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狂舞派3》在2020年尾於台灣率先上映，2021年2月也終於在香港放映了。2012年的《狂舞派》有一句重要的話："So 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為了跳舞，你能堅持到什麼時候？）1這句話後來演變成 "So 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X ？"（為了 X ，你能堅持到什麼時候？）有人將「X 」換成「夢想」，有人把 "X" 說成「香港」，這句話充滿了純粹，注滿了「熱血」，正是《狂舞派》所表現的重要內容。
然而，到了《狂舞派3》2，故事的主題變成面對現實殘酷的種種無奈與反抗，狂舞的他們只能「狂不了」地繼續「舞」，有人說《狂舞派3》是直白地說出「香港夢的崩壞」。3究竟面對現實的種種限制，我們是否只能在無奈接受與低度反抗之間作出選擇呢？面對這個難題，古代中國的先賢各有不同的思考，墨子直白地指出「非命」，即是反對未來為預定，即使現實有種種的限制，人仍然要以「強力」創造一切。以下我們就試試討論墨家思想中的「非命」觀念。
《說文解字》：「命：使也，從口從令。」4「命」字的本義有「命令」的意思，後引伸為天命、命定等意義。「命」的「天命」意思有兩點要義，其一，「命令」的發出者或是「人格神」的「天」；其二，由人所肯定的「義」轉而配合「天」。「命」的「命定」意思亦有兩點要義，其一，「命定」的「定」或是注定不變改的「預定」；其二，具有條件約束的「限定」。從歷史的演進中，「命」的意思由「天命」義逐漸轉向於「命定」義。
勞思光先生說：「『命』觀念在古代中國思想中，有兩種意義：一指出令，一指限定。前者可稱為『命令義』，後者可稱為『命定義』。⋯⋯『命』觀念之演變，乃由『命令義』轉為『命定義』。⋯⋯以『命』指『命定』之環境或條件之觀念，有一頗可注意之處，即由此一新起之意義，『命』遂可與『人格天』觀念分開，而只指『客觀限定』，更進一步，所謂『命』，即只是一客觀限定，則對價值問題而言，自應有中立性。」5
「命」作為「命定」，既有「預定」亦有「限定」的意思。所謂「預定」可理解為世上所有事情都有它出現的原因，早已被注定，不能被改變，此即「決定論」（Determinism）；6所謂「限定」可理解為世上所有事情總有它出現的原因，具有不為人力所可改變或不明原因的種種限制，或稱作「命運」，這即「宿命論」或「命運論」（Fatalism）。7
《墨子》中有〈非命〉上中下三篇，所反對的「命」即是具有「預定」意思的「決定論」，卻並不反對具有「限定」意思的「命運論」。墨子在〈非命上〉引述所需要論辯的對象（「執有命者」）之論調，即「命」所定的富、貧、眾、寡、治、亂、壽、夭等，即使具有強大力量仍然無法改變，正是「決定論」的思想論調。
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力）雖強勁，何益哉？（《非命上》）
【 譯文：「執有命者」說：命裏富裕則富裕，命裏貧困則貧困，命裏人口眾多則人口眾多；命裏人口少則人口少，命裏治理得好則治理得好；命裏混亂則混亂；命裏長壽則長壽，命裏短命則短命，即使有很強的力氣，有什麼用呢？】
然而，既然「〔命〕（力）雖強勁」，墨子為甚麼還對「何益哉？」有所質疑呢？因為墨子認為「執有命者」是顛覆國家的生產力與和諧發展，「執有命者」既會說服領導層不思進取改變，更會阻礙人民認真工作，甚至鼓勵破壞國家的和諧與發展，即：既然敬重、祭祀、殘暴等都無法影響「命中注定」，依此，無論物質生產與人倫價值觀等都會受重大的影響，墨子遂認為要嚴加判別「執有命者」的言論。
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非命上》）8
【譯文：用這話對上游說王公大人，對下阻礙百姓的生產。主張「有命」的人是不仁義。所以對主張「有命」的人的話，不能不明加辨析。】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非命下》）
【 譯文：說人有命，說不必恭敬；說祭祀沒有好處，說兇暴沒有害處。】
墨子對「執有命者」的批評以他獨特的「三表法」進行，由「三表法」作為判別「執有命者」的言論是否合理。所謂「三表法」是指：一，「有本之者」即「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以上古聖賢的事跡作為準則；二，「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以百姓日常生活的經驗為判別；三，「有用之者。」即「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政策實踐的有利於百姓人民作衡量。粗略來講，墨子在《非命上》、《非命中》和《非命下》分別地使用「三表法」作出批評。
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非命上》）
