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A.D. ）
猶太裔德國人。他曾在柏林參與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組成的團體「博士俱樂部」，一八四二年成為左派刊物《萊茵河時報》的主編，發表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看法，不久就被查禁，後來更因參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而開始流亡生活。著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重要作品，他的無產階級思想，使他成為近代共產主義的精神領袖。
馬克思年輕時認為自己是個天生的詩人，他也確實寫過一些詩作，從詩作的名稱看來可謂富於幻想，如：《仙女之歌》、《精靈之歌》、《女妖之歌》、《命運的悲劇》等。這些詩句的背景得自神話故事的啟發，反映了年輕人嚮往某種理想的心境。
也有一些詩句頗為悲觀，如「世人哀泣著自己的輓歌，我們是冷酷上帝的猴子」。馬克思是猶太人，但他的父親改信基督新教，他也於六歲時受洗成為基督徒。高中畢業時他寫的論文是《信徒與基督的結合》。上了大學之後，他從法律系轉到哲學系，並且成為無神論者。然後，他二十三歲就由耶拿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而他竟然不曾待過這所大學。
他參加博士俱樂部，人們稱他為「一座思想的倉庫」，不斷提出各種創新的想法。譬如，他認為：人應該享有真正的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做個詩人、獵人、漁夫、律師等。但是誰能想像這種自由所需要的社會是何種情況？
社會需要改造。他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於三十歲（一八四八年）撰寫《共產黨宣言》，並且組成了共產黨。這件事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直至今日。
認真的哲學家必須思考有關人性的問題。馬克思說：「人性是人自己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之中製造出來的。」人有自我意識，當他發現世界與他對立時，就著手改造世界，進行某種生產活動，使世界成為適合人住的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塑造了自己的人性。
人在進行創造性或生產性的勞動時，就是在自我實現，因而也應該是自由而快樂的。但是馬克思當時所看到的社會現狀卻完全不是如此。原因是：早期工業社會中，大多數工人的勞動都出現了「異化」現象，就是他們辛苦工作的產品受到老闆過度剝削，只得到微薄工資，過著窮困的無產階級生活。這個問題在今天是否解決了呢？無產階級的理想在世間有無實現的可能呢？或者，馬克思的想法將永遠作為人類的某種嚮往而不必奢望它的落實？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A.D. )
生於法屬北非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城，因生活困苦而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阿爾及爾大學研讀哲學，畢業後擔任記者，在二次大戰期間參加了地下抗德運動，和沙特一起主編抗德報紙《戰鬥報》。以代表作《異鄉人》、《鼠疫》、《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等書聞名，並於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對荒謬的剖析十分深入，充分反映現代人的存在感受。
卡繆生於法屬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一歲時，父親因參加一次大戰而陣亡。他生活貧困但勤學不輟。念大學時就組織劇團，撰寫散文與小說，畢業後擔任記者。二十八歲發表《異鄉人》，一舉成名。沙特首先撰文推薦，說：「這是一本描寫荒謬的經典之作。」
卡繆對荒謬的剖析十分深入，充分反映了現代人的存在感受。首先，他以荒謬為思考的出發點。人莫名其妙地生於世又死於世，這是怎麼回事？他記得尼采說過「上帝死了，我們自由了」，但是他的看法是：「上帝死了，我們的責任更重了。」
其次，對生命的熱愛離不開對生命的絕望。人在面對「死亡、世界、他人、自我」時，常覺難以溝通而滋生荒謬之感。不過，卡繆肯定：人一旦發現了荒謬，就不免想寫一本幸福手冊。
