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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對服從與自由的沉思

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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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 
3

最大多數人對最少數人屈膝臣服,這個根本的事實,幾乎存在於所有的社會組織中,並一直讓所有多少還能反思的人們感到驚愕。我們在自然中看到:較重的物種如何壓倒較輕的,繁殖多產的物種如何讓其他物種窒息。在人類身上,這些再明白不過的關係,卻似乎被倒轉了。確實,藉由日常經驗,我們知道:人類並不只是自然的一塊碎片,而人類身上最崇高的事物:意志、理智與信心,都日復一日地造就各種奇蹟。而在這點上也未必能夠如此。有一種殘酷的需求,要讓成群的奴隸、成群的窮人、成群的下屬一直、並將一直屈膝下跪,這種需求毫無靈性可言,與自然的一切殘忍之事差可比擬。然而這種需求所依據的法則,顯然與自然的法則相反。在「社會」這個天平上,公克似乎壓倒了公斤。

將近四個世紀之前,年輕的拉.波埃西在他的《自願為奴》當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但他並未回答這個問題。是什麼動人的描述,讓我們強調這本書呢?我們這些見證了一個獨夫如何在覆蓋世上六分之一土地的國家裡榨取一整代人鮮血的人!死亡肆虐時,服從的神蹟就在我們眼前爆射光芒。許多人因為害怕被一個人所殺而降伏於此人之下,這已然令人驚愕;但直到死前的那一刻,他們還服從他的命令,這該如何理解?如果服從的風險和反抗一樣,那服從是怎麼維持下來的?

自從弗羅倫斯——在創造了許多其他奇蹟之後——透過伽利略,將 (force) 的概念帶給人類那一刻起,對於我們生活的物質世界,我們的認識才開始發展。也只有在這之後,工業對於物質領域的安排才得以進行。而對我們這些想要改善社會環境的人而言,只要我們還無法清楚地想像社會的力 (force sociale) 的概念,對於社會,我們就連最粗糙的認識都不會有。一天沒有社會的伽利略,社會就一天也不會有它的工程師。此刻,在整個地球的表面上,可有一個人能夠設想——就算只是模糊地設想——為何在克里姆林宮,一個人竟然能讓俄羅斯全境內的任何一顆腦袋落地呢?

馬克思主義者們選擇了經濟作為社會之謎的解答,但這卻無助於使我們將問題看得更清楚。如果我們將社會視為某種集體的存在,那麼這隻巨獸就和所有動物一樣,主要可以透過牠如何確保食物、睡眠、抵禦風霜等——簡言之,就是以牠確保生命的方式來界定。但如果要從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來看,那就不能只是透過生產方式來界定社會。我們徒勞地求助於各種精妙的思想,以論證戰爭本質上是種經濟現象,但顯而易見的是,戰爭是種破壞,而非生產。同樣地,生產條件的概念也不足以說明服從與號令的現象。當一名失業又孤立無援的老年勞工死在路邊或是垃圾堆旁時,「生存所需」的說法並不能解釋這種順服到死的屈從。群眾在經濟危機時破壞麥田與咖啡店,是同樣明白可見的例子。的概念,而非需求的概念,才是我們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

伽利略為了理解自然,投入了高度的才能與正直,對他個人而言,這沒什麼好自傲的;至少,他所冒犯的只是一小撮專精於聖經詮釋的人。相反地,對於社會機制的研究,卻受到所有人的激情所束縛。幾乎沒有人不想顛覆或是保存當前的各種統領與服從的社會關係。這兩種慾望都像霧一般,遮蔽了心靈的凝視,讓人看不清歷史的教訓,這在各地身受桎梏的群眾與揮動鞭子的少數人身上明白可見。

Simone Weil

Simone Weil,1909-1943
站在呼籲群眾這邊的人,他們希望證明的是:這種處境不但極度不公,並且不可忍受,就不論短期或長期的未來而言都是如此。在其他想要保存秩序與特權的人這邊,他們想證明的是:這些枷鎖並不沉重,甚且得到群眾的同意。兩邊都在這種社會機制的極度荒謬上蒙上了一層紗,而非清楚直視這種顯而易見的荒謬,並透過分析找出這台機器的祕密。無論在什麼主題上,這都是唯一能予以反思的方法。柏拉圖說過,驚奇是智慧的父親

既然服從的人多,並且直到苦難與死亡強加己身,卻依然服從,而下令的人少,這表示數量並不真的就是力量。數量——不論我們在想像中相信它是什麼——是種軟弱。這種軟弱屬於人們挨餓、疲憊、哀求,並且顫抖這邊,而不屬於人們生活富足、相互施恩,或發出威脅這邊。人們並不是「儘管人數眾多卻依然服從」,而是「正因為他們人數眾多所以才服從」。如果有個人在路邊和二十個人打鬥,他很有可能會被丟在路邊等死。但只要一個白人一聲令下,二十個安南苦力就可能一個接著一個挨鞭子,只要一兩個帶頭的就夠了。

這個矛盾或許不夠明顯。毫無疑問地,在任何情況中,下令的都比服從的人數更少。但他們正是因為人少,所以才形成了一個整體。其他人,正因為他們人數太多,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個人,依此類推。如此一來,少數人群體中最低微的成員,其力量便首先在於他們的人數。這個少數群體在人數上,遠勝過構成多數群體的每一個個人。但這不應導出這樣的結論,即群眾的組織因此便能翻轉兩者之間的關係,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在一小群人之間才能建立某種凝聚力。超過一定數量,就只會有並列的個人,換言之,就是軟弱

