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毋庸置疑的是，就這層意義上，要找到境內工人階級全由同一類人組成的國家不無可能（……）然實際上，這類事例可能未受重視。所有的全國性工人階級往往來自各個層面，而且有諸多身分，儘管出於某些目的，在某些時候，某些身分可能比其他身分重要。在英格蘭斯勞 (Slough) 的印度籍工會代表可能出於某目的而自認為是英國工人階級一員（有別於他留在印度的兄弟），出於另一個原因自認為是有色人種的一員（有別於白人），出於別的原因自認為是印度人（有別於英國人或巴基斯坦人），或出於另一個原因自認為是錫克人（有別於基督徒、印度教徒或穆斯）、旁遮普人（有別於古吉拉特人），或許也自認為是出身自旁遮普某區域某村的人，理所當然，也自認為是某親屬網的一員。其中某些身分，就日常目的（例如在安排兒女婚姻上）來說再怎麼重要，就政治來說，當然實屬次要。
此外，不同身分可以並存。安達盧西亞人、巴斯克人、加泰隆尼亞人等，以西班牙人的身分共同對抗拿破崙，但依舊很清楚使他們分屬不同民族的差異。更重要的，這類身分除了隨著行動的環境而變，也隨時間而改變。西西里籍和卡拉布里亞籍工人去美國，成了美國人，由此，他們也開始視自己為義大利人——他們此前大概從未這麼界定自己。他們眼中的義大利人，在某種程度上，不只屬於義大利這個古國，而且屬於成員散布自阿根廷、巴西至澳洲的世界各地的一個民族。反之，說著兩種各不相同、如雞同鴨講的語言的工人，曾自認主要是比利時人，如今卻自認根本上是法蘭德斯人或說法語的瓦龍人 (Walloons)。
這些多重身分，只有在彼此嚴重扞格時，才會在工人階級內部產生類似「民族」的問題。在南威爾斯的礦場裡，英格蘭籍移民、說英語和威爾斯語的威爾斯人、幾個西班牙人，無疑還有一些少數族群成員等，他們一同工作，並加入南威爾斯礦工聯合會，支持工黨，而根據可取得的資料研判，一九一四年，沒有什麼嚴重的民族問題。反觀在德國西部的魯爾，則有嚴重的民族問題。眾多從波蘭移民來的礦工，因為語言差異而和德國人有著你我之別，因為天主教信仰而和有自由思想的社會民主黨疏遠，對於代表他們階級的黨派，明顯表露出不願支持的心態。
再以美國這個極端例子說明。在那裡，工人階級的成員大多是最初不懂所在國語言的移民或其他移民群體：他們在民族、語言上的差異，並未完全抑制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但無疑使此意識的形成較有難度，而且這些差異肯定無礙於廣大貧窮移民形成共有的政治意識——雖以集體身分互鬥，卻構成大城市裡民主黨基礎的「美國人」。不過，他們確實未給在官方立場上歡迎他們且對他們的宗教持中立態度的這個國家帶來重大政治問題。有些人在母國構成「民族問題」，從而可能危害母國的政治一體性、乃至母國的存在——例如英國境內的愛爾蘭人、俄國和德國境內的波蘭人、奧地利境內的捷克人——而同樣的一群人，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其政治分量則幾乎只表現在選擇誰出馬角逐市鎮公職上。
事實上，英國境內的愛爾蘭人，也說明了同樣的現象。他們大多既是工人，也清楚意識到自己天主教徒、愛爾蘭人的身分。在愛爾蘭島二十六郡脫離英國自立之前，他們大多支持表態贊成民族身分、階級身分或敵視這兩種身分的政黨和團體，或與這些政黨和團體結盟，藉此找到結合這兩種身分的辦法（在英國，參選公職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少之又少，而在蘇格蘭的利物浦區之外，未有一人當選）。愛爾蘭色彩強烈的工會——全國碼頭工人工會 (National Union of Dock Labourers)，通常稱之為「愛爾蘭人工會」——行事和其他工會差不多。有件事無疑有利於此現象的形成，即聲稱為「人民」或工人階級發聲的團體——自由黨、工黨、社會黨——反對壓迫愛爾蘭，加入反壓迫愛爾蘭的抗議活動，甚至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讓整個愛爾蘭自治的要求。愛爾蘭如願脫離自立後，英國境內大部分天主教愛爾蘭人，若形成組織且出門投票，立場無疑都偏向他們階級的政黨。他們享有雙重政治權利一事，似乎也未製造出大問題：甚至今日，在英國境內把票投給工黨的愛爾蘭人，回到愛爾蘭共和國時，也未必覺得必須把票投給工黨或工人階級政黨。
當我們想起，英國境內一般民眾反天主教、反愛爾蘭的心態強烈且有時殘酷——而且絕非只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如此——這個相對來講較為順利的整合，就更加引人注目。此外，以烏爾斯特工人或英國奧蘭治 (Orange) 兄弟會工人為例，新教認同無疑不為階級認同、民族認同所限。但對愛爾蘭人居多數的團體而言，或許正因為他們明顯占多數，愛爾蘭籍工人和（在英國境內時）英國籍工人的雙重身分似乎相對來說問題不大。
於是，凡是所謂的「民族性」工人階級都由錯綜複雜的諸多異質性團體組成。一方面，歷史發展往往把這些團體融合成大體上全國性的團體，於是愛爾蘭共和國凱里郡人和蒂伯雷里郡人之間的差異被共有的愛爾蘭人特性壓了下去（或許在運動競賽時例外），或天主教德國人與路德宗德國人之間的差異泯為共有的德意志人特性（爭取選民認同時例外）。這類全國性的「民族意識」，是直到晚近才有的，儘管某些例子（或許「英格蘭人特性」）歷史較久。但另一方面，當時社會裡人員的流動和遷移——那時或許基本上可稱作一個不斷在移動的世界——創造出新連結，創造出打破這些團體的新摩擦。
於是，人員（以來自英格蘭者為主）大量移入南威爾斯的礦場一事，創造出威爾斯色彩濃厚的工人階級，但此階級不再講威爾斯語，從而激化占威爾斯人口多數的英語族群和集中於特定地區、人數漸少、居人口少數的威爾斯語族群之間隱伏的緊張。往北威爾斯、規模小上許多的移民者——但未融入當地社會結構——誠如大家所知，已在該地區威爾斯人、英格蘭人之間製造出不少摩擦，而且在某些區域，致使政治效忠對象從全英國人的工黨（全英國人的自由黨的後繼者）轉為威爾斯黨 (Plaid Cymru)。
同樣的，即使沒有人員遷徙，經濟、社會、政治上的改變也可能打亂不同群體之間行之已久且穩定的關係模式，帶來不可預測且有時嚴重的後果。在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原本長期共存的塞普勒斯，還有境內諸多族群交錯的黎巴嫩——包括馬龍派教徒、東正教徒和數種天主教徒、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德魯茲派教徒 (Druzes) 和其他數個族群——我們都已目睹到這樣的情況。但打亂關係的主要力量，多可確定來自群眾流動，來自造成國內和國與國間大量遷徙的經濟、社會轉變。不管是資本主義工業化，抑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若沒有群眾流動，不可能實現，而這產生了「外地人」或「外國人」的特殊問題——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定居、殖民模式已在許多地區製造出的問題。工人階級明顯受到了直接影響。
※ 本文為麥田出版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5). 霍布斯邦論民族主義. pp.131-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