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佛洛姆 (Erich Fromm)
男人和越來越多的女人感受到一種新的自由。他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社會階級的束縛已然打破，可以隨心所欲了，至少他們感覺上是如此。儘管這樣的情況僅適用於社會的上層階級和中層階級，但他們的成就可以讓其他人相信，只要工業化保持步伐，新的自由最終將惠及社會的每個成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原來的目標是建立新的社會和打造新的人，但它們很快便改弦易轍，其理想轉為讓所有人過中產階級的生活，把未來的男人和女人變成標準的中產階級。而讓所有人獲得富有而舒適的生活，理應讓所有人感到無限的幸福。無止境的生產、絕對的自由和無限的幸福，這「三位一體」形成新宗教「進步教」(Progress) 的核心，而「上帝之城」(City of God) 被「人間的進步之城」(Earthly city of Progress) 所取代。難怪「進步教」這個新的宗教會讓信眾感到充滿力量和希望。
必須具象化「大應許」的富麗堂皇——工業時代讓人驚嘆的物質與知識成就——才能理解當人認知到它的允諾落空後所經受的精神創傷。因為工業時代確實已無法兌現它的偉大允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
一九五二年， 長期在非洲從事人道醫療工作的史懷哲博士 (Albert Schweitzer) 在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時，向全世界呼籲：
我們應該要勇於面對現實......人類已經變成超人。......但這個超人擁有超人的力量卻不具備超人的理性。隨著力量的增長，他變得越來越可憐。......必然會讓我們良心不安的是，當我們變得越來越像超人時，我們越來越不像人。
「大應許」之所以會落空，除了是工業主義內在的經濟矛盾導致，還源於工業體系內部兩項主要的心理前提：一、生活的目標是快樂，是得到最大程度的享樂，讓人的所有欲望和主觀需要獲得滿足（這種主張稱為「基進享樂主義」）。二、自私、自利和貪婪。工業體系為了運作的需要而產生出這些性格特徵，以為可以帶來和諧與和平。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富裕階層奉行基進享樂主義。擁有無限財富的人試圖在無限的享樂中找尋生活的意義。例如古羅馬的菁英、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邦的菁英，還有十八和十九世紀英國和法國的菁英，莫不如此。基進享樂主義式的尋歡作樂，雖然在某些特定時期的特定人群中被奉為圭臬，但在十七世紀之前僅出現過一次例外，而且它從來不符合中國、印度、西亞和歐洲偉大哲人所提出的幸福理論。
那項例外是古希臘哲學家亞瑞斯提普斯 (Aristippus)。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主張最極致地體驗身體的快感就是生活的目的，而快感的總和就是幸福。我們對他的哲學主張所知不多，全都是得自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轉述，但這些轉述已足夠顯示出亞瑞斯提普斯是唯一真正的享樂主義者。在他看來，既然欲望存在，我們就有權去滿足欲望，因而實現人生的目標：快樂。
伊比鳩魯算不上是亞瑞斯提普斯式享樂主義的代表。儘管伊比鳩魯認為「純粹的」快樂是人生的最高目標，但這種快樂意謂著「沒有痛苦」(aponia)，意謂著「靈魂的安寧」(ataraxia)。對伊比鳩魯來說，滿足欲望所得到的快樂不是人生的目標，因為這種快樂必定伴隨著不快樂，從而使人遠離真正的目標：沒有痛苦。（伊比鳩魯的理論在很多方面與佛洛伊德相似。）儘管關於伊比鳩魯哲學觀點的記載常常彼此矛盾，但透過對這些記載的爬梳，仍可推測他曾表達過一種以個人主觀經驗為核心、並與亞里士多德立場相悖的主觀主義 (subjectivism)。
其他偉大哲人都不曾說過，欲望的存在可以構成一種道德規範。他們關心的是人類的最佳福祉 (vivere bene)。他們思想中的關鍵成分是區分兩種需要。其一，欲望僅是一種主觀感受，其滿足會帶來短暫的快樂；另一種欲望是根植於人類本性的需要，其實現有助於人的成長，能產生真正的「幸福」(eudaimonia)。換句話說，他們關心的是純粹主觀需要和客觀有效需要的分野，前者有一部分對人的成長有害，後者符合人類本性的要求。
自亞瑞斯提普斯以降，十七、十八世紀的哲學家首次明確提出理論，認為人生目標就是滿足每一個欲望。當「益處」(profit) 一詞不再意謂著「靈魂上的裨益」（如同《聖經》中所描述的那樣，甚至連後來的史賓諾莎也持相似的觀點），而開始表示物質和金錢上的利益，這種理論很容易就流行起來。這段時期，中產階級不僅甩開了政治枷鎖，還拋棄了人與人之間愛與團結的聯繫，並且認為只為自己而活意味著更加真實地展現自我。在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看來，幸福是貪欲持續推進的過程；拉美特利 (La Mettrie) 甚至推薦人吸毒，以至少獲得幸福的幻覺；對薩德 (Sade) 而言，滿足人類的殘酷衝動是正當的，因為這些衝動確實存在，並渴望得到滿足。這些思想家都生活在中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的時代。過去不包含哲學反省的貴族生活準則，現在變成中產階級的實踐和理論。
自十八世紀以來，人們提出了不少道德理論，其中一些是較為高尚的享樂主義，比如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另一些則是堅決反對享樂主義的理論體系，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馬克思、梭羅和史懷哲等。但大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這個時代又回到了基進享樂主義的老路上。盡情享樂的觀念與紀律嚴明的工作理想形成奇特的衝突。與此類似，大眾一方面接受狂熱偏執的工作倫理，一方面又沉溺於下班後和假期中的徹底懶散。一邊是無止境的生產線傳送帶和官僚機構的繁文縟節，另一邊是電視機、汽車和性刺激，兩者矛盾地結合在一起。強迫性的工作和完全的懶散一樣，都會把人逼瘋，只有兩者相結合，人才能活下去。此外，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態度符合一種經濟必然性：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除了奠基於公事化的團隊工作，也奠基於對產品和勞務的最大化消費。
理論分析指出，基進的享樂主義不能通向幸福，並且基於人性的角度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但即使沒有理論分析，觀察到的事實也非常清晰地顯示，我們所謂的「追求幸福」並不能產生真正的幸福。我們的社會是由出了名的不快樂的人組成的：孤單、焦慮、憂鬱，具有破壞性和依賴性，迫不及待地要把千辛萬苦節省下來的時間給消磨掉。
我們所處的工業時代是一場空前的社會實驗，其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作為一種有別於幸福和喜樂等主動情感的被動情感，快樂是不是對人類生命難題的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史上第一次，衝動的滿足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社會有半數以上的人口都能企及。這項實驗已對上述問題給出了否定回答。
※ 本文為木馬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5). 擁有還是存在？. pp.25-32，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