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班雅明
然而，穩定的狀態大可不必是令人愉悅的。早在戰前，就已經出現了某些階層，對於他們來說，穩定的狀態就是穩定的貧困。相較於上升，衰落的穩定性並不比它差，衰落的神奇也並不亞於它。只有承認衰落是當前形勢的唯一道理 (ratio)，人才能擺脫面對日復一日的相同狀況而產生的令人倦怠的困惑，並轉向一種期待，從心理上準備好把衰落的景象看成是不折不扣的穩定，把拯救視作為接近於神奇和不可思議邊緣的非常之法。中歐的民眾群體就像是生活在一座被圍困的城市裡的居民，彈盡糧絕，按常理推測，等待援救也幾乎無望。到了必須最嚴正地考慮交城投降的地步了，甚至是無條件投降。
可是，中歐能感覺到卻看不見也聽不到的那股對峙力量卻毫無協商的動向。所以，人們只能從企盼最後猛攻的望眼欲穿中，把目光投向虛無 (nichts)，把虛無作為唯一還能蘊含拯救之道的非常之事，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種毫不抱怨的專注狀態可能真的會召喚奇跡，因為我們正與圍困我們的力量處在一種神祕的關聯下。相反，如果懷著事情不會再這樣繼續下去的期望，那麼終有一天會得到教訓：就個人與集體所蒙受的苦難而言，只有一條界線，一旦越過了它，事情就不會再繼續下去了。這條界線就是：毀滅。
一個奇怪的悖論：如今，人們在做事時只懷有狹隘的一己私心，卻在行為上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受群體本能的支配。比之過去，群體本能在今天已經變得錯亂不堪，與生命感覺相去甚遠。如果說動物具有某種不為人知的衝動，正如無數逸事所描述的那樣，能夠在迫近的危險尚未顯露凶相時就找到成功閃避的道路，那麼在這點上，這個人人只關心自己那一點微小利益的社會，有著動物的渾渾噩噩卻缺乏動物那隱隱約約的意識的社會，卻像盲目的群體一樣跌入每一個危險當中，甚至就是近在咫尺的危險。
個人目的的差異性在決定性力量的同一性面前變得無關緊要了。事實一遍又一遍地證明，人們是如此頑固地因循他們習以為常但實際早已失效的生活，以致在面臨最可怕的險境時，都喪失了那本該屬於人的、運用理智和預見的能力。所以，整個社會就形成這樣一種魯鈍的景象：猶疑不決，求生本能扭曲，無能為力，乃至理智的衰退。這就是德國市民的整體精神狀態。
所有親密的人際關係都被一種透徹的明晰性所揭穿，一切人際關係在其中都難以招架。因為，金錢一方面以毀滅性的方式占據了全部生活旨趣的核心；另一方面又作為一排柵欄，令幾乎所有的人際關係都在它面前失效。所以，無論是在自然的行為中，還是在道德的行為中，不假思索的信任以及安寧和健康也越來越消失得無影無蹤。
人們總是習慣於說「赤裸的」貧困，這並非沒有道理。在生存底線的法則下，展示貧困已經開始成為社會風氣，而展露出的冰山一角也不過是下方潛藏的巨大苦難的千分之一而已。在如此的展示中，最具災難性後果的，既不是在旁觀者身上喚起的憐憫，也不是與其同樣可怕的冷漠，而是他的恥辱感。生活在這樣一座德國大城市裡是毫無希望的：飢餓迫使最不幸的人依靠過路者的鈔票過活，而過路者要用這些鈔票來掩蓋使自己難堪的裸露狀態。
如果貧窮是因為遭遇荒年之類的天災，那它並不可恥。可是今天，數百萬人生來受窮，無數人由富變貧，被捲入貧困，這樣的貧窮就是恥辱了。骯髒和困苦就像被無形的雙手築起的圍牆，高高地堆起，把窮人圍困其間。無論一個人多麼地能忍辱負重，只要他的妻子眼看他在受苦，跟著他忍飢受窮，他就會羞愧難當。所以只要還是獨自一人，或者可以一個人掩蓋一切，人就可以一再地忍受下去。可是，如果貧窮還像巨大的黑影一樣壓在他的同胞和家庭之上，他就絕對不能跟貧窮講和。他必須對任何加諸自己的屈辱保持清醒的感知，並鞭策自己，直到他的受難所開闢出來的不再是一條下傾的悲苦之路，而是一條向上的反抗之途。
