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佛洛姆 (Erich Fromm)
每個人都朝著他選定的方向發展：
向生或向死發展，向善或向惡發展。
宗教裁判所的大審判官與政權的獨裁者，正是根據「人是羊」的假設來建立他們的體系。更進一步來說，因為相信人是羊，需要領袖代他們做決定，所謂的領袖常常發自真誠地深信，如果按照人民所想的、為他們卸去責任和獨立自主的重擔，就是在履行一項道德義務——儘管那是悲劇性的義務。
然而，倘若大多數人真的是羊，那為什麼人的生命與羊會如此不同？人的歷史是用鮮血寫成的，是一部暴力紛爭層出不窮的歷史，在其中，武力幾乎無一例外地被用來屈折人的意志。僅僅是塔拉特．帕夏一個人就可以屠戮幾百萬亞美尼亞人嗎？僅僅是希特勒一個人就可以屠戮幾百萬猶太人嗎？僅僅是史達林一個人就可以屠戮幾百萬政敵嗎？非也。他們不是憑一己之力，有成千上萬的人為他們殺人，為他們折磨人——不只自願地做，還樂在其中。
人對人的不人道行為不是隨處可見嗎？它表現在殘酷的戰亂，表現在謀殺和強姦，表現在強者對弱者的無情剝削，表現在人對受折磨者和受苦難者的呻吟聲充耳不聞。一樁樁事實擺在眼前，使得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之類的思想家得出結論：對人來說，人就是狼 (Homo homini lupus)。在他們的影響下，今天很多人都假設，人性本惡和具有破壞性，嗜殺成性，只有出於對更強大的殺人者的恐懼，才會有所收斂，停止他嗜殺成性的消遣。
可是，「人是狼」與「人是羊」這兩種觀點都讓我們心存疑惑。確實，我們可能自己就認識像史達林和希特勒那種潛在或外顯的殺人狂和施虐狂。但這些情況都是特例而非通則。我們應該假定大多數普通人都是「披著羊皮的狼」，應該假定一旦擺脫阻止我們像野獸般行動的抑制因素，就會暴露出我們的「真實本性」嗎？這種假設很難推翻，卻也無法讓人完全信服。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可以縱情於殘忍和施虐而不必擔心被報復的機會多得很，但很多人不會這麼做。事實上，很多人在看見殘忍和施虐的行為時，往往會心生反感。
如此說來，眼前這個令我們迷惑不解的矛盾現象是不是另有更好的解釋？我們是不是該假定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有為數不多的狼和眾多的羊生活在一起？當狼想要殺戮時，羊會想要追隨。因此，當狼唆使羊去行凶、謀害和絞殺，羊就照辦。不是因為羊喜歡幹這些事，而是因為他們想要追隨。即使如此，嗜殺成性的人為了驅使眾多的羊做出如狼一般的行為，也不得不編些故事來表明自己動機高尚，所作所為是為了捍衛對自由的威脅，是為了替喪命於刺刀之下的小孩、遭強暴的婦女和尊嚴被踐踏的人報仇。這個回答聽起來有道理，但仍舊充滿疑點。
按照這種說法，是否意謂著這世上存在兩類人，一種具有狼性，另一種具有羊性？再者，如果不是天性暴力，羊又何以如此輕易地被說服而變得行事如狼？（光指出暴力在他們面前被偽裝成神聖的職責不足以解釋這一點。）我們關於狼與羊的假設可能是站不住腳的︰會不會狼才代表著人的基本本性，只是他們比大多數人表現得更外顯？或者，這種想法可能同樣是錯的。會不會人既是狼也是羊？或者既不是狼也不是羊？如何回應上述這些問題，在今日具有關鍵的重要性。
人是狼還是羊這個問題，只是西方神學和哲學思想中，一個牽涉廣泛、基本難題的特殊表現形式，這道難題就是：人基本上是邪惡和墮落的，還是良善和可趨於完善的？《舊約聖經》並沒有主張人基本上是墮落的觀點，亞當和夏娃對上帝的悖逆並未被稱為「罪」(sin)，也沒有任何地方暗示此悖逆使人墮落。恰恰相反，這種悖逆是人能夠產生自我意識和有能力進行選擇的先決條件，說到底，是人邁向自由的第一步。看來，亞當和夏娃的叛逆行徑甚至是在上帝的計畫之內，因為按照眾先知的思想，人正是因為被逐出伊甸園才得以開創自己的歷史，才得以發揮他身而為人的力量，並得以作為一個充分發展的獨立個體，在人與自然之間達成一種全新的和諧關係（這種和諧不同於他被逐出伊甸園之前獲得的和諧，那個時候他還不是獨立的個體）。
