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喬治．鄧恩 (George A. Dunn)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死亡算是一種失敗——而我們在二○一六年的電影《奇異博士》的開頭就會發現，史蒂芬‧史傳奇並不喜歡失敗，事實上，一直到他出了車禍、繼而葬送他神經外科的璀璨職涯之前，史蒂芬‧史傳奇顯然跟失敗從來都沾不上邊，他一直保持著「完美紀錄」，當他開車並跟一位叫做比利 (Billy) 的護士通話時，比利問他是否要幫一位「罹患晚期腦幹膠質瘤的六十八歲婦人」動手術時，他隨口以一種不經意的語氣提到自己的成就，而這位病患的診斷結果看來很不樂觀，所以他寧願不讓自己的不敗戰績出現紕漏。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要只靠容易打贏的仗來累積聲譽，所以他也不願意幫「一位被某種實驗性盔甲壓碎了下脊椎的三十五歲空軍上校」動刀，說這種程度的外科手術就像小朋友在玩扮家家酒：「我是可以辦到，可是另外還有五十個人選也可以啊。」1
「這不是你人生的終結，還有其他能讓你人生有意義的事。」他的朋友兼同事克莉斯汀‧帕瑪這樣鼓勵道。「例如什麼事？例如妳嗎？」他硬生生打斷了這些安慰的話。克莉斯汀試圖喚醒史蒂芬，別再執著於挽回那些不可挽回的事情，讓他接受「有些事情是無法修復的」。然而由於他實在看不出自己這樣能有什麼新的未來，致使他依然沉湎於那回不去的過往，越想越感到憤怒與絕望，而這股絕望最終驅使他前往了喜馬拉雅山高處的尼泊爾，去那裡尋找奇蹟，繼而到了卡瑪泰姬，並在那裡成為古一法師的學生。雖然他原本是希望能學到祕術來找回自己失去的東西，然而他後來卻學會了放下自己對過去的執念，接納自己的轉變與生命的有限。到頭來，他學到的這一課其實就是克莉斯汀之前一直想要教導他的東西，但也許史蒂芬就是得要先遠走到世界的另一端，前往東方的異地，深刻體驗到最深沉的完全絕望，然後才能從那黃色的僧服裡發現一樣的道理，只是之前自己無法真正聽進去罷了。
最晚從十九世紀開始，人們已經會聽到一種常見的觀點，把東方——尤其是印度次大陸、喜馬拉雅山一帶，以及東亞地區——視為智慧與靈性的寶庫，相較之下西方則被描述為沒有靈魂的地方，唯物主義橫行，只曉得一直不斷累積科學知識，卻缺乏相應的智慧，不懂如何善用這些知識。史蒂芬‧史傳奇在許多方面都體現了上述這種令人難以恭維的形象，把那種西方在精神上就是一片荒蕪的刻板印象給表現了出來，他就是一個愛好虛榮的利己主義者，一心想要操控自己世界中的方方面面，卻正因此而徒勞無功。他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接收到的東西，也只相信理性與科學，彷彿孤身一人活在宇宙之中，除非我們額外賦予，天底下就不會有任何意義或目的。他對古一法師說「我們都是物質構成的，僅此而已」，這句話引述的正是科學唯物主義的信條，「在這漠然的宇宙裡，你不過只是須臾間的其中一顆渺小塵埃罷了。」
當然，西方文化裡的人也不是個個都抱持著上述這種世界觀，畢竟用那種方式看待我們自身存在的境地，會馬上讓人覺得死氣沉沉，但另一方面又對我們的能力有著瘋狂的自信，滿心以為只要透過科學、科技與醫學，就可以讓我們所蟄居的這個意義漠然的宇宙角落順著我們的意志來運作。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世界觀所呈現出來的至少是一種西方固有的態度，這種態度常會主張人定勝天，可以用巨大的力量來征服自然，而且我們也真的辦到了。在電影開頭那部分，我們就看到了這種力量不斷出現，在醫院的場景裡，史蒂芬運用了最先進的醫療科技、知識與技術，以此來拯救生命，然而等到他開始在卡瑪泰姬修行之後，古一法師卻告誡他，「在過去你的智識曾帶領你大大開展了世界，但是它卻不能再帶你向前進發了」，接著又指引他，「讓你的自我保持靜默」。如果說西方是超理性主義的代表，滿腦子想著要用蠻力來壓倒自然，那麼東方代表的就是一種大眾普遍的想像，人們會到那裡去求取智慧，而首先要學會的就是放棄控制的念頭，接受理性的界限。
