明孟子為何主張兒子攜帶兇手父親逃亡，不是想照搬其做法，而是揆情度理，思考家人應如何對待親人殺人，才能成全家庭倫理。古今之變，不但使孟子的做法行不通，而且還與新的觀念不相容。從一方面來說，古代的條件容許孟子覺得延續父親苟活於世優於法辦其罪，現代的條件讓我們覺得繩之以法優於逃亡不成。從另一方面來說，古代的親情方便兇手躲在親人保護傘下裝孬種，現代的觀念則崇尚每人抬頭挺胸向他人負責。因此愛護親人的做法就可能南轅北轍了。
至親的情義不止於家庭。我從「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得知，死者已矣，最煎熬死者家屬的不見得是兇手的制裁，而是他們心理需受撫慰，生活需要重建，這才是長期的工作，而我們社會對此投入的心力非常低。殺人者的親屬可以向死者遺屬致歉，提供金錢或勞務補償，或擔任義工與捐錢給該協會，協助更多被害人與其他遺屬早日恢復正常生活，做為向自己的「特殊」父親盡孝、代「特殊」子女補償的另類方式。
孔孟的倫常觀念不會犧牲正義而不實現，他們講「親親相隱」不應遮蔽家庭做為倫理團體而具有的勸善、行善力量。
法政哲學也從來不把人化約為公民，人在各種身分間穿梭，而政治身分接受其他身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通過政治參與、權威決定來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