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Gregory Claeys

到了一九八○年代，馬克思主義陷入急遽衰退。誠如法國革命家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 所言，這是一個「被索忍尼辛、『新哲學家』(nouveaux philosophes) 與船民 (boat people) 所劫持」的時代。馬克思品牌的黯然失色，主要是因為古拉格的真相被公諸於世，還有一九五六年與一九六八年累積的種種效應。但它的形象也與時代精神不一致。「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如今變成彷彿「一種過時的梵文」，不再與時代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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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企圖將馬克思主義從列寧主義最墮落的形式（即哲學的與政治的史達林主義）中拯救出來，一般來說有三種類型。首先是回歸青年馬克思，進而以他的異化論述建立一套關於自由的理論。第二種類型是否定恩格斯對於唯物主義的論述，往往還同時回歸黑格爾，並且否認馬克思主義向來都是「科學的」（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意義上）。第三種類型則是利用馬克思對於工人的民主與協作的支持，去批判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到了一九九一年，所有這些努力似乎全都歸於失敗。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羅傑．加洛蒂 (Roger Garaudy) 於一九六四年寫道，「今日，馬克思與他的作品極化了全人類的希望或敵意。」1

情況不再是如此。撇除中國不談，只剩下少數幾個腐朽的共產主義國家。它們沒有為人類樹立希望的燈塔，也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渴望仿效它們。馬克思的理想，或至少是列寧對它的模仿，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對於許多人來說，共產主義代表的是奴役，而非自由，馬列主義則是知識分子的囚牢，而非解放的承諾。對於擬似宗教的歷史確定性的追求，如今已是聲名狼藉。大多數以列寧主義和黨或無產階級的「真理」體現為出發點的作家，因而不再具有可讀性。

此外，將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企圖，也被認為就像把油和水混合在一起。所以，舉例來說，在約翰．彌爾或許可以對於馬克思的政治思想（甚至更明顯地對於列寧的政治思想）做些平衡之處，卻很少有人去下工夫，即便我們還是可以點名莫里斯、伯恩斯坦、費邊社或馬庫色。2馬列主義至少如今看來已然過時，就好比在一個電動車的時代裡渴望一場福特 T 型車的革命。正如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貶抑地指出，「我們這個世紀（二十世紀）最大的幻想」，如今似乎只適合被供奉在喬治．索雷爾所說的「逝去神祇的古塚」。3

這是個哀傷的結局（如果這是結局），這個理想曾經激勵數百萬人尋求從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壓迫中獲得解放，也曾勇敢地挑戰人與人之間不公平的、剝削的從屬關係的觀念。這代表著在追求平等理想上的一個實質挫折，那樣的理想曾是美國革命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支柱，也可能是現代性的基礎。儘管如此，一九九一年之後，「意識形態的終結」與「歷史的終結」的勝利宣言，標誌著美國與資本主義戰勝了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可以宣稱取得一些重要的勝利（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工會主義大力協助下）：一九五○年代，世界上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處於飢餓狀態。今日這個數字降為九分之一，肥胖甚至成為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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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 (1867) 與恩格斯 (約 1856-1868)

然而，即使是最富裕的國家，仍有數百萬人遭受著缺糧、缺水之苦，這個問題正在惡化，而且情況很快就會變得嚴峻。雖然資本主義的缺陷顯而易見，如今卻很少有人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補救方法。在黑白分明的世界裡，對於「資產階級的」哲學來說，這不再是個「正確」的替代選項。現在少有人接受將「哲學」視為啟蒙運動的「頂點」（甚或宗教改革或法國大革命的「頂點」）那樣的論述。我們更少把種種革命運動當成哲學本身的頂點。我們合理地對於集行政、立法與司法功能於一身的政府（通常集中於行政權）抱持懷疑的態度；那會助長獨裁統治。我們對於「進步」與歷史受「法則」所支配的觀念更沒有信心。我們對於任何人類的終極成功，對於任何「理性」原則的首要地位或統治權，或是對於消除剝削的未來，都更為存疑。無論歷史可能具有什麼意義，對我們來說都是不透明的。

這一切都令人氣餒。然而，倘若今日我們不那麼傾向於尋求集體的救贖，那就不算是什麼壞事。因為，如果馬克思主義代表人類企圖實現人間天堂的最後一次偉大的世俗千禧年信仰，在退而求其次下，我們或許能夠獲得更多。儘管如此，隨著一九九一年的經濟衰退，以及二○○八年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更緊迫的問題拒絕退散下，近年來人們對於馬克思的興趣又重新燃起。全球化促使新市場不斷地開拓。為了維持淨利率，企業將產能轉往墨西哥、南亞、東南亞和東亞以及東歐等勞動力廉價的地區，這侵蝕了歐美國家的工業基礎，引發保護主義者對於失業與就業不足等情況的強烈反彈。

