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之生正如哲之思。」是作家羅伯特．杜瑪 (Robert Dumas) 在著作《樹之論》(Traité de l'arbre) 中寫的。這位當代哲學家認為樹有別於萬事萬物，是我們日常生活一切象徵的中心，是各種符號中最重要且最獨特的符號。人類虧欠樹木很多，人與樹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彼此之間既親密又遙遠。經歷父親與梧桐樹的那場親密接觸後，在我混亂的童年時期，我本該怨恨肇事的那棵梧桐樹和它的親朋好友。不過，在閱讀杜瑪的書之前，我早已對植物世界敞開心房。花朵綻放時的完美花冠，斑斕活潑的色彩和多變的形狀，還有那稍縱即逝的花期與柔弱體質，一陣酷寒霜降或一場暴雨就會使之凋零。這一切，都讓我著迷留戀。土壤，消逝，重生，焦急與等待，期待生命茁壯，直到盛開的那一刻。在摩托車事件之前，草木花朵早已擁抱我。即使那株梧桐樹，面對迎面撞來的父親，不知怎麼當個保護緩衝墊，我也不會因此對它們心懷怨恨。
森林本身就是高雅的存在，它們似乎凝止不動，沉靜安詳。若我們認為動物是人的親戚，比樹木更接近人類，那是因為我們很少用心聆聽。當我決定開始提筆學習怎麼描繪植物時，我相信自己更清晰地聽見草木的絮語。
而樹木接納了我的邀請，成為我不可或缺的教學助手。我經常請它們加入我的課堂，當我們的良伴。畫呀，畫呀，想像自己成了一棵樹，想像這棵樹的姿態，尋找它的根，它的脆弱之處。畫下它那瘤結繁多、粗糙壯碩、看盡滄桑苦難的樹幹。畫下它的枝枝蔓蔓，那些密密雜雜的細枝，稀稀疏疏的葉片，羞怯或飽滿的果實。畫下它的參天無際，畫下它的根深入土。畫下在天與地間拉扯的草木，可以用寫實的筆觸，亦可天馬行空，恣意幻想。當我們一筆一畫地描繪樹木，思緒在繁枝間徘徊，我們集中精神並自問：
「我是誰？ 我是我，一個名字，一個人類，一個有意識的人。我存在，我也不斷蛻變，在錯誤中成長。我有七情六慾，具備知識，我隨著社會架構與家庭背景而行動。我同時也是一個自我質疑的個體：我那麼複雜，我該如何定義自己？ 恐怕花上一輩子也解釋不清！我的外表下藏了什麼？ 我的外表是不是一副盔甲？外表是否或多或少地揭示我的內在世界？不管如何，我時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個體，我最瞭解自己，但我又對自己一知半解。我是一切，但我也什麼都不是。我珍惜當下但又害怕時間的流逝。我有根，但我又自覺漂泊不定。我一會兒嚴格自律，一會兒違抗叛逆。我既孤僻又外向，既實際又愛幻想。我很堅強，同時也很脆弱。我充滿了恐懼，但也胸懷勇氣。
「這一切在我的內心拉扯，有時我渴望成為別人，或者乾脆成為別人想要的樣子。但其他人真的瞭解我，熟知我的一切嗎？ 而我呢？ 我是否比別人都更瞭解自己？更懂得如何表達我是誰？」(本文由高三理組學生共同創作而成。)
畫下樹的姿態，同時反思自身的存在，這在未來的「園藝哲學家」心中帶來各種大異其趣但又貼切主題的收穫。
比方，安娜史塔西寫下：
「當我思考自己是誰，我一時啞口無言。我本想說：『我就是我。』但我到底是誰？ 一想到自己居然不知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就覺得像個笨蛋。當然，我可以用一連串的形容詞來定義自己，但那些辭彙不會讓我成為與眾不同的人，無法突顯我的獨特之處。最後，只留下成串的問題，我覺得很羞愧、很蠢：『人怎麼會不知道自己是誰呢？』」
莫朵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寫道：
「我自問，別人是否不會比我自己更瞭解我。為了認識自己，我和別人相比較，試著跳脫自身，假裝自己是身邊的朋友：『如果我是我的朋友，我會如何看待我這個人呢？』」