卡瑪泰姬是西方人對於亞洲文化的一種異國式的幻想，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印象拼湊，其中的各項元素來自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彼此之間並不協調，不過都各自以不同方式帶給人一種東方的意味，既神祕又啟發靈性。古一法師本身雖不是佛教徒，卻穿著僧侶的黃色僧服，而當她拿出一本書給史蒂芬看，裡頭的圖示既有印度的脈輪（密教所說的精神能量中樞），又有中國的針灸穴位。卡瑪泰姬的居住者身上穿著從日式風格改造的服裝，修練著武術功夫，而古一法師口中也不時會冒出些神神祕祕的話，雖然說的時候像聖哲般認真，但內容卻沒什麼特別新意（「在存在的根底之處，心靈與物質是結合的，而思想也會塑造出現實。」）。
然而，古一本人顯然並非出自亞洲血統——電影裡告訴我們她是凱爾特人，這個身分可以隱約讓她跟某種新時代 (New Age) 的形象有所連結，這種形象出自基督教以前的西方世界，代表一種神祕的智慧，以及與自然的緊密結合。在大眾化的想像裡，凱爾特人所代表的意義，大概就像是東方智慧流傳到遙遠的西方時的一個出口，然而在基督教興起後卻遭到摧毀，如今早已不復存在。只不過這樣的亞洲風貌，其實是空想、混搭、刻意形象化的產物，與亞洲諸文明的實情有不小的落差，毋寧只是代表一種意念，告訴我們當西方世界的科學與技術在許多層面上大獲成功之餘，卻也在過程裡丟失了某種充滿生命力的東西，但那依然存在於某個地方，這個故事也是如此縱情想像，就像史蒂芬歸來時所告訴克莉斯汀的話：「西方的醫學治不好我，我便往東方尋求解方。」
雖然史蒂芬說的是西方醫學，但他的意思用現代醫學這個字眼可能會更加準確，因為史蒂芬所從事的那種醫療方式綁定了一整套既定的觀念與理念，背後涉及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問題，而這些想法只有在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之後才跟隨著一起出現。在這場革命裡，有兩位偉大的哲學家在智識上有引領之功，分別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年）與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一五九六～一六五○年），由於培根在裡頭的角色較為吃重，因此他和笛卡兒所共同開啟的這個計畫，通常都被大家簡稱為培根計畫。
這個計畫後來不僅形塑了西方文明的樣貌，而且隨著時代一步步塑造了全世界的現代性新興文明，而計畫本身所奉行的準則則是要減少人類的苦難——用培根的話來說，就是要「克服人類的必要需求與悲慘境遇」——並且透過技術來征服自然，以此來擴展人類所擁有的自由之疆界2。對於這個計畫的目標，笛卡兒的說法更可謂一語中的：對於自然世界的正確科學讓我們得以擁有新的技術，而這技術又讓我們可望成為「大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
我們希望能夠如此，一方面是為了能創造出數不盡的各種器具，使我們沒有後顧之憂地享受大地所孕育出來的豐碩果實，以及我們在世上發現的各種資源；另一方面，主要也是為了維護我們的健康，這才是首要之事，同時也是我們生命中所有其他美善之事的基礎。3
因此對笛卡兒來說，延長人的壽命以垂於無窮，這就是現代科學至高無上的成就，「維持健康一直都是我研究的主要目的」4，笛卡兒如此寫道。儘管現代之前的醫學還是以照顧病患與垂死之人為目標，但大家心知肚明，並不是每種病痛都有辦法治癒，而且死亡也終不可免，但是在培根計畫的語境底下，任何對於人類力量的限制都算是對於我們自主性的一種褻瀆，是亟待人們克服的挑戰，召喚著我們重新奪回對自身存在的掌控權。這點史蒂芬‧史傳奇和笛卡兒一樣，對他們來說，死亡都是必須打倒的敵人5。
然而這事說來不免有些諷刺，就像當代一位哲學家（兼醫師）傑佛瑞‧畢夏普 (Jeffrey Bishop) 所指出的，培根計畫中所設想的那種人體，從本質上來看其實只能算是個無生命的軀殼，因為它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人，某個有自我認同、歷史經驗、希望、恐懼乃至於所愛之人的個人，不是一個真實存活、感受苦痛、充滿生機的身體6。更有甚者，對於大多數學習外科手術的醫學院學生來說，「他們的第一位病患都是死人（一具屍體），事實上就是一個等著下解剖刀的病患。」7或者更應該這麼說，身體其實可以視為是一部機器，儘管其精巧程度令人目眩稱奇，然而我們還是以機械的眼光來加以研究、操控與修復，就好比看到一個沒有生命的奇特裝置發生故障，我們也是用類似的機械角度來予以修理。史蒂芬相信我們就只是物質而已，這種看法就直接反映出了醫學對待人體的角度。
