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與「史」曾經親密不可分
中國文明發展初期，「史」與「巫」的職能不分，「史」身兼多職，舉凡祝禱、祈福、祭祀、卜筮、曆算等宗教事務都是他的工作範圍。身為巫師的「史」，必須搭建人神溝通的橋樑，並且帶領群眾認識浩瀚廣大的世界，包括棲居在這個世界中的自我與其他的人們。換言之，「史」從一開始就肩負著為生活在困境中的群眾指引方向，提供人們一個心靈歸宿的任務。
但是，這麼多事務都不是單靠一個人當下的自我創造就可以處理完成。如祭祀，必須了解儀式或咒語，才能夠執行。而儀式和咒語，是過去許多人們創造出來的產物。因此，史官的工作奠基在「記憶」的累積之上，而現在及過去所發生的人事物，必須藉由圖像、聲音或語言等轉化為有形的「紀錄」，才能讓「記憶」一代代流傳下去。所以，「記憶」的管理自然而然成為「史」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紀錄」也成為「史」的基本工作之一。
「巫職」轉化為「史職」是理性精神的覺醒
隨著文明發展，「史」不再是為眾人祈禱、祭祀的巫師，逐漸成為專門負責記載歷史、傳承記憶的人物。徐復觀認為「史職」的出現，正是人類文明從宗教走向人文的現象，由人文的理性精神代替了宗教的啟示和審判。人不再把自身命運全然歸諸於天神的安排，而是運用他的理性和思辨能力，希望透過歷史經驗的累積，從中歸納出人類行為的因果發展，以此探知人該往何處去。
誠然，「史職」出現了由宗教而人文的轉變，但這樣的「轉變」如何發生，又是為何發生呢？假如理性的精神與「自我」的觀念有關，為何原本祀神的「史」開始意識到「自我」有自由意志，而不再相信那個全知全能的神了？究竟，理性之光如何產生，並照進神人一體的神祕世界？
史官的主要職責之一為卜筮工作
以上問題我們可以追溯到先秦，一直到春秋晚期，許多「史」仍然肩負著卜筮的任務，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都可以見到史官占卜的身影，如魯成公十六年（西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戰，晉楚兩國交戰之前，因故叛逃的楚人苗奔皇向晉厲公提供一個戰術：「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楚軍僅有中軍（主力部隊）精良，晉軍只要先擊敗實力較弱的左右兩軍，再全力擊破中軍王卒即可，晉厲公不置可否，於是求助於「史」，史官卜出復卦，告訴晉厲公：「吉，其卦遇復。」表示必將凱旋而歸，晉厲公遂應允苗奔皇之建議，最後大敗楚軍。（見《左傳‧成公十六年》）
史官的卜筮，有時也具有安撫人心的功能。如魯宣公之妻穆姜曾是魯國權傾一時的女性，與魯國重臣叔孫僑如私通。她晚年幽居於東宮，曾經問卜於「史」，史官占出艮卦第八爻，並解釋：「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此卦爻乃是艮卦過度到隨卦，表示幽居只是一時，穆姜他日必將重獲自由。但穆姜自覺於德有損，無顏出宮面對宗族人臣，恐怕到死都出不了東宮，最後果真如穆姜之預測。（見《左傳‧襄公九年》）。
再如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48年），齊國權臣崔杼待齊棠公死後，想迎娶其寡妻棠姜，但兩人同為姜姓之後，按照禮俗不可同婚，崔杼卜出困卦，請「史」解釋卦象，史官們皆認為是吉兆。此時唯有大臣陳文子獨排眾議，認為困卦正表示「困于石，據于蒺棃」，無疑是凶兆，崔杼最終將落得「入于其宮，不見其妻」的下場。然而崔杼心意已決，問卜只是加強行動的正當性而已，仍舊堅持迎娶棠姜，生下一子崔明。崔杼雖然掌控齊國政權，甚至還殺了齊莊公，但卻料理不好自身的家務事。崔杼與元配所生之子崔成、崔強，和崔明，以及齊棠公和棠姜之子棠無咎，為了爭權彼此互相殘殺，死傷殆盡。棠姜因愛子慘死而自縊，崔杼大權旁落，最後也自縊身亡，應證了陳文子的預測。