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有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投入哲學普及的行列，希冀將哲學思維從學院推廣至更廣大的群眾。隨著傳播媒介的增加，大部分人幾乎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來接觸哲學：電視節目（如《哲學談，淺淺地》）、網站（如《烙哲學》、《哲學哲學雞蛋糕》和《哲學新媒體》）、講座（世界各地的「哲學星期五」、PHEDO），以及為數眾多的出版品等。然而，哲普，到底在普什麼？

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

哲普已然成為當今許多哲學家所關心的領域，對此，線上哲學媒體 Daily Nous 在今年 (2020) 針對哲學的普及發表了一系列以「大眾哲學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Popular Philosophy) 為主題的文章，著重探討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之間的關係，以及哲學大眾化（即普及，popularization）的路上，會經過哪些顛簸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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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一個西元前四世紀很喜歡在大街上找人問問題的男子。

服務於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的溫德蘭 (Aaron James Wendland) 表示，大眾哲學的任務有二，一是將（學院中的）哲學理念大眾化，二是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舉例來說，溫德蘭在英國刊物《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負責哲學專欄「廣場：理念市集」 (Agora: a marketplace of ideas)，招集各路哲學好手以哲學的角度探討時事與生活中的議題，舉凡新冠肺炎、氣候危機、人權、Twitter、愛、平等、婚姻，都能從不同的哲學觀點來進行思考。

除此之外，溫德蘭當然也沒忘記，蘇格拉底本身就是大眾哲學家；1也就是說，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並非對立的兩門流派，兩者之間反倒有種特殊的相互關係：大眾哲學闡述學院哲學，而學院哲學也源自大眾哲學。

目前在牛津大學任教的威廉森 (Timothy Williamson) 指出，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之間應是相互回饋的關係，但許多「大眾哲學將自己定位成學院哲學的對手，將學院哲學描繪為繁瑣、貧乏、賣弄學問、毫無關聯的咬文嚼字。」這種大眾哲學認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哲學」，不但「探詢真正重要的問題，還能讓未受［哲學］訓練的人一針見血地理解論證」。威廉森說道，這種哲學與其說是大眾哲學，不如說是「民粹哲學」 (populist philosophy) 。

民粹哲學的問題在哪呢？首先，它將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變成相互對立的兩門學派；再者，大眾哲學原是學院哲學「大眾化」之後的成果，但若認為學院哲學一文不值，大眾哲學豈有存在之必要？威廉森認為，「哲學是集體事業」 (collective enterprise) ，而不僅是少數幾個天才的作品。他呼籲道，無論是誰，都應加入或參與哲學的傳統。為什麼呢？舉例來說，我們有時以為自己「發現」了全新的哲學概念，但精讀哲學史的人也許會明白指出，那已經是第 N 手的「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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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教授 Angie Hobbs, 2017

那麼，具體來講，學院哲學與大眾哲學之間的「回饋關係」究竟為何？學者哈伯斯 (Angie Hobbs) 指出，大學與高等教育應有其公民義務 (civic duty) ，該與當地社群合作並從中學習，如共同舉辦公共論壇、文化活動、提供學習計畫、維護環境等義務。哈伯斯以自身經驗為例，她曾在 BBC 做過一集名為「戰爭的技藝」 (The Art of War) 的廣播節目，而這集廣播談論的主題，在之後逐漸發展成一篇學術論文，探討霍布斯與柏拉圖對於戰爭的看法。

上述思想家都針對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之間的關係撰文，而文章底下網友的回覆也相當踴躍，這似乎點出了兩者間的確存在某種特殊張力。雖然兩者能夠互補，在實際情況下也的確經常相互回饋，但兩者卻也有各自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哲學」的時候。原因在於，哲學活動緣起對智慧的愛與追求，但為了對智慧的追求更加精確，哲學論述與論證也愈來愈講求嚴謹與細膩。哲學的雙重性格，使得學院哲學常因在論述的技術性與嚴謹性上精益求精，而變得文字艱澀且對細節過於刁鑽，因此看起來便彷彿偏離原先對求知的熱切。

同樣地，大眾哲學也常因偏重對智慧的探問，而有犧牲論證細節的時候。以威廉森所說的「民粹哲學」來看，當大眾哲學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哲學」時，便將對哲學文獻的嚴謹爬梳以及對論證技術性的著重，排除在「哲學活動」的核心之外；另一方面，若學院哲學認為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哲學」時，則有可能變得太過刁鑽於技術，大灑專業術語，反倒遺落了自己與他人的求知慾，導致被認為是哈伯斯所說的「與真實世界脫節」 (irrelevant to the real world) 的「學院」。