在大都會綜合醫院裡頭，史蒂芬的手術臺上躺著一個麻醉後的身體，如果完全以實際作業的角度來看，那跟一具屍體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分別。真的，要不是史蒂芬推翻了原本主治醫師的誤診，指出病患並非腦死，否則之後他就會遭遇到跟屍體一樣的對待，即使心臟還在跳動，各種器官照樣會被取出。醫院這個地方講究的是高效率的作業與高科技的設備，在這裡身體也不過就是物體而已，只是以巧妙的手法來操作身體的內在運作方式，藉此來產生他們想要的效果。醫學這門技藝把活生生的人體轉化為只有被動反應的物體來看待，這件事並非出於偶然，否則的話醫學根本就不可能對人體做出可靠的預測，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成功控制了身體的運作機制，正如畢夏普所言，「生命是流動性的，而對於不斷變動中的物質，或者是處於變動之流的身體，我們都很難提出真確無誤的判斷，因此就生命本身來說，並無法為真正的醫學科學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8
當然，當我們說醫生不把病患的身體當成生物的身體，而看作是須要修復的機器，這裡的意思並非是醫生不在意自己的病患，克莉斯汀‧帕瑪顯然就非常關心她在大都會綜合醫院急診室裡的病患，而且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種完全聚焦於身體的運作機制、無視於「完整的人」的作法，也讓醫學成為了一門高度要求倫理準則的學科，要嚴格做到無所偏私，在根本上追求一律平等。克莉斯汀跟史蒂芬不一樣，她不認為自己到醫院只是在救助一些「喝醉了還帶著槍的笨蛋」或「又一個人群中的廢渣」，哪怕史蒂芬這樣來形容她的病患，但醫生的職責就是拯救生命，而不是擅自判斷這些人的生命價值，醫生能做的事有很嚴格的範圍限制，而這恰好對應於他們嚴格的職責要求。
醫生可以讓我們的身體繼續存活下去，而且往往可以存活很久，但是他們卻無法告訴我們活著有什麼好處，也因為這樣，他們也無法告訴我們，何時最好可以選擇優雅地——而且心懷感謝地——撒手放下生命。此時的目標已經不再是讓人得享天年，且不論如果我們當真被培根計畫給說服了，認為老天給的自然壽數就是等著要被超越的，如此一來，天年到底是活到何時才算，總之我們的目標已經變成了活越久越好——就像古一自己，她也從黑暗維度那裡偷取了數百年的生命，直到最後被外在力量摧折而死。這對現代醫學來說也一樣，一旦死亡總歸是被打敗了，就是沒能兌現醫學原本隱含的承諾，沒有治癒對方。
上述的情況正好就是培根計畫本身的其中一項大問題，當我們對於文明的熱情達到頂點，轉而去征服自然以後，我們就很難想像有什麼基礎可以為這種征服劃下一道確切無疑的界限。以此而言，我們對於醫學的期待，以及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我們對於人類的力量及創造力的期待，只會越來越膨脹，逐漸失去節制，若想對我們的力量加諸任何限制都成了一種冒犯，都是一種無可容忍的荒謬行為，我們應該讓這個宇宙順從於我們的意志才對。當史蒂芬聽到別人告訴他，即使是最先進的醫學技術都無法修復他雙手遭受的損害，他所感受到的情緒就正如上述那樣，這個噩耗讓他的世界崩塌了——這其中的意義不光是代表他一手締造的美好人生已經終結、他不再是備受讚譽的外科醫師、不像過去站在自己這一行的成功至高點，這件事同時也代表了他所抱持的培根式世界觀出現了危機，由於現實的淺灘太過殘酷且無可轉圜，小船終究還是擱淺在上頭了。
古一法師曾指責史蒂芬，說他「自我過度膨脹」，更一眼看出他想要「回歸過去那種妄念之中，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事物，甚至包括死亡在內，然而其實根本沒有人可以控制這些，就連偉大的史蒂芬‧史傳奇醫生也辦不到。」這些話雖然表面上只是在說史蒂芬個人的某些毛病，不過其實更是直斥了整個培根計畫，這個計畫不但框限了史蒂芬——乃至於整個現代西方世界——的想像力，而且也塑造了他在遭逢挫敗之前的世界觀，繼而導致他出事後幾乎心如死灰。不管史蒂芬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到這點，總之他這趟東方之行真正的唯一目的，其實就是想要避免讓這個計畫淪於破敗之局。
