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派翠克．迪寧 (Patrick J. Deneen)
「自由」一詞的歷史源遠流長，但自由主義的系譜卻短淺得多，可以說只有數百年的歷史。它的起點是重新定義自由的本質，把自由變成了幾乎和原始含義相反的東西。在古典學說和基督教脈絡中，自由是一種自治 (self-governance) 狀態，可能是個人對自己的治理，也可能是政治共同體的治理。實現自治有一定的門檻，需要習於在各方面實踐美德，特別是控制和約束內心卑鄙頑固的欲望；換句話說，實現自由需要限制個人的選擇。儘管法律也有其意義，但實踐這種限制不能只依靠正式的法律，而是要仰賴各種約定成俗的社會規範。這也是為什麼，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認為習俗是法律的一種形式，而且往往比形式化的法律更優越，因為它還代表了長期、持續的共識。
龐大的政府架構和全球化經濟，都是以個人解放的名義建立的；但兩者結合在一起，個體反而會落得無處施力，被以自由之名而建立的結構所淹沒。當前各自由民主國家的選舉中那些不滿情緒，既是針對碩大無朋的經濟力，也是針對疏離且無從參與的政府架構。當代自由主義者譴責這種「民粹」反應，但這些反應要對抗的，是一般人無法參與治理的經濟和政治；「民粹」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努力，目的是重新掌控日益行政國家化的政府，以及與國民脫節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往往不假思索地痛斥民粹主義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而它確實容易被妖言惑眾的煽動家綁架，還有各種顯而易見的毛病，但它也代表著人民想要重新馴服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和全球化的市場。這些嘗試所煥發的民主衝勁讓許多自由主義者感到擔憂，因為這股衝勁是由人民所鼓動的。
我花了一整章的篇幅來討論自由主義如何收服民主政治的能量。自由主義一手提出「社會契約」的概念，在理論上利用民主建立正當性，一手又百般限制真正的民主實踐；它往往看起來要設法建立民主的形式，實際上大部分的作為都是在阻礙真正的民主參與和治理。然而在該章節我沒有強調的是，民主能量一旦這樣積聚起來，很有可能會醞釀成強烈的反彈。因此，自由主義的捍衛者決定先發制人，為這種現象取了一個貶稱：「民粹主義」，目的是將這種選舉中的能量釋放，和合法的「民主」能量區別開來。在他們的用法中，政治「民主」與否，是取決於政策和政治家是否符合自由主義的承諾，而不是這些人和政策能不能獲得民主政體中多數人的支持。因此，每當民粹主義在選舉中獲勝，就會有人出來譴責這是反民主的。這代表自由主義只是在努力維持自己的民主表象，就算有證據指出民主制度已經不再支持它也無妨。
事實上，民主終究無法在自由主義政體中發揮作用。實踐民主需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特別是需要一個享有共同生活方式與習俗的緊密共同體，而不是一群只會進投票站蓋章，彼此缺乏聯繫的個體，但前者正是自由主義極力想要瓦解的。政治學家彼得．梅爾 (Peter Mair) 在他死後才出版的著作《統治虛無》(Ruling the Void) 中描述了這些民主的先決條件：
（相對）緊密的政治共同體需要以緊密的社會共同體為基礎。在緊密的社會共同體中，會有大量的公民共同經歷職場、勞動和生活條件、宗教習俗等各種重要的社會經驗。這些社會共同體中也會有活躍的工會、教堂、社交俱樂部等社會機構，除了提供各種社會功能，也有鞏固整個社會的作用。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民主是最講究公民美德 (civic virtue) 的政體。培養美德需要有大量的養成和支持機構，但這些機構和其教養，恰好又是自由主義高舉個人自由的名義，想方設法掏空和消滅的對象。這點也相當諷刺，因為自由主義宣稱其正當性是以民主社會的同意為基礎，但它最後卻掏空了民主運作的地基。
如今的自由主義者分成兩派：一派主張民主必須肯定自由主義的承諾才有正當性，另一派甚至願意將民主從自由主義的必要特徵之中捨去，且後者的數量還日益增加。好比《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書的作者傑森．布倫南 (Jason Brennan) 就明目張膽地呼籲要盡可能減少有效的民主參與，也就是要我們考慮限制選舉權；他認為不管靠民主建立正當性有多少顯而易見的好處，都比不上違背自由主義的民主決策所造成的破壞。目前，像這樣公然反對民主的聲音仍然很小眾，但其他自由主義者的作為也在把社會推往同樣的方向；他們極度推崇法院、行政部門和國家機器，把這些機構當成宏偉的堡壘，認為它們可以阻擋民主的能量，不讓自由主義對社會和經濟的承諾遭到破壞。
那些為數雖少卻持續增加的反民主倡議，實際上只是在肯定自由主義長期以來的方針和制度。好幾十年以來，自由民主國家的菁英統治一直備受關注，而其中洞見最深的，莫過於詹姆斯．伯納姆 (James Burnham) 在一九四一年的發表研究《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喬治．歐威爾在寫《一九八四》時便受了本研究不少影響。伯納姆將這場革命描寫成馬克思主義願景的另類實現：有產階級（貴族）正被新的階級所取代，這個新階級認為未來的權力並非寓於靜態財產，而在於對思想與生產過程的操控。
