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崇任
光就創作概念與技法而言，《黃色臉孔》即是一部相當優秀的作品。匡靈秀透過一起作家偷竊書稿的事件，帶出了作者身份的議題討論，並呼應了西方世界如今在種族議題上極度重視政治正確的現象，以及其入侵出版界的亂象，甚至部分還延伸至性別歧視與網路霸凌等社會問題。這一切都關乎作者的身份議題，而小說中可以明顯看到，讀者在面對同一部作品時，可能會因為作者的種族與性別等條件，產生不同的閱讀感受與做出不同的詮釋。儘管這些理解與批評並非全然理性，仍點出了創作者與其作品之間難以斬斷的關聯，而這反映出了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學問題，亦即在理解與詮釋文本時，作者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傅柯對作者角色的批判，則源自於其《知識考古學》中的「論述分析」，只是「論述」在他眼中並不是一種個人想法的展現，而是一個權力與規範的場域，且受到社會與歷史發展的形塑。在這個場域中，每個人都會因其自身條件（包含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處於不同的位置，並被賦予特定的觀看視角、僅能實現特定的表達可能性。在此脈絡下，作家之所以會對特定題材感興趣，並產生特定的想法，進而做出特定的陳述與表達，很大一部分便是受到其視角與身處位置的影響。因此，論述規範、作者位置與社會狀態三者，相互支撐並構成了一個條件整體，並削弱了作者於其中的自主性。
顯然，無論巴特或是傅柯，都意在否定過去作者於詮釋方面的權威傳統，並認為理解文本的主導權該交給讀者，而《黃色臉孔》中最後的紛爭也暗示，真相即是與讀者心中期待相符之陳述。然而，即使作者的想法不重要，仍不代表能完全抹去作者的角色意義，畢竟其非全然被動，而同一句話從不同的人嘴巴說出，確實也會造成不同的感受，並產生不同的含義。藉此，《黃色臉孔》將對作者意義的討論層面，從其想法轉移至其身份，並自然帶出了小說核心的種族議題。匡靈秀開了一個諷刺的玩笑，讓書中作者真正意義上的死去，使讀者能順理成章地接手詮釋的權力。只是沒想到，書中讀者卻反過來將作者的身份當作主要的評論依據。儘管這看似矛盾，卻也非毫無道理，因為從傅柯的理論來看，創作者的身份確實是構成作品產生的重要條件。問題僅在於，作者的身份應單純作為美學欣賞與文學批評的參考依據，而不該成為書寫資格的評判標準。
匡靈秀在書中巧妙地透過作者的死與文稿的偷竊，創造出了一種作者真實身份的不透明性，使讀者即使見山不是山，仍煞有其事地對白人作家猛批。因此在小說中可以看到，許多讀者的評論都是基於預設立場，並做出了扭曲與錯誤的解讀，導致一種過度強調政治正確所造成的白人原罪論。至此，一切已延燒成了針對書寫資格與族群代表性的爭論，並大幅度偏離了文本詮釋與批評的本質。這種資格論將「代表」的爭論推至極端，本意雖是為了維護弱勢族群的發聲權，卻不是使用正面的提倡方式，而是負面的剝奪方式。如此一來，其對於言論自由與創作自由的侵犯，不僅又導致了另一個層次的歧視，還採取了錯誤的預設，認為符合特定「先天資格」的作者絕對能做出較「正確」的描述，反之則須透過其他的方式與額外的付出，證明自己對於其他族群的題材書寫有「同等資格」。
就這一切議題，《黃色臉孔》並沒有給出具體的建議與答案，而是透過開放式結局與一種類似劇中劇的效果讓讀者自行思考。匡靈秀本身是一名亞裔作家，卻又書寫一名白人作家偷了另一名亞裔作家的文稿，進而引發一連串爭端的故事。透過這個巧妙的安排，身分政治於創作者與其作品關聯的討論，同時虛構又寫實地被帶入了其中。只是對於作者的身份，匡靈秀早在一開始便從根本上模糊了定義，因為小說中的偷竊非單純的挪用，而是涉及了改寫、擴寫與紀錄等行為。這些都為作者的形象增添了復合性，並與通俗定義做出了區隔，不僅使小說中真正的作者難以界定，更為往後針對作者身份煞有其事的批評增添了荒謬感、為如火如荼的政治正確討論意義提出了質疑。
透過《黃色臉孔》中的「作者已死」劇情，匡靈秀以亞裔題材為背景，帶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現代版作者意義討論。看似政治正確，卻又不那麼正確，而這樣的不正確性沒有和小說內容一樣，延燒成爭議事件，再度凸顯了相關議題的實際敏感性，並暗示了種族議題上的權力結構，使匡靈秀的書寫幾乎超越了文學創作，儼然成為了一次行為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