由此可見，荒謬是起點而不是終點。卡繆在《誤會》一劇中，談到一個離家出走而奮鬥有成的兒子，總想帶給家人一些快樂，他說：「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從對待家人，推而至於全人類，都是我們關懷的對象。因此，稱卡繆為「荒謬大師」時，不可忽視這些積極的觀念。
卡繆寫過一本《薛西弗斯的神話》，描述薛西弗斯因為洩漏天神的祕密而受到懲罰，要負責把一塊巨石推上山。但是，巨石是圓的，山坡是斜的，所以巨石一推到山頂就立即滾下山腳，於是薛西弗斯的苦刑永無終止之日。
卡繆借此反映現代人的無奈與無望處境，的確入木三分。這本書在結尾時說：「對薛西弗斯而言，沒有主宰的宇宙既不貧瘠也不徒勞。石頭的每一粒原子，夜色瀰漫的山丘的每一片礦岩，本身就形成一個世界。向山頂奮鬥的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我們應該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
面對如此荒謬的命運，卡繆推出三個結論：一、我的反抗：肯定荒謬，無異於表示反抗現狀；人們應該團結以對抗共同的命運，他說：「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二、我的自由：既然荒謬，我就沒有顧忌，可以全力創造幸福，甚至以生活的量取代生命的質。三、我的熱情：我可以放手尋求人類大愛。他說：「一個沒有愛的世界，就是一個死了的世界。」
他對未來抱著希望：「在這些黑暗的盡頭，必有一線光明出現……在廢墟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準備迎接虛無主義彼岸的新生。」
伊比鳩魯（Epicurus，341-270B.C. ）
希臘哲學接近尾聲時，出現一派稱為享樂主義的學者。此派創始人是伊比鳩魯。
既然倡言「享樂」，難免受人批判。人們傳說他為了飲食之樂，每天必須嘔吐好幾次；他還縱情聲色，與藝妓往來頻繁。他被人們說得一無是處，甚至罵他是「放蕩者」、「豬玀」等。
事實並非如此。伊比鳩魯的學生讚揚他的節制，說他最多偶爾喝一杯酒，平時喝水就滿足了，窮困時只吃豆子維生。一個學生說：「當我們比較伊比鳩魯與其他人的生活時，甚至可以稱他那種溫和自足的生活為一種神話。」
他對家人與朋友十分照顧，對奴隸也平等看待，允許他們參與哲學討論。他還在遺囑中宣布讓奴隸獲得自由。他說自己從十四歲就開始對哲學感到興趣，並且終身保持這種熱忱，他在訣別書中提到：「為了再次慶祝我那值得讚揚的有生之年，並為它畫下休止符，我寫下這些話語給你們。排尿的困難與痢疾帶來不可名狀的痛苦，儘管如此，當我回憶我們的哲學對話時，心靈的愉悅讓我可以忍受這些痛苦。」他把花園與房舍留贈弟子，讓他們在那兒繼續講學討論。他的學派又稱為「花園學派」。
哲學是生活的實踐，「如果哲學家的話語無法平息激情，無法把激情逐出心靈，那麼這些話語便是空洞的。」只有心靈歸於平靜和諧，才是真正的享樂。
他說：「我們必須讓自己從交易買賣與政治活動的牢籠中解放出來。」因此，要避開公共生活，回歸私人生活。學派的座右銘是「隱居」，但並非與世隔絕，而是以「友誼」取代忙碌的社交生活。「獲得友誼的能力，是促使智慧邁向幸福的所有方式中，最重要的一項。」「友誼環繞著世界起舞，並向我們宣示：我們應該甦醒去面對幸福。」
號稱享樂主義，所強調的卻是「知足常樂」。他說：「誰不知足，誰就不會幸福，即使他是世界的主宰也不例外。」這句話讓人想起老子所說的「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哲學家立場不同，但是談到人生問題，所得的結論卻往往相似，總是要人以理性的態度收斂自省，而不可陷入情欲的困境中。享樂主義的真諦即在於此。
伊比鳩魯認為，一般人很容易陷於三種恐懼之中。一是宇宙是否充滿危險？二是神明是否宰制人類？三是死亡是否結束人生？
關於宇宙，伊比鳩魯接受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宇宙萬物都是原子的機械式活動，原子不能來自虛無，也不會化為虛無。變化只是原子的分裂與重組，既然如此，人在宇宙中一點也不危險，又何必害怕？
然後，死亡又是怎麼回事？人死之時，靈魂離開身體，知覺隨之消失。他說：「我們不必害怕死亡，因為如果我們存在，死亡就不存在；如果死亡存在，我們就不存在。」他又說：「知道死亡是一種虛無，使我們短暫的生命變得非常可貴。」能夠破除上述三種恐懼，人生應該比較快樂。這種享樂主義是需要智慧的。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0). 西方（廢）哲學套書. 《雖然人生有點煩，就靠哲學翻轉它》. pp.135-138、pp.197-200 ，《雖然人生有點廢，就靠哲學翻轉它》.pp.113-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