【 譯文：為什麼不往上看看聖王的事跡呢？夏桀亂國，商湯接過國家並治理它；商紂亂國，周武王接過國家並治理它。社會沒有改變，人民沒有變化，桀紂時則天下混亂，湯武時則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說是「有命」嗎？】
從先代君王的事蹟來看，夏桀、商紂的亂國由商湯、周武王等承接而治平，時勢民情沒有根本的改變。又先代君主頒發來的書藉（即憲法）明顯地並沒有記載禍福的不可抗逆，善惡的無可損益。如此，「執有命者」提出「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根本沒有歷史上先賢君王的證明。
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非命中》）
【 譯文：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沒有，是根據眾人所見所聞的實情。有聽過，有見過，才叫「有」，沒聽過，沒見過，就叫「沒有」。然而為什麼不試著用百姓的實際來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來，有曾見過命的形象，聽過命的聲音的人嗎？沒有的。】
從百姓日常的耳目所見來說，民間百姓並未有真的發現「命之物」或「命之聲」，則「執有命者」提出的言論在民間的傳統上也並未有足夠的證明，歷史上的民間也不證實「有命」的「決定論」思想。當然，「命中注定」屬於抽象的觀念，用「耳目之情」作考察似乎未能理解具體事物與抽象觀念的區分。然而，所謂「以眾人耳目之情」可理解為生活常識的理解，則墨子在「有原之本」所訴諸的是常識的經驗論證。由此，墨子實提出「執有命者」的想法根本沒有百姓在日常生活上的證明。
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織績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非命下》）
【譯文：現在的王公大人若確信「有命」並實踐，則必懶於聽獄治政，卿大夫必懶於治理官府，農夫必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必懶於紡紗、績麻、織布。王公大人懶於聽獄治國，卿大夫懶於治理官府，則我認為天下一定會混亂，農夫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懶於紡紗、績麻、織布，則我認為天下衣食財物，一定會不足。如果這樣來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從；對下以此來養育百姓，百姓沒有得到利益，必定要離開不能被使用。】
墨子透過「三表法」的衡定，透過三個時空（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可能經驗論證「執有命者」的想法並不成立，從而提出「非命」的想法，即否定主張早已被注定，不能被改變的「決定論」。然而，從現代的方法學來看，「三表法」作為論辯的方法是樸素而原始的，尤其是「有原之者」僅從百姓的生活經驗作判別，甚至可以說是「粗淺而外在」。9
不過，墨子使用「三表法」並不必然地作為認識論的作用，反而可能是訴諸於經歷的宗教信念維護。從墨子使用「三表法」的目的及範疇來看，訂立「三表法」具有正反兩面的目的，正面地說即是「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非命下》），為論辯設下恰當的準則，即「三表法」的可能經驗考察；反面地講即是「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非命下》），為論辯設定準則需要具有普遍性、恆常性的意義，即「三表法」的「本」、「原」、「用」等能夠貫通於過去、現在與將來，又兼顧及先君、鬼神及百姓的可能性考察。
依此，墨子使用「三表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論辯過程中的「寓破於立」；雖然墨子在「十論」10中普遍地使用到「三表法」，但提出「三表法」的完整論述是在《非命》三篇，而開宗明義地以「三表法」作出論辯的議題則是「鬼神存有」、「命之有無」。依此，墨子使用「三表法」作為論辯「執有命者」的言論，實具有宗教的向度，而這宗教向度即指向「天志」。11
蔡仁厚先生說：「墨子的意思，認為王公大人，下至農人婦女，若能不信命而各守本職以『強力從事』，就可以利天下。而利天下又本是『天意』的要求，所以『非命』亦是本於天意。⋯⋯ 人能非命，便等於順天之意，為天之所欲。」12
稍有翻閱《墨子》的都可能會留意到，《墨子》內既有〈非命〉篇亦有〈天志〉篇，好像一方面相信神明的存在與主宰，另一方面卻有反抗神明與主宰的傾向，有著理論上的衝突。簡單來說，墨子所反對的是「決定論」，所贊同的是具有外在的、公正的力量來為人世間判罪對錯是非。以下嘗試分作兩點討論：