索蘭則表示：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的腦子一片混亂。我覺得很不舒服，渾身發熱。不該有這沒來由的壓力，但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和心情，我無法控制自己！」
我們無意藉由分析畫作來進行一場充滿假想且十分危險的臨床心理學探索，而是把作畫當作自我表達的管道。有些學生畫出令人驚奇、充滿創意與美感的作品，但我重視的是，以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待圖像；也就是說，藉由繪畫來體驗自己的內心世界，一邊畫一邊思考：「當我要畫一棵代表自我的樹時，我畫了什麼？ 我認為自己到底是什麼？ 同時我有什麼感受？」
透過這種方法，我們會發現人與草木多麼相似。我經常請學生做這項練習，而他們的表現總是令我驚喜。學生的思路清晰又富有創意，用心觀察每一張畫紙上，各種草木的形狀、色彩、象徵意涵。這一群因為偶然而齊聚一堂，將共度一學年的學生們，經過幾個月的相處，畫出各有特色、大不相同的樹木，形成一座挺立於同一片土壤上而姿態迥異的樹林。而考完高中畢業考後，他們也將連根拔起，各自前往不同的城市國度，尋找一片肥沃土地，長大茁壯。一棵棕櫚樹緊捱著一棵冷杉，另一棵蘋果樹和楓樹相依偎，季節變換更迭，各形各色的樹葉聚集成蔭，隨風擺動，窸窣作響。有些失根的樹木在空中飄盪，顯得單薄脆弱。有些樹的樹幹傷痕累累，枝葉雜亂，留下修改重畫的痕跡。驚惶害怕的灌木有的躲在一角，有的佔滿整張白紙，急於擴展領地，好暫時排解內心的恐懼。
有趣的是，繪畫是一種獨特的概念化過程，能更準確地呈現內心世界。當我們把自己當作繪畫的主題，以富有寓意的方式呈現自我，也同時引領你以高處俯視自己， 這一切都呈現了自我的二重性。這紙上的枝葉扶疏間，藏著作畫者的文字話語，夢想渴望，痛苦的分歧矛盾。這一切都是繪畫悄悄為我們帶來的禮物。
在五彩繽紛的植物世界裡，我們必須創造思想與對話的小徑，追隨現代亞里斯多德長征的腳步，正如卡爾．雅斯培 (Karl Jaspers)寫的：「哲學，就是起而行。」
因此我們用大家想像所畫出的樹木，在教室裡創造一片森林。我們搬動桌椅，拼成一座座小島，在桌上隨機擺放一幅幅畫作。雖然學生平時不一定會用心傾聽彼此的話語，但此時他們在一座座小樹林間遊蕩漫步，欣賞彼此的創作，觀察其中的細節。他們發現一幅畫裡原來蘊藏了那麼豐富的意涵。最後，我們來到這場漫步的終點。此時，樹木們（不如說畫家們）可以自行變換位置，選擇一個它們想要落地生根的地方—也就是說，讓學生依據交情深淺而搬動桌椅相互聚集。有時候他們會靠得太密太近而忘了現實問題，忘了在茂密森林中緊緊相連的樹木其實必須彼此競逐珍貴的陽光。這恰巧呼應了康德的知名論文《在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l' Idée d'une Histoire universelle d'un point de vue cosmopolitique)，他把人比作樹木，解釋人性中的矛盾：
「就像森林中的樹一樣，正因為每棵樹都設法奪取其他樹的空氣和陽光，迫使彼此向上方尋求空氣和陽光，且因此得以漂亮而挺直地生長；而生長在空曠之處，可自由隨意伸展的樹木，它們的枝椏卻變殘缺、歪斜而彎曲。所有裝點人的文化和藝術、最美好的社會秩序均是非社會性的成果——這種非社會性由於自我強制而約束自己， 且透過強迫手段才能盡情發展自然的根芽。」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也可以一起走入真正的樹林間，繼續這場實驗。在林間小徑，大家一起觀察、形容，選擇一棵和自己最像的樹。若人不再注意周圍具體環境， 又怎能表達抽象概念呢？