自一九八○年代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時代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削弱了工會，並弱化了往最小限度國家與（某些人擔心的）企業獨裁的反烏托邦 (dystopia) 過渡。4在不穩定無產階級 (precariat) 中，負債、低薪、長工時、零時契約 (zero-hours contract)、退休金減少、兒童貧困與類似的影響日益增加。5對富人和企業的稅收減免往往伴隨著「緊縮」社會服務、學校、健保與福利。對於失業者甚至是愈來愈多的在職者來說，無家可歸與救濟廚房是一種淒涼的選擇。結果之一，就是財富集中的情況比起上個世紀的任何時候都還要嚴重。6現在全球大約有兩千個億萬富翁，前八位富豪所持有的資產總額相當於全世界底層半數人口的財富。約有二十一兆至三十二兆的資產（佔全球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超級富豪財產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藏在避稅天堂。

這似乎是種爆炸性的事態。但是，不論是已開發國家貧困狀態的惡化，還是其他地區無產階級的增長，都無法激起革命運動或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解決方案的同情。蘇聯解體後，具有霸權地位的自由觀反而享有意識形態的壟斷。大型跨國公司與右翼億萬富翁對於媒體與政治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後真相」時代裡，宣傳、虛假訊息或瞞天大謊，持續地分散人們去檢視對社會不滿的注意力。7在英國，兩位極右派的億萬富翁掌控了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報紙銷量。即便網路資源多元豐富，也幾乎無法平衡宣傳自戀消費、名人、享樂主義、競爭、個人成功與「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電影與電視的乏味公式。社群媒體上鎖定目標族群的廣告，甚至使得強化意見的「回音室」效應更為強烈。階級戰爭順利進展，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則笑話就是：富人獲勝。

【時事評論】華爾街聖戰的哲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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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自由主義的名聲，並使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 (Syriza) 等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政黨掌權，儘管是在經濟狀況最嚴峻的局勢下。在其他地方，傳統左派的得票數即使沒有崩盤，也往往遭到削弱。一種可以穩定體制並回歸二戰後時期更大平等的社會民主意志尚未回歸，有些人則認為不會回歸。8就連「激進」(radical) 一詞，也在與「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 和「恐怖主義」結合下遭劫持。

窮人，不論有工作與否，都不會以階級意識的方式識別自己。他們的恐懼經常為政客與大眾媒體操縱，藉以煽動對外國人（尤其是移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與仇外心理。在東歐，對於共產主義崩潰的記憶逐漸被對於俄羅斯或歐盟、外國人、自由主義以及新經濟秩（失）序和新政治菁英的可疑利益的新焦慮所取代。9半個世紀前，異化理論使馬克思顯得格外重要。如今，數百萬人卻爭搶從資本主義的盛宴上掉下來的麵包屑。看來，繁榮似乎比「緊縮」更有可能激發反叛。異化是一種奢侈。

儘管如此，許多人還是不滿資本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對地球構成的威脅也深感擔憂。少有人能夠想像廢除資本主義。但是，有一個像馬克思這樣的人物可以幫助我們組織我們的想法，同時肯認他並非不會犯錯，這十分有益。如今，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可能比接受其他形式的激進主義顯得更為「保守」。

※ 本文為麥田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Claeys, G., & 克雷斯 格雷戈里. (2022).  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 pp.357-365。編輯更動段落排版，以利閱讀。

• 1. Roger Garaudy. Karl Marx. The Evolution of His Thought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11.
• 2. 特別是 Herbert Marcuse. '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Robert Paul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 Herbert Marcus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eacon Press, 1965)，它將寬容說成「本身就是目的」(p.82)，並且援引約翰‧彌爾來支持這個論點。
• 3.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3, p. 523; Georges Sorel. ' The Decomposition of Marxism'[1908], 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 The Social theories of Georges Sorel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p.249. Sorel 認為，若非俄國革命的「歷史意外」，它無論如何或許在一九○○年左右就已結束了。（同上）
• 4. 參閱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 2005)。
• 5. 概括性的論述，請參閱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profile Books, 2011)。
• 6.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7.
• 7. 這方面的一本不錯的入門書：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Pluto press, 1989)。
• 8. 例如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關於此一主題的概述，參閱 Pierre Rosanvallon. The Society of Equa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9. 參閱 Adam Michnik. In Search of Lost Meaning. The New East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