對於現代西方世界的這種雄心大志，如果你想找到批評的聲音，其實也不用非得遠赴東方去找。在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八四四～一九○○年）看來，培根計畫雖矢志克服「人類的必要需求與悲慘境遇」，既要消除苦痛，又要擺脫死亡，但如此壯志所追求的目標，實則既不可能且不足取。對那些想要消去苦痛磨難的人，尼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相信唯有通過了逆境的試煉、背負著生命殘酷的既定命運，人類才有可能為自己的生命造就出有價值的東西。
尼采自己本人對於苦痛有著切身的感受，他長年受到病體所困，消化不良、視力衰弱，偏頭痛更讓他難以正常生活，凡此種種讓他的人生在許多層面上一直飽受折磨。因為這些身體上的疾患，他也不得不早早辭退原本在瑞士巴塞爾大學古典文獻學的教授職位，這一點讓他跟史蒂芬‧史傳奇有了共同的際遇，後者原本也有光明璀璨的醫學職涯，卻因為身體的殘疾而一樣被打斷了。不過跟史蒂芬不一樣，尼采並沒有對自己的命途大肆怨懟，表現出一副天地竟如此不公、全是因此才害我至斯的模樣。有一次從纏綿許久的病況中好轉後，他寫下了這些文字：
我渴望多多認識事物的必然面，並視之為美——我更要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成為那使事物美好的原因。對命運之愛 (Amor Fati)：此後這就是我所擁有的愛！我不欲對醜惡發起戰鬥，我不欲控訴，就連對控訴者我都不願一控，我唯一要拒斥的是把目光移向遠方！千言萬語終歸一句：願我有朝一日成為全然高呼肯定之人！9
對尼采而言，真正的挑戰並不是要把世界重新塑造成我們喜歡的模樣，而是要學著愛上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這其中也意味著我們不但要有承受苦痛的能力，亦要接受必有一死的事實。
照尼采所言，成為這種高呼肯定之人 (Yessayer) 就意味著要跟西方宗教與哲學的主流傳統相抗，他認為這兩者裡頭都有一種深藏的壞心眼在驅動，想要拒斥我們所知道的人生實際情況，遮掩它的苦痛、艱難與有限——或者就像我們今天俗話講的：人生真是太鳥了，到頭來還得嗝屁。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人生顯得比較可以忍受，所以人類才會建構出另一個幻想世界，一個比眼下更好的世界，一個位在形上的疆域裡不會改變的國度，不會被時間的洪流所衝擊，或者說是一個天堂，我們在那裡會治癒一切的傷口，抹去所有的淚痕。對於編造出這些幻夢世界的人，尼采用「身後世界派的人」來稱呼他們——德文原文是 Hinterweltler，意思就是「相信在世界後面還有世界的人」——然後他又補充道：「正因為世上有苦痛，而人們無力承受，所以才會創造出這種種身後世界。」10
魔法師卡西流斯曾叛出古一法師門下，成為她的大敵，他也渴望能有「一個超越時間、超脫死亡的世界」，讓肉體凡胎們可以「得享永生，參於太一」。然而不同的是，尼采所說的身後世界畢竟是假想出來的，但是卡西流斯卻想從超越時間的異次元把多瑪暮引到地球來，這件事（至少在漫威電影宇宙裡）可是個恐怖的真實問題。雖然尼采自己並不相信有什麼超越時間的世界，不過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定會對這部電影裡刻畫多瑪暮的方式大加讚賞，這個永恆國度的魔王看起來是個神情貪婪、兩眼放光的怪物，雖然表面上許諾要給人「永生」，然而裡頭卻另有隱情，其實在他的國度裡的一切都是生命的對反，他一到了地球上，時間就被困住而無法流動，活人也成了同個模樣卻了無生機的塑像。
對於這部電影所刻畫的多瑪暮，以及招他來到這個世界後所造成的夢魘般的後果，尼采無疑會說，這恰恰顯示了人們對於永恆的企盼其實是奠基於對生命的仇視之上。卡西流斯確實應該把他那本魔法書後面給讀完（因為「警語寫在法術的後頭」）——又或者至少該讀讀尼采，他的著作裡頭也充滿了各種警示，告誡我們相信身後世界所帶來的危險。
※ 本文為三民書局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3). 奇異博士與哲學. pp.2-13。原標題為〈醫學、尼采與奇異博士：求討永生，人壽終有其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