但確實,在某些時刻,情況並非如此。在歷史上某些時刻,一陣狂風吹過人群,讓他們的呼吸、他們的話語、他們的動作全都合而為一。這時候,他們無人可擋。終於,輪到權勢者體認到孤立無援、毫無防備的感覺,他們顫抖了。在描寫軍事叛亂的幾頁不朽篇章當中,塔西陀完美地分析了這種現象。「一場深刻而無法平息的運動,主要的徵兆是:該運動並非由少數人所傳播或操控,而是所有人作為一個整體,一同點燃怒火、一同靜默,他們同心合一,意志堅決,簡直讓人以為他們是在同一個命令底下行動的。」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們已經見證過這樣的神蹟,留下的印象至今未消。

這樣的時刻不會一直延續下去,儘管不幸的人們熱切地盼望它能永不止息。這樣的時刻無法延續下去,因為這種一致的同意,是由鮮活而普遍的情緒之火所鍛造的,它和任何有系統的行動都不相容。這種一致同意所造成的,永遠是一切活動的中止,日常生活進程的中斷。這種暫停的時間無法延長;日常生活的進程必須恢復,每天的工作還得完成。群眾再次分解為個人,勝利的記憶逐漸模糊;原本的處境,或是某種相同的處境,又一點一滴地恢復;而儘管在中間這段期間,主人可能有所改變,但屈膝服從的永遠只會是同一群人。

對掌權者而言,沒有更根本的利益,除了阻止順從的大眾彼此凝聚,或至少讓這種凝聚越少越好,因為他們無法永遠阻止大眾。一旦大量的不幸者同時受到這樣的情緒所刺激,按照事物自然的進程,就經常會造成這種凝聚;但一般而言,這種情緒就算被喚醒了,也會被某種無可救藥的無力感所抑制。維持這種無力感,是主人們狡獪的戰略中的第一要務。

人類的心智具有難以想像的彈性,會快速地模仿、快速地屈服於外在環境。服從讓這些位於社會階層底部的人感到自己有某種價值的,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顛覆性。蘇維埃俄羅斯的神話具有顛覆性,只要這個神話能讓某個被工頭給解雇的共產主義工廠工人感到:無論如何,自己背後還有整支紅軍和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市,這就能讓這名工人保住他的自尊。不可避免的歷史性革命的神話,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雖然較為抽象;當我們孤苦無告時,有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可不是小事。對於建制秩序而言,基督教在一開始也相當危險。它用來激勵窮人與奴隸的,並不是對財富與權勢的渴望,恰恰相反,它給他們的是某種內在的價值感,讓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並不低於甚至高於富人,而這就足以危及社會的階層體制。但它很快就自我修正,學會了在婚喪儀式上,對富人和窮人採取適合的不同做法,並在教會中將窮人趕到最後排的座位去。

社會的力量無法不靠謊言運行。人類生命中最高階的一切事物,一切思考的努力、一切愛的努力,對於建制秩序而言都具有腐蝕性。思想也完全可以合理地被一方印上革命的烙印,但被另一方印上反革命的烙印。只要思想不斷建構某種「不屬於塵世的」價值等級,它與宰制社會的力量就彼此為敵。但思想無助於試圖引發社會巨大變革或轉型的事業,但在成功之前,這些事業必然得在為此獻身的人當中,要求最多數的人服從於最少數人、要求無名的群眾鄙視特權者,以及要求對謊言的操縱。我們經常責備天資、愛與神聖,指責其試圖拆毀卻毫無建樹,而這樣的指責毫不冤枉。這於那些想要思考、想要愛、想要全然純粹地將激勵他們情感與精神的事物,置換到政治行動中的人,他們只能被割喉謀殺,甚至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在死後被歷史所玷汙,如同格拉古兄弟一樣。

對於所有熱愛公眾福祉的人而言,這樣的處境,殘酷而無可救藥地撕裂了他們的心靈。我們不可能不弄髒自己的手,或是不預先注定失敗的命運,就參與推動歷史的力量所演出的戲碼,就算只是遠遠地參與也毫無可能。我們也完全不可能躲避到麻木或是象牙塔中,除非我們極度缺乏意識。社會民主黨人詆毀對「兩害相權取其輕」此一公式的應用,但這卻是我們僅存可用的做法,條件是:必須透過最冷酷的清醒予以運用。

社會秩序,無論有多麼必要,本質上都是惡的,無論是什麼樣的秩序。我們無法指責那些為了盡可能顛覆此一秩序而被碾碎的人;他們若是順服,那不會是出於德性,相反地,是因為他們內在剛強的德性被某種羞辱給撲滅了。至於那些組織社會秩序的人,我們也不能指責他們捍衛社會秩序,也不能將他們想像成暗中陰謀反對公共福祉的人。公民同胞之間的鬥爭並不來自於理解或是善意的缺乏;這些鬥爭乃是出於事物的天性,無法平息,只能由強制來撲滅。對於所有熱愛自由的人而言,他們的消失都不合乎我們的願望,只能期望他們所面對的不是毫無限制的暴力。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書摘,取自壓迫與自由, 韋伊, 西蒙, and Weil Simone , (2018) 〈對服從與自由的沈思〉,pp.2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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