然而如果媒體還在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喋喋不休地談論命運——一次次嚴酷、黝黯的命運——加之以各種表面上的前因後果，卻無助於人們識破操控他們生活的黑暗力量的話，那還談何希望？
對於一個在德國做過短期逗留、只從表面觀察德國人生活方式的外國人來說，德國人的怪異不亞於充滿異域色彩的外族。一位睿智的法國人曾經說過4：「德國人對自己極少有明白的時候，即使有一天明白了，也不會講；即便講，也不會講得讓人明白。」戰爭擴大了這種無望消除的隔閡，但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被報導的德國人所犯下的或真實或傳說中的暴行；最終造成德國在其他歐洲人眼裡的怪異，從根本上使歐洲人覺得與德國人相處就像是在和霍屯督人5打交道（這種說法非常恰當）的原因，是外人根本無法理解而被控制者自己又完全意識不到的那種暴力。
在今天這個舞臺上，環境、貧困、愚昧，再加上這種暴力，使人們臣服於集體的力量，就像原始人的生活受制於氏族法規一樣。在歐洲人的所有財富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那或明或暗的諷刺，個體正是需要憑藉這種諷刺，使自己得以尋求一種有悖於自己所在集體的生活方式，而德國人已經完全喪失了這種財富。
談話的自由正在消失。如果說過去人們在交談時，關心對方是自然而然的事，那麼在今天，對對方鞋子和雨傘價格的關心已經取代了對他本人的關切。生活狀況和金錢的話題不可避免地滲透進每一場閒聊中。事實上，人們之間的談話既不關乎個人的疾苦（以便在可能的情況下伸手相幫），也無關於對整體形勢的考察。人們就好像被關在了劇院裡，不管願不願意，都只能跟著舞臺上的劇情走；不管願不願意，不斷思考和談論的對象都只能是那正在上演的劇碼。
任何人只要對今天的衰落有所察覺，都會立即轉而為他在這混亂的世道中，廁身其間又營營役役的生活做一番專門的辯解。對於社會的普遍崩潰，提出的說法已經數不勝數；在人們自己的活動領域、居住地點或某個時刻裡，被認為是諸多的例外在發生。有這樣一種盲目的意志正大行其道：寧可從個人生存中挽回些名聲，也不願意對軟弱無力又被無辜裹挾的個體存在做出一番獨立的評估，使其至少遠離背後普遍蒙蔽的背景。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在今天大談各種生存理論和世界觀，為什麼這些學說在這片土地上是如此甚囂塵上，因為它們最終幾乎只是在完全一地雞毛的私人境遇上起效。出於同樣的原因，今天也到處飄散著各種海市蜃樓般的幻象，彷彿無論如何，未來文化的繁榮會在一夜之間突如其來，因為每個人都基於各自孤立的視角而必然產生視錯覺。
簇擁在這個國度裡的人們已經不再認得常人的模樣，在他們眼裡，每個自由的人都是不正常的。想像一下群山矗立的阿爾卑斯山脈吧，如果沒有天空的映襯，而是在層層疊疊的黑色帷幕下，那雄偉的山形也只會顯得模糊不清。德國的天空就像這樣被蒙上了一塊沉重的幕布，我們就連最偉大人物的側影都看不清了。
