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單單將對於「觀念」的理解套用到 'idea' 上無法理解 'idea'。不僅如此，事實上中文許多的語詞都無法正確的掌握到外國哲學經典中的重要概念，使得在進行學術討論時仍有許多重要概念不得不使用原文來討論。
這個困境使得在中文的學術圈中，用中文來討論哲學依然是十分遙遠，更遑論用中文建立嚴謹而清晰的哲學傳統。1也因此如果要能夠將外國的概念、思想完整的引進中文界，為中文使用者所及，經典翻譯往往是其中最為基礎且首要的工作。唯有將哲學經典翻譯成中文，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是如何在這個經典中被使用的，且用中文將其思想架構完整地把握，這才有可能完成初步的用中文讀懂哲學經典。2
本文將透過社會理論家韋伯的中文主要譯者──張旺山教授──的經典譯註經驗談，來探討經典翻譯如何讓我們能夠用母語談哲學。
為了要使哲學經典可以健全地為中文所掌握，張旺山教授認為翻譯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忠實於原文」。翻譯雖然會依據其目的，而使得其翻譯出來的中文有所不同，例如當翻譯詩詞時，有時就必須為了韻律而對於字詞語意有所取捨。但翻譯哲學經典時，忠實於原文的翻譯卻是最重要的。唯有足夠嚴謹的翻譯才能將經典中的思想正確的用中文翻譯出來。
由於經典中概念思想彼此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嚴謹的體系，如果為了方便而恣意的使用中文翻譯，有時不僅無法正確地將經典中的概念翻譯出來，甚至會使得讀者對於該重要概念有錯誤的理解。如果要能真正地將外國的思想為中文使用者所及，那麼翻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忠實地將這些經典的思想用中文翻譯出來。而為了能夠忠實於原文的翻譯，張旺山教授認為翻譯必須首先讀懂原文，然後讓譯文忠實於原文。
首先關於如何讀懂原文，譯者要讀懂原文並不僅是對於原文字面意義上的知道，而是還要知道原文中使用的語言之思想架構，這在哲學經典中更是如此。哲學經典中使用的語詞背後都有其重要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更是鑲嵌在作者的整個思想架構中，例如韋伯的 Ideal Type （理想典型）是為了使社會科學能夠有客觀性的研究方法而鑲嵌於他的方法論架構中的，因此並不具任何應然或目的等價值判斷的意義。
因此譯者要能忠實於原文來翻譯，首先就必須清楚地掌握原文的思想架構，了解在經典中各個概念是如何彼此相關聯：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對立還是互補，以及這些概念如何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架構，甚至是由於作者思想轉變而導致的同一個作者同一個概念卻在不同的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的情況。此外，原文有時並非都是為所有人寫的，很多時候都有其思想背景，有其批判、對話的對象，並且對於這些對象有所預設。
以韋伯為例，當韋伯在書中提到心理學時，讀者對於心理學這個學科在當時眾多學者所構成的心理學界的圖像以及其中的路線之爭有所了解時，才能對韋伯關於心理學部分的描述有所了解。對於此，譯者甚至不僅要瞭解原作者，還要了解他的思想背景、他所批判的對象、當時的學術界的網絡，只有做到這些，才能真正的了解原文於學術界網絡中的關係及位置，也才能真正的讀懂原文。
讀懂哲學原典已然十分艱辛，然而翻譯所要做的還並不僅止於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將上述這些譯者所讀懂的東西透過中文表達出來。原文的思想背景以及學術界網絡的部分或許還可以透過譯註來做補充，真正困難的部分卻是在於將概念精準的用中文翻譯出來。哲學著作通常是以一個核心概念向外發展，而哲學家透過概念的分析、批判、辯證，將這個概念依照相互關聯編織出一個思想體系。正由於哲學著作對每個細節都如此縝密嚴謹，要將每個思想體系裡面的概念個別翻譯同時保持系統完整，就變得更加困難。
為了忠於原文，譯者不僅必須要找到一個中文詞彙來掌握以眾多方式所使用卻維持一致的概念，更要找到一個足夠準確的中文能夠切中該概念的核心。例如張教授就提及在德語的 'Spiel' 一般雖然被翻作「遊戲」，但不僅是骰子遊戲可以用 Spiel ，奧林匹克的運動競賽也可以用 Spiel ，甚至就連力與力的交互作用也可以被稱作 Spiel 。要能夠達到準確翻譯，不僅需要讀懂並了解經典，更需要足夠了解中文，才能夠在中文中找到切合該概念的語詞。這並非一件簡單的事。哲學經典所主要使用的語言多為屈折語 (fusional language) ，其中同一個語詞經常有許多的型態變化，但這些複雜的意思在中文這種孤立語中卻無法以同一個語詞表達。例如在德文中的 'das Erleben' 、 'das Erlebnis' 、 'die Erlebung' 等，儘管在其中有著單複數、主被動、時態、甚至是詞性差別，但在中文中大概都只能被翻譯為「體驗」。
就算撇除文法結構的問題，中文本身也並非能夠全然順暢而無遺漏的捕捉外語辭意，中文本身亦有其使用的文化背景與脈絡。如何能避免強行的將中文的概念套在原文的字詞上，同時又能準確的翻譯就更是困難。張旺山教授就提及在韋伯的 Wissenschaft als Beruf 3一文中， 'Wissenschaft' 一詞就經常被翻譯為「學術」。然而，「學術」的翻譯並不正確，因為「學術」是中文的概念，是鑲嵌於中華文化的治理、學仕的文化脈絡中所使用的，而在韋伯的使用中並沒有這樣的脈絡。反之，他所提的 'Wissenschaft' 是以西方的知識傳統為背景的科學，在這個意義下 'Wissenschaft' 應翻譯為科學，而不是「學術」。
因此，只有當 'Wissenschaft' 不被以中文的「學術」所解釋，才能理解為什麼對韋伯來說，人可以將 'Wissenschaft' 當作一種終生志業，而 'Wissenschaft' 才能真正的作為「科學」被中文學者使用。如此一來，「科學」一翻譯讓讀者能夠看到 'Wissenschaft' 如何鑲嵌於韋伯的文章中，如何被使用在韋伯的思想架構中，而 'Wissenschaft' 才能作為「科學」而入籍中文。
然而，就算避免了過度的用中文的概念去解釋原文中的字詞，有時也會有無法翻譯的情況。舉例來說，同一個字詞或概念，在中文卻無法用同一個字詞將其含括，這時候可能部分的翻譯者會選擇用兩到三個不同的中文來翻譯。張旺山教授認為就算遇到這種情況，仍必須盡可能維持「相同語詞、相同概念的德文，用同一個中文來翻譯」。這一點是嚴謹的翻譯所必須堅持的原則，只有這樣嚴謹的翻譯，才能真正的將原文中的概念翻譯出來。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到，經典譯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哲學翻譯並非消極地傳遞原文意義，而是在中文內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由此擴充中文使用概念的能力。翻譯也許不是創作，因為翻譯被認為除了將原文的語言轉換成中文，並沒有做任何內容上的增加或改變，而這甚至使得經典翻譯不被視為具「學術性」的作品。然而經典翻譯不是恣意的對於經典做解釋甚至是強行加入譯者思想的「創作」，而是，在翻譯的過程中，藉由忠實於原文地翻譯，在譯文中重建本來中文無法掌握的概念體系，哲學翻譯在這個意義上肩負著不減於作者的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