如何在不與「真實世界脫節」的情況下持守哲學精神、在不犧牲論述的前提下推廣哲學討論，也許是哲學人最重要的課題之一。2那麼，如果將場景帶回台灣，大眾哲學跟學院哲學的發展與願景又是如何呢？

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在台灣的現況

《哲學新媒體》曾經報導過台灣的哲學普及現況。在一場由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 (PHEDO) 舉辦的講座活動中，兩位在台灣致力推廣哲普的學者吳豐維與葉浩一致認為「專業哲學和哲學普及是相互回饋的關係」，且在許多層面上都對學術研究有所助長。除此之外，吳豐維更是鼓勵台灣的哲學家要對自己的研究更有信心，勇敢推廣哲學，「因為專業哲學其實有相當的公共性」。

Phedo 臉書

2017/5/21，PHDEO 舉辦「哲學應該普及化嗎？」的講座活動

那麼，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之間的互動究竟為何？以書籍出版為例，近年來，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哲學著作逐漸浮上檯面，無論是大眾哲學（如《偽理性》、《笛卡兒的思辨健身房》）或學院哲學（如《永夜微光》、《從赫德到米德》）都同時必須具備大眾哲學與學院哲學的技能。一方面，大眾哲學是學院哲學的「大眾化」，著作者本身需要對學院哲學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學院哲學出版成書面對的讀者也比學術期刊還要來得多，3因此，在編輯過程中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大眾化」技能。

除此之外，若參照在台灣哲普工作者的動機，通常不外乎是希望讓更多人在思考上能夠更細緻、更具批判力、有獨立思考能力，以及理性溝通的能力等等。舉例來說，在南港高中從事哲學教育的林靜君老師認為，台灣因教育制度的影響，導致學生學習時間雖長，主要的學習方式卻是使用「懶人包」硬記，無暇思考，因此，高中哲學教育能夠培養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而 PHEDO 的幾位主要成員則指出，哲學在台灣能夠發揮其「社會功能」，讓台灣的公共討論不那麼「前現代」，也讓我們在使用「民主」、「自由」等詞彙時，能夠更細緻地思考這些概念的意義與脈絡，避免動輒以「現在的台灣就是太自由、太民主」等近乎無理取鬧的方式來「溝通」。

葉浩在〈寫在哲普退潮前的幾點反思〉中援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 (Irina Bokova) 的觀點，認為「哲學不但必須肩負啟促進全球公民意識的使命，哲學教育也被賦予了一個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責大任。」理性溝通、尋求倫理層面的共識、宗教和平等，都屬於公民意識與哲學的「重責大任」。

台灣雖已解嚴三十餘年，但就歷史而言，仍處於解嚴初期。法律（似乎）解嚴了，但戒嚴意識仍深植在許多人的思想之中：在根本無從得知何謂「政治」時就急嚷「不要討論政治」、要少年人不要發表意見的「囡仔人有耳無喙」、拒絕與立場不同的人溝通、課綱的種種爭議，以及轉型正義所面臨的窘境等。哲學是愛智，種種重要的哲學議題，如自由、生命、存有、平等、反抗等，若是在思想礙滯的氛圍之中，都難以得到良好的發揮；但反過來看，也許正是因為這些關鍵議題長期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之中缺席（或遭到抑制），才更凸顯了哲學在台灣的發展潛力。

誠如上文所說，無論是大眾哲學或是學院哲學，都在哲普領域中扮演要角，少了後者便沒有前者，少了前者則後者的普及化必會面臨重大考驗。而既然哲學在台灣有深厚的發展潛力，若能避免獨斷地主張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哲學」，便能有更大的機會在這塊土地上生根、茁壯。

• 1. 溫德蘭應是以較為易懂的方式解釋，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類比」 (analogy) 。在蘇格拉底所處的時代還沒有「學院哲學」與「大眾哲學」的概念，且蘇格拉底的交談對象並非「大眾」，而是有受過教育的人。此處特別感謝審稿人的提醒。
• 2. 關於這點，筆者認為《哲學新媒體》成員 Lynn 所做的〈哲學應該普及化嗎？〉報導中有相當精彩且細膩的思考，尤其可參考文中「真理與價格的關係」與「哲學的成熟市場來了嗎？」這兩個部分。
• 3. 舉例來說，我們不太會在金石堂看到《東吳哲學學報》，但卻能找到《永夜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