溫暖的感覺正從物品當中消退。日用品在拒斥人們，不動聲色，但卻決絕。總之，人每天都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來克服物品對人實施的隱祕抗拒——抗拒不僅僅有公開的方式。為了不至於被凍僵，人必須用自己的溫度去彌補物品的寒意；為了不至於流血受傷，人必須極其靈巧地與它們的芒刺周旋。我們不應期待會從旁人那裡得到什麼幫助。公車檢票員、公務員、工匠和售貨員——他們都感到自己是某種拒不順從之物的代言人，不遺餘力地用自己的粗暴來展現物品的危險。
物緊隨著人的墮落，用自身的蛻化來責罰人類，甚至就連國家，也全力以赴地參與進來。它像那些物品一樣把人消耗得精疲力竭。還有那久久不至的德國之春，不過是德國正在變得腐爛的自然環境中，無數相似現象中的一種罷了。在這種環境裡生活，就彷彿突然間打破了一切自然法則，每個人都感受到了自己承受的大氣壓力。
每一次人類活動的展開，無論是出於精神的推動還是自然的衝動，周圍環境都會發出全力抵抗的宣告。房屋短缺和交通管控在徹底消滅歐洲自由的基本象徵——遷徙自由。甚至在中世紀，這種自由就以某些形式存在。如果說在那時，人是不得已被束縛在自然的紐帶之中，那麼在今天，人就是被拴到了非自然的共同利益鏈條之上。沒有什麼比扼殺遷徙自由更能增強蔓延開來的遷徙衝動所具有的毀滅性力量了；在遷徙自由和豐富多樣的交通方式之間，也從未產生過如此畸形的失衡關係。
城市和所有的事物一樣，在無法抵禦的雜糅與汙染過程中喪失了其本質表達；在本真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模稜兩可。大城市具有無與倫比的安撫人心和使人認同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把勞作的人們圈在一座和平的城堡裡，並借助視野裡的天際線，抽離掉了人本來一向活躍的關於自然力的意識。
如今的大城市卻無處不被湧入的鄉村所衝破，但不是被鄉間的風景，而是被那些對於自由自在的大自然來說萬分痛苦的事物，比如耕作過的土地、鄉間公路和那不再被閃爍的霓虹所呵護的夜空。即使是在繁華地段，這裡的不安全感仍然讓城裡人完全陷入一種無法看透的可怕境地：面對這塊變得孤零零的平地，他不堪其苦，不得不忍受這些城市建築學的怪胎。
那種不論面對富有或貧窮都保持冷漠的高貴姿態，在被製造出來的物品身上已經蕩然無存。每一件物品都為它的擁有者貼上了標籤。擁有物品的人只能選擇要麼以貧窮的可憐蟲，要麼以黑市投機商的身分出現。因為，如果說真正的奢華滲透著才智與交際的要素，這些要素能使人不再關注奢華本身，那麼在這裡，奢侈品就是在肆無忌憚地炫示它毫無廉恥的粗野，以至於每一道精神的鋒芒都在它的面前折戟沉沙。
許多民族最古老的習俗似乎都在警示我們：在接受大自然豐厚的恩賜時，要謹防貪得無厭的姿態。因為我們自己拿不出任何東西回贈大地母親，所以理應在領受時有所敬畏，在把東西據為己有之前，應該從時常領受的物品中取出一部分作為奉還。古老的祭酒風俗表現的就是這種敬畏。也許，禁止撿拾遺落的麥穗和掉落的葡萄，就是在以另一種方式承襲這種習俗的遠古經驗，因為這些遺落的麥穗和掉落的葡萄會給大地，以及澤被後人的先人們再送去惠澤。雅典有個習俗，吃飯時不許撿起掉下的麵包屑，因為它們屬於神。
如果有一天，社會因饑饉和貪婪而退化到只能掠奪性地向大自然索取恩賜，為了謀取更高的銷售利潤，未及果實成熟就將其搶摘，為了果腹，把每一隻碗都舔得一乾二淨，那麼，大地會變得貧瘠無力，良田也會顆粒難收。
※ 本文為方舟文化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2). 單行道. pp.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