新的「管理菁英」會在表面上維持伯納姆所謂的「議會控制」(parliamentary control)，但權力則會集中到公共和半公共的機構與官僚組織手中。這群新菁英統治的是一個由國家管理的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中，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財富流動必然都要依靠這些機構，管理階層也會因此變得更富裕。如今，民眾高聲反對華盛頓的腐敗，譴責特區周圍那些全美國最富有的州郡；而企業徒留「美國創立」之名，實際上都完全沒有為國奉獻的精神，在在顯示著一場對抗伯納姆口中「管理菁英」的革命，正在美國的社會基層展開。所謂的民粹主義革命，其實應該稱作為全球反管理革命 (global antimanagerial revolution)。
本書第三章的標題叫做「自由主義是一種反文化」，我在這章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幾個關鍵特徵：渴望征服自然、欠缺時間感和厭惡土地連結。而在這三點之下，我們還可以看見更根本的第四點：自由主義痛恨界線。
自由主義哲學和政治有一個核心特徵，就是認為幾乎所有邊界都沒有道理，而這點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宗旨。不只是國界這樣的政治邊界，而是一切既有的差異、分別、界線和區隔都沒有道理，一切的邊界都是對個人選擇自由不講理的限制。他們質問每一條「邊界」的道理何在，而能夠承受住這些質疑的邊界確實不多；即使是有道理的邊界，只要會限制個體的自由選擇，最後的結果也是一樣。無論這些邊界和界線是因為地理、歷史還是自然而存在，從自由主義的邏輯看來，都必須逐一抹除才行。
如同托克維爾所言，自由民主體制往往輕蔑「形式」。所謂形式，指的是一件事物具有獨特的形狀和內容，能夠將內部和外部區隔開來（謝天謝地，我喝水的杯子有一個能將水與鍵盤區隔開來的形式）。而自由主義哲學是普世的，理論上它可以不分時代、不分地域地適用於所有人。雖然這個思想的興起，是為了證明一個國家的政治目標有正當性，也就是《獨立宣言》中說的：「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但其根本邏輯卻終將讓人懷疑國界，認為那是在不公正地限制自由主義統治天下。起初，自由主義只是想建立一個符合其哲學、制度、實踐和信仰的國度；但是當這個目標一實現，它就會對每個擁有邊界的國家投以懷疑的目光，就連它當初建立的國家也不例外。
在美國，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進步自由主義，核心任務都是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度，特別是把政治參與從具體的地方，轉移到抽象的國家上。而現在所謂「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主要的區別之一就是自由主義能不能，以及該不該將統治的範圍跨出國家，前往全世界。這兩派都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只不過對於怎麼傳揚這種普世價值有所分歧。主流保守派試圖依靠國家來傳揚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而他們最主要的取徑是全球化的經濟政策和積極介入他國，甚至走向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進步派則認為民族國家終究必定被全球治理取代，這種思想最佳的代表就是歐洲聯盟。兩派分別代表自由主義的兩個面向，而兩者都失敗了。
按照自由主義的邏輯，要靠政治和經濟全球化消除的不僅是我們一般認知中的邊界，自然界中存在的「邊界」也必須消除。現在的政治如此重視身分議題，特別是重視由性革命 (sexual revolution) 所掀起的議題，同樣是因為自由主義對「形式」的痛恨。「人類」的形式中，首先要消除的就是性別差異，隨著國家對避孕、墮胎和人工受精和代理孕母等計畫的資助日益增加，這個目標也逐漸實現。最致力於環保和保育，贊同用科技操縱自然的人，往往也最熱中於用化學和科技手段抹消男女之間存在自然差異的每個證據。
而目前，這個邏輯又找到了兩個新使命，一個是推廣用醫學手段調整性別，好讓身體符合一個人對自己身分的感覺；另一個則是發展「租借」子宮或直接購買孩子的新市場。但自由主義這麼積極反對人類與生俱來的「形式」、努力瓦解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界線，實現的一大成果卻是將全球的婦女和兒童商品化，進一步賦予有權有勢的人更多自由；但這些人之所以得到更多自由，其實是因為那些無權無勢的人「自由選擇」接受新發明的束縛。而隨著不生育的人愈來愈多，無權無勢者的怨恨持續增長，這個計畫也注定會失敗。然而我們也可以想見，這樣執迷不悔的結果，必然會讓政治失去安定。
※ 本文為八旗文化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 pp.27-32，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調整段落編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