（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可見同一卦象，可以有不同解釋。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當他還只是公之子重耳的時候，因為遭逢家變，在外國流浪十餘年，最後來到秦國。秦穆公不僅隆禮厚待重耳，還將同族五個女子許配給重耳。秦國的生活如此歡樂美好，大大考驗重耳返鄉歸國的決心，在兩難之間，重耳問卜於「史」，得出「屯」、「豫」兩卦，史官們紛紛認為是不吉之兆，重耳此去必將一事無成。然而此時只有司空季子提出異議，他說：「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這是一個表示復國成功的吉兆，重耳應該對自己有信心才是。重耳因而決心返國，最後果真在秦穆公等人的幫助下順利回到晉國，成功取得政權，讓曾為諸侯之首的晉國重振聲威。重耳由此成為春秋時代的一代霸主。（見《國語‧晉語四》）
兩難之間：詮釋關連命運的走向
由以上可知，古代上位者遇到大事，需要決斷時，往往請出「史」來進行卜筮，作為他選擇的根據、依歸的方向。然而，或許正是預測命運吉凶的卜筮活動，提供人文精神覺醒的文化溫床。因為卜筮的過程並非只是用算命工具得出一個蘊含某種意義的「象」，卜筮真正的重點在於卜者對「象」的解釋，這個解釋才是決定命運走向的關鍵。因此，每次的卜筮，對於「史」來說，可能都會是一段複雜萬分的心靈活動。
因為同一個「象」，可以作出全然分歧的解釋，問卜的上位者或許茫無頭緒，如鄢陵之戰的晉厲公和流亡異鄉的重耳，卻也可能早有期望的預設答案，如玩弄權術的穆姜和弒君的崔杼。所以，「史」面對上位者疑問，如婚喪喜慶、兵戎干戈、興利除弊等國之大策，他可以機械性地依據卦象的對應關係，重覆前人的解說，也可以順從上位者的期望，滿足他遂行私欲的正當性。當然，「史」也可以依循歷史經驗，提供全然不同的思考方向，譬如合乎倫理道德、國家公利的答案，像反對崔杼毀壞禮法的陳文子和鼓勵重耳勇敢回國的司空季子。
他們可以告訴上位者，多少人因為「欲」而毀滅了一切，最後連自己都被歷史巨輪輾成渣滓？又有多少人因為「德」保其全身，在現實夾縫間掙得一席之地。「史」對於卜筮的解釋，將引導上位者作出一個決斷。是故，每次的卜筮，可能都連結一段內心的考驗，因為解釋的差異之間，可能將是無數人民的夭亡，無數城國的覆滅，千千萬萬人因此而痛苦著。
「史」的心靈掙扎與自我覺察
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相信每個人都有實現仁的能力。孟子從人們看見孺子將入於井時所生發的怵惕惻隱之心，論證人的內在本有四端之心，因此人是道德的主體。然而，人的良心或許並不是在任何情境的當下都可以分明朗現，然後立即改變實際的行為。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往往是在面臨選擇時，陷入長時間的思慮與掙扎，在困境當中才感受到自己的良心正在接受欲望和天理的拉扯與考驗。良心並非總是能順利戰勝欲望，而良心的抉擇也未必能為眾生帶來最大的福祉，但是良心的掙扎卻往往帶來「自我」的覺察和「理性」的萌芽。
正因為種種不同的卜筮詮釋，都指向一段不同的命運，「史」必須回到自我的內心找出選擇的理由。當一言得以傾城，在輕與重的掙扎思量之間，「史」或許就這樣意識到「自我」了，意識到原來內心有良知的呼喚。「自我」的抉擇，決定的不只是自己的命運，還將聯繫到千千萬萬人的命運。「史」，可以透過他的「言」保護他想保護的事物，可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對抗上位者的意志，即便得冒著廢黜與死亡的風險。當然，也可以選擇什麼都不做。從史官卦象詮釋的這幅歷史圖像，我們可以知道先秦知識階層，他們的理性精神之所以能覺醒的一種可能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