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佛洛姆 (Erich Fromm)
我們必須先回答下面的問題，才能開始討論實踐「生活的藝術」的步驟：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生對人的意義何在？
但這真的是有意義的問題嗎？想活著需要有理由嗎？難道如果沒有這樣的理由我們就寧願不活嗎？事實上，所有的生物，包括動物和人，都想要活著，這種願望只有在異乎尋常的情況下才會消失，例如在碰到難以忍受的疼痛時，或是（以人類而言）在受到愛、恨、自尊或忠誠，這些比生之欲望還要強大的激情驅策時。大自然——你也可說是演化的過程——似乎賦予了芸芸眾活著的願望。不管一個人相信自己是為了什麼理由想活著，這理由都是從屬於他的生之欲望，都是為了把他的生之欲望合理化。
我們當然必須承認上述演化論的觀點。愛克哈特 (Meister Eckhart) 以更簡潔和詩意的方式提出過相同的觀點：
「如果你問一個好人：『你為什麼愛上帝？』你得到的回答會是：
『我不知道。因為他是上帝！』」
「你為什麼愛真理？」
「因為它是真理。」
「你為什麼愛正義？」
「因為它是正義！」
「你為什麼愛善良？」
「因為它是善良！」
「你為什麼活著？」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喜歡活著！」
我們想要活著，我們喜歡活著，這是無須解釋的事實。但如果我們被問到想要如何活，例如想從生活中尋求什麼，以及生命的意義何在，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答案。有人會說他們想得到愛，有人選擇權力，有人選擇安全，有人選擇感官樂趣和舒適享受，也有人選擇成名。但大多數人都會同意，他們其實就是想要快樂。大多數哲學家和神學家也認為這是人類追求的目標。然而，如果快樂涵蓋剛才所提的，那些大相逕庭又大多相互排斥的東西，就會變成一個抽象而無用處的概念。關鍵在於，對哲學家、甚至對門外漢來說，「快樂」一詞意謂著什麼。
即便對快樂抱持不同的概念，大多數思想家之間仍然存在一項共識：如果我們的願望得到滿足；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就會快樂。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在於對以下這個問題有不同答案：滿足哪些需要可以為人帶來快樂？因此，「人生的意義和目標」這個問題，要求我們思考人類需求的本質。
大致說來，這個問題有兩種對立的觀點。第一種，也是當今通行的觀點認為，人需要什麼，完全是主觀的，它是我為之奮鬥、夢寐以求的事物，這足以讓我稱之為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可以帶給我愉悅。在這個定義中，並不在意產生需要的來源是什麼。它不問需要是否跟飢餓和口渴一樣，根植於生理需求；或者像對可口食物、藝術和理論思考的需要，根植於人類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或者像對香菸、汽車或無數科技小裝置的需要，是受社會的誘導；又或者像施虐癖或受虐癖的行為，是一種病態需要。
這種觀點也不問滿足了需要會帶來何種後果：是否會豐富一個人的生活，會對他的成長有所貢獻，還是會削弱、阻礙和扼殺他的成長，導致自我摧殘。一個人的滿足來自於聆聽巴哈的樂曲，還是虐待、控制、傷害無助的人，被認為只是品味上的差異，只要這是一個人所需要的，滿足這種需要就會帶來快樂。只有那些會嚴重損害他人，或讓本人喪失社會功能的需要被認為是例外。因此，搞破壞或吸毒雖然可以帶來快感，但通常不被認為是有正當性的需要。
第二種觀點和第一種觀點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第二種觀點著重於探問需要是有利於人的成長和幸福，還是會對人造成阻礙和損害。它認為應該被滿足的需要，必須根植於人類本性，並有利於人類的成長和自我實現。這種觀點用客觀和規範性的快樂取代主觀的快樂。只有滿足那些符合人類福祉的需要才能帶來真正的快樂。
第一種觀點說：「如果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快樂，我就會很快樂。」第二種觀點說：「如果我得到我應該想要的，如果我能達到最大的自我完成，我就會快樂。」
無須強調的是，從傳統科學思維的角度來看，後一種說法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它引入了一種規範，亦即引入了價值評判，因而動搖其客觀有效性。問題是，難道規範就不能是客觀有效的嗎？難道我們不能談「人的本性」嗎？如果可以，如果人有可客觀定義的本性，我們不就可以假定人就像所有生物一樣，是以最完美的功能化，並充分實現自身的潛能為目標嗎？難道這不是意謂著有些規範是對此目標有利，而其他規範是對此目標有害？
這是任何園丁都很明白的道理。薔薇花叢的生命目標是要充分發揮薔薇花叢與生俱來的生長潛力：枝葉茂盛，可以從種子裡長出最完美的花。園丁發現，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必須遵循某些從經驗得知的規範。薔薇花叢需要特定的土壤、水分、溫度、陽光和陰影，如果想種出美麗的薔薇，園丁就必須提供這些條件。但是，即使沒有園丁的幫助，薔薇花叢也會設法為本身提供最佳生長條件。它無法左右水分和土壤，卻能透過「歪扭」枝幹向著太陽的方向生長，多少左右陽光和溫度。這道理何嘗不適用於人類呢？
即使我們對一些條件為什麼會有利人的成長與運作缺乏理論知識，但就像園丁種花一樣，能從經驗獲知這些條件。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偉大的人類導師都會得出本質上相同的生活規範：要達到最理想的存在條件，則必須擺脫貪婪、錯覺和憎恨，追求愛與慈悲。即使我們無法從理論層面加以解釋，但從經驗證據歸納出結論仍然是完全合理，且絕非「不科學的」做法——儘管科學家仍以發現經驗證據背後的法則為理想方式。
現在，那些認為快樂是價值判斷，缺乏理論基礎的人，在生理問題方面卻未提出同樣的反對意見，儘管兩者在邏輯上並無不同。假設看到有個人喜歡吃甜點和蛋糕，因此變胖和危及健康時，他們不會說：「如果吃甜食讓他得到最大快樂，他就應該繼續吃，不要說服自己，也不要讓別人說服他放棄這種快樂。」他們承認這種渴望不同於正常的欲望，因為它會損害身體。這種限制並不會被稱為是主觀的，或被稱為價值判斷或不科學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暴飲暴食和健康的關係。然而，根據同樣的理論基礎和臨床基礎，我們都知道，現代人對名利、地位、財產、報復、控制等等，這些非理性渴望是病態和具破壞性的因此可以將它們歸類為有害的。
只需想想「經理病」就可以知道這一點。所謂的「經理病」就是消化性潰瘍，因錯誤的生活方式導致，是野心過大、過分重視成功和缺乏真正的人格中樞 (personal center) 引起。還有很多資料顯示，錯誤的態度不只跟身體疾病有關。近幾十年來，蒙納科 (C. von Monakow)、李文斯頓 (R. B. Livingston) 和福斯特 (Heinz von Foerster) 等神經學家都主張，人類神經系統內建「生物性」良知，它是團結、合作、追求真理和自由等規範之所本。這想法是以演化論的理論考量為基礎。一直試圖證明，這些主要的人類規範是充分實現人類潛能的條件，而許多純主觀的欲望在客觀上是有害的。2
※ 本文為木馬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存在的藝術. pp.33-40，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