有時，我們的植物之旅更進一步，師生們一起挽起袖子和小學生合作，大家同心協力建造一座花園。這場身體力行的「鶴嘴鋤式哲學 (Philosophie a coups de piochon)」，可說是尼采「鐵錘風哲學」的變化版。日新月異的科技總佔據我們的注意力，不妨在此時回想一下，農業對文化發展多麼重要。
盧梭曾說：「作物仰賴種植栽培，人心需靠教育陶冶。」翻土、瞭解土壤的特性， 依循地質與季節氣候來散播適合的種子，小心過猶不及，才能得到我們期望的結果。追根究柢，費心培育農作物的過程和努力完成一篇有深度的哲學作文十分相似，不是嗎？
比方來說，種植洋蔥時若上下倒插，這就像強詞奪理，無法據以說服任何人。文章中若引用太多別人的說法或舉太多範例則會模糊了主客觀點，彷彿把櫻桃蘿蔔或生菜的種子灑得太密集，無法讓它們欣欣向榮。種馬鈴薯時，若種得不夠深，就像勉強插入的參考資料，只會讓馬鈴薯枯萎而不會發芽。面對不熟悉的科目時，硬要套上自己在別的科目死背活記的公式來解題，就像把適合在溼潤土壤生長的植物栽種在沙質土地上，或是在寒帶氣候栽種棕櫚樹一樣。
當我們彎著腰、將手伸進土壤，才能更深刻地體會到要怎麼收穫就該怎麼栽。
如果無法身體力行地種植植物，或時間有限，那就讓我們專注於紙上圖畫，探索筆觸間隱藏的思緒吧！讓我們追隨康德的比喻。如果社會就像樹群的集合體，那何不以森林的模式開始來分析社會運作？接下來，何不觀察一下學生們的樹之群像，找出欠缺協調、造成功能障礙的地方，思考一下該如何對症下藥？崇尚自然本性的盧梭，想必也不會出言反對。畫在紙上的樹木，建構出一座最多樣化的森林——別忘了支撐樹林的一張張畫紙，是人類創造的樹木分身——我們的思考隨著鬱鬱蔥蔥的枝葉逐漸茁壯。
跟盧梭的時代相比，當今社會組織結構非常複雜且更加國際化，分析的難度也更高。從以自身日常生活為界的小型社會到全球各地，形成更加繁複多元的社會層次。
每一座大陸都像樹林一樣，竭盡全力捍衛自己的獨特性，搶奪生存空間。有趣的是，有時透過譬喻能更準確地表達抽象概念。
有位學生向我們展示他的樹世界。一群整齊劃一的樹木筆直而立，共存而不互動，而其他不同種的樹木則遭到排擠。另外一名叫做蓋伯爾的學生更徹底畫出令人驚嘆的社會縮影：他把畫紙分為兩半，分屬兩段不同時態：過去和現在。過去的樹木充滿野性而平衡的生命力，彼此之間互相襯托。然而，現在的樹木呈現枯敗的景象，一群螞蟻大軍搖旗橫行，所經之處盡皆化為戰火灰燼，揮舞的大旗上寫著宗教、資本主義……
過去與現在的樹林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向反應靈敏的蓋伯爾提出兩種可能性，其一是基因突變造成的，其二是不斷循環反覆的週期現象。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假設這種循環是必然而無法打破的，是不是加速第二階段的枯敗過程，趕緊回到和諧共存的第一階段？ 此時，班上另一位同學不快地出聲說道：「樂觀一點！ 好歹讓我們保持一線希望啊！」
接下來輪到瑪歌，她比我或蘇格拉底都更厲害，只憑幾抹色彩、形狀的演繹，就能激發一連串的疑問，引起一場生動的討論。瑪歌畫了一個金字塔形狀，「位在高處的樹」以權力與金錢支撐起特權，對其他樹木強取豪奪。雖然瑪歌的畫技並不特別高明，但她的畫作出自直覺，比她能夠說出或只知其字不明其義的詞彙都更生動；毋需使用那些我們早已爛熟於心的嚴肅辭彙，如民主、共和、自由、人權等等。我們由此發現柏格森 (Bergson) 哲學觀的影子，這位法國哲學家認為一項藝術活動就能超越語言的侷限。
※ 本文為 (2018). 柏拉圖和笛卡兒的日常. , pp.38-47. 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