眾先知的彌賽亞觀念當然暗示著人並非生性墮落，所以不需要上帝的特殊恩典便可得救。然而這觀念並未暗示人的向善潛能必然會獲勝。一個人如果作惡了，他會變本加厲。所以，法老的心「變得冷硬起來」，因為他作惡不斷。這副鐵石心腸到最後再也不會發生改變，也絕無可能悔改（《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舊約聖經》裡列舉的惡人惡事與善人善事一樣多，就連大衛王這樣崇高的人物都不能倖免於惡人惡事的名單中。《舊約聖經》的主張是：人兼具善惡兩種品行，他必須在善與惡之間、在福與禍之間、在生與死之間做出選擇。縱然是上帝也不會干涉他的選擇。上帝只會派遣使者（即先知）把行事準則和明辨善惡的方法傳達給世人，向世人提出警告和抗議。但一切也就到此為止，之後便由人獨自面對向善還是行惡的「兩難之選」，何去何從完全是他個人的事。
基督教的發展卻是另一副面貌。在基督教會的發展過程中，亞當的悖逆是以罪論處的。事實上，這罪被認為嚴重到敗壞他本性的程度，也順帶敗壞了亞當所有後代子孫的本性。因此，僅憑自身的努力，人永遠無法剔除身上的墮落之根。只有上帝施以天恩，讓基督降臨人世並為人類而死，才能徹底根絕人的墮落，並救贖那些信奉基督的人。
但是，在基督教會內部，這套原罪說也絕非人人同意、毫無反對之聲。伯拉糾攻擊過它，但失敗了。文藝復興時期教會中的人本主義者雖然無法像許多異端那樣直接攻擊或否定原罪說，卻也傾向於弱化其影響力。馬丁．路德後來固然更加強調人天生的邪惡與墮落，但文藝復興和其後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則朝反方向邁出激烈的一步。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宣稱，人所有的罪惡只不過是環境造成的，因此人其實不需要內心交戰。他們認為，只要改變會產生罪惡的外在環境，人固有的善良幾乎就會自發地湧現。這種觀點也影響了馬克思及其繼承者。「人性本善」的信念其實是人產生新的自信的結果，這種自信乃得益於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人類社會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取得的長足進步。
與此相反，強調人具有作惡傾向的這項傳統，在西方世界道德破產之後再度抬頭——這種道德破產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貫穿希特勒、史達林等人的所作所為，歷經考文垂大轟炸和廣島原爆事件，再延續至如今各國為毀滅全球的核子戰爭所做的準備。性惡觀引起人們新一輪的重視，無疑是一劑有益健康的良藥，可以讓我們不再低估人的潛在劣根性。但遺憾的是，人們也常常用它來嘲笑那些仍未對人類失去信心的人，有時甚至導致誤解甚至扭曲這些人的立場。
由於我是那些常被誤解為低估人類潛在惡性的人之一，我想要在此強調，這種感情用事的樂觀主義並不是我的思考樣態。任何具備長期臨床經驗的精神分析學家，想要輕視人身上所具有的各種破壞性力量是很困難的。在病情嚴重的病人身上，他會看到這些力量發揮的作用，也體驗到想要遏制它們，或是把它們引導至有益的方向是多麼困難。
※ 本文為木馬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人心. pp.2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