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 (enunciation) 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網站，為「中研院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