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馬庫色
當社會的富裕日益仰賴不間斷的生產力，以及消費垃圾、小玩意兒、計劃中的淘汰品，還有破壞手段的消耗，個體必須不只是用傳統的方式適應這些要求。即使在最糟糕的狀態下，「經濟鞭策」也似乎不再能在今日過時的社會組織中保證生存掙扎的持續性。法律與愛國主義也似乎無法保證大眾積極支持這種危險的、日漸擴張的系統。對本能需求的科學化管理，早就成為一種生產的重要因素，這是因為被購買及被利用的商品已被納入原欲 (Iibido) 的對象。國家所需打擊和憎恨的敵人，被扭曲和擴大到已足以在無意識深層激發並滿足攻擊性的程度。大量的民主提供政治化的工具，用來運作這種現實原則的內攝 (introjection)；它不只允許人類（在一定程度上）選擇自己的領導者，以及（一定程度上）參與支配他們的政府事務——它同時允許領導者隱身於其控制的生產性和破壞性機制的科技面紗背後，且這種機制掩蓋了它帶給合作者那些好處和舒適時所付出的人（和物）的代價。自由的人們有效地被操縱和組織；無知、性無能、內攝的他律，是他們自由的代價。
討論自由之人的解放並沒有意義——而且如果我們不屬於那些受壓迫的少數人，我們就是自由的。當男男女女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性解放時，談論額外壓抑 (surplus repression) 也是沒有意義的。但真相是，這種自由和滿足，將地球變成了地獄。這些地獄集中在許多遙遠的地方：越南、剛果、南非，以及在富裕社會的隔離區中，如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和哈林區。這些地獄之地代表了整體問題，把它們看作是成長中的社會裡貧窮與苦難的一小部分，而且能逐漸地、無災無難地減少這些區域，這麼看似乎簡單又明智，這種解釋甚至是實際的和正確的。但問題是，減少這些區域的代價是什麼？代價並非是錢財，而是生命和人們的自由。
我在使用這個詞——自由 (freedom) ——的時候是很猶豫的，因為一些有違人性的罪惡正是以自由之名犯下的。這種情況不是歷史上的新鮮事，貧窮和剝削是經濟自由的產物；一而再、再而三地，人民被他們的君主和領導人解放了，但他們的新解放結果卻變成服從，而且不是服從於法律的作用，而是服從於他人的法律作用。一開始是以強制力去執行的，但很快就變成「自願被奴役」，配合生產出一種奴役逐漸有報償、逐漸令人接受的社會。生產力則更大、更好了，並且更清晰且明顯地，關閉了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遠離了農奴和主僕、遠離了壓抑的生產性。
今日，這種自由和服從的結合變得更「自然」了，而且成為進步的媒介。繁榮越來越成為自動化生產的前提和副產品，這種自動化生產一直在外部與內部空間中尋找消費和破壞的新出路，同時被限制向災難之地「投入滿溢的過剩品」——無論國內或國外。人類作為抵抗這種自由和攻擊的自由形象瓦解了：它成為顛覆這種進步的計劃，對本能追求自由和寧靜需求的解放，對非社會的自主愛欲的解放，預設了從壓抑性的富裕中解放：一種進步方向的逆轉。
我在《愛欲與文明》提到過，並在我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中有更完整發展的一個論點，就是人類唯有透過達成一種新的起點，才能避免通過福利去獲得福利的國家命運。這種起點可以讓他們重新建構新的機制，不用抱持「內在心理的禁慾主義」，這種心理是統治和剝削的基礎。這種人類的形象是對尼采的超人 (supermen) 的斷然否定：超人有足夠的智力和健康，不崇尚任何英雄和英雄式的品格；他不會衝動地讓自己活得危險；不會衝動地面對挑戰；他具有善心能讓生活以自在為目的，生活在愉悅之中而毫無懼怕。「多形態的性慾」 (Polymorphous sexuality) 是我用來指稱進步新方向的詞彙，這將完全取決於受壓抑或阻礙的器官 (organic) 之生物需求是否有機會重新活絡起來，也就是讓人類身體作為快樂的工具而不是勞動的工具。老派的作法是發展時下流行的需求和機能，這似乎也不適合了；產生新的、不同性質的需求和機能，似乎才是解放的內容和先決條件。
這種新的現實原則的概念，是來自於某種假設：在我們這個時代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物質（科技）發展的前提條件如果不是確立，就是可被確立的、不證自明的。將科技能力轉移到現實當中，意味著一種革命，但這種民主內攝的範圍和效用已經壓制了歷史主體，也壓制了革命人士，即自由的人類並不需要解放，而被壓抑者並沒有強大到足以解放他們自己。這些條件重新定義了烏托邦的概念：在所有歷史的可能性中，解放是最實際且最具體的，同時也是最合理和最有效地壓抑著的——也即，是最抽象和最遙遠的可能性。沒有任何哲學，也沒有任何理論能撤銷將領導者民主內攝進他們的主體中這件事。在略微富裕的社會裡，當生產力達到某種層次，在這個層次中，群眾參與了其中的好處，且這種層次中的反抗也被有效且民主地「遏止」了，那麼領導者和奴隸之間的衝突也同時有效地被遏止了，或者可以說，這種衝突改變其社會地位。
而在落後國家中，對抗難以容忍的殖民主義傳統及其延續即新殖民主義，衝突才會存在並爆發。馬克思（Marxian）明確地說過，只有那些不受資本主義保障的人，才可能將資本主義改變成自由的社會，也就是，他們的生存本身就是對資本家財產的否定，因此才能成為解放的歷史人士。馬克思的思想遍布世界，每次都全然地恢復其有效性。當剝削的社會變成全球性力量的程度、當新獨立的國家成為他們利益的戰場，叛亂的「外在」力量就不再是外在的了，它成為了制度內部的敵人。這並不會讓這些叛亂者成為人道的傳訊者，他們本身（像馬克思無產階級那樣）並不是自由的代表。在這裡同樣可以運用馬克思另一個概念：國際無產階級從外部獲得思想盔甲，因為思想的光芒會觸擊「單純的無邪大眾」。關於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宏大理想，對這種統一的弱點沒有看清楚。然而，落後國家的反叛已在先進國家中獲得響應，那就是年輕人抵抗富裕社會的壓抑和海外戰爭。
一方面是抵抗虛假父親、虛假老師和虛假英雄，一方面是世上悲慘的人們團結起來，這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某種「有機的」連結呢？那似乎近似於一種本能的團結，在國家中反抗國家似乎大部分是衝動層面的，其目標很難被確立，它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反噬、是生理和心理衛生狀況的反叛、身體與機器相抵抗——並非是抵抗讓生活更方便、更和平的那種機器，也不是那種用來防衛自然冷酷性的機器，而是抵抗那些取代這些機器的體制：政治的機器、財團法人的機器、文化和教育的機器，它是祝福和詛咒焊接成一個合理的整體，這個整體後來變得太過巨大，它的凝聚力太過強大，它的功能太過有效——那些否定的力量是否仍集中在未被征服的、原始的固有元素部分？身體抵抗著這種機器，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在抵抗，拿著最原始的工具，對抗有史以來最野蠻和破壞性的機器，並持續審查著——難道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是一場游擊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