如果「非命」是指反對一切注定而倡議進行「強力從事」的話，則「天志」就是指出順從「強力從事」所具有的效果。墨子在《法儀》即提出相關的說法：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 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
【 譯文：現在大的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國，都沒有法則，這並不如工匠們能明辨事理。⋯⋯ 效法不仁，自然是不可以。所以父母、師長和國君三者，都不可以作為治理國家的法則。⋯⋯ 最好是以天為法則。天的運行廣大無私，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它的光耀永遠不衰，所以聖王以它為法則。既然以天為法則，行動作事就必須依天而行。⋯⋯ 天肯定希望人相愛相利，而不希望人相互厭惡和殘害。】
墨子提出「治天下」或「治國」都需要有「法所度」，即法律或法規的觀念。墨子進一步更考察法律或法規的觀念的依據，指出以普遍性、公正性及恆久性來衡量，則父母、學者師長及國君等都不能作為依據。由此，墨子提出「莫若法天」。「莫若法天」的「法」並非「效法」而是「法則」，即以「天」作為衡量法律或法規的準則，則行為作事皆以「天」的特性而行，墨子直接指明：「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兼相愛，交相利」正是「天志」的特性，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行事為人的取向，再由「天志」的呈現為依據。
從「莫若法天」以「天志」為法律或法規來看，「天志」就像是外在的宗教權威，墨子就像是鼓吹宗教信仰一樣。不過，墨子說的「天志」具有宗教意味卻並非提倡宗教信仰，反而是接近以「意向聯繫」 (intentional linkage) 的「宗教感」，即植根於人類情感領域的意識狀態。13「宗教感」的「意向聯繫」不必然指向具體的「人格神」或宗教組織，而是視乎與個人心目中所意向或設想的「宗教對象」所發生的關係。墨子提出的「天志」即類近此觀念，墨子說：
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 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天志上》）
【譯文：上天愛好義而憎惡不義。如此，率領天下的百姓，用以去做合乎義的事，這就是我們在做上天所愛好的事了。⋯⋯ 怎麼知道上天喜愛義而憎惡不義呢？回答說：天下之事，有義的就生存，無義的就死亡；有義的就富有，無義的就貧窮；有義的就治理，無義的就混亂。】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天志中》）
【譯文：所謂義，就是善政。怎知道義就是善政呢？回答說：天下有義則治理，無義則混亂，所以知道義就是善政。】
墨子論「天志」以「義」為要，當我從事「天志」所喜歡的「義」行為，「天志」就會相應地給予我所喜歡得到的長遠的「利」。由此可見，「天志」與人的關係並非皈依的信仰，反而是歸屬於「義」的關係，可以說是比較單純的交互關係，亦因為這種關係，即使墨家思想強調原始宗教的人格神信仰或思想，又有一種鉅子的組織，卻並沒有發展出一種宗教的教派信仰，更沒有一般宗教常見的罪惡感、無力感及神秘體驗等來作為「皈依」的動機。反而，由於墨家思想的強調「義」的重要性，更引發後世所具有的俠義精神，所謂「行俠仗義」或「替天行道」正正在於本於「義」是「天」的重要特性而所做的行為。由此，墨子論「天志」更接近於「冥冥中自有主宰」或「舉頭三尺有神明」的宗教意識。
《狂舞派3》在影片結束前有一個開放式的完結畫面，保守而封建的勢力對那些嘗試反抗的「舞者」進行驅趕、肅清時，鏡頭畫面是一個不停地搖搖晃晃卻仍未被推倒的舞台背面。沒有人知道那個舞台有沒有被推倒，只知道片尾時各個舞者在不同的地方跳着不同的舞，過着不同的生活。如果 2012 年的《狂舞派》提出「為了 X ，你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代表着為理想的熱血，《狂舞派3》面對現實的殘酷或制度的崩潰，舞者們的強力反抗好像早已注定會失敗，那個舞台似乎終會塌下來。然而，扺抗不必都注定鍛羽而歸，也不必只有一個方式或一個結局。借墨子的「非命」來說，「執有命者」以為所有事情都早已注定而不能改變，墨子透過「三表法」以經驗見證「執有命者」的荒謬，主張「強力從事」，以「冥冥中自有主宰」的信仰，冀盼總可能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正如我們的今天，置身於疫情嚴峻與世界劇變的日子，時代像是給了我們重大的考驗，在低氣壓的時間，唯有憑着信念，舞者或我們都可能有不一樣的方式繼續狂舞，面對看似「預定」的形勢，還是需要加點力氣支持，我們都「加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