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 哲學新媒體
來稿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卡繆《瘟疫》導讀
二〇二〇年適逢卡繆逝世六十周年,本來就有不少紀念活動與書籍出版,恰巧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一下子人們對《瘟疫》的興趣又高漲了起來。不少讀者都意識到小說中的諸多情節,幾乎是對當下疫情狀態的一種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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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二戰時期,法國被納粹佔領,他們的軍服是褐色,所以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 (la peste brune)。當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戰爭才剛結束不到三年,大眾很容易將書中提到的瘟疫解讀成是納粹主義,而卡繆也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在崛起的評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發表一篇名為「《瘟疫》:一部傳染病史冊還是孤獨之小說」 (La Peste, annales d'une épidémie ou roman de la solitude?) ,批評《瘟疫》作為一種抵抗納粹的象徵作品,缺乏足夠的歷史化脈絡時,卡繆則回應:「對《瘟疫》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

二〇二〇年適逢卡繆逝世六十周年,本來就有不少紀念活動與書籍出版,恰巧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一下子人們對《瘟疫》的興趣又高漲了起來。不少讀者都意識到小說中的諸多情節,幾乎是對當下疫情狀態的一種預言。像紐約時報、英國 BBC 廣播電台等重要媒體都有專文,探討如何解讀《瘟疫》與新冠肺炎的關係。被稱為法國 CNN 的法蘭西 24 台 (France 24) ,也於二〇二〇年的十二月二十二號,播出一個關於卡繆的特別節目,邀請書店經營者、評論家等,一同討論卡繆再度熱銷的現象,以及如何在這個時代重讀《瘟疫》。

《瘟疫》述說了歐蘭 (Oran) 這座城市在發生瘟疫的近一年間,所發生的故事。歐蘭是真實存在的地點,它是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城,面向地中海。卡繆成長於首都阿爾及爾 (Alger),但是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前半的大部分時光,他都居住在歐蘭。一九四一年七月,阿爾及利亞爆發大規模傷寒傳染病,同年十月,卡繆始閱讀瘟疫的相關歷史與文學資料,包括英國小說家笛福 (Daniel Defoe) 的《大疫年紀事》,而《瘟疫》最開頭引用的那段話,就是出自笛福。我們可以在《卡繆札記》裡,發現相關線索,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札記裡,當時已住在歐蘭的卡繆提到:「小老頭從陽臺上把報紙撕碎,丟下去吸引貓兒的注意。然後他朝他們吐痰。要是吐中了,他便笑了起來。」這段情節也在本書中出現好幾次。

我們可以把鏡頭拉遠一點,小說《異鄉人》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則是一九四一年。這兩部作品代表了卡繆的荒謬主義階段。《瘟疫》則是他從一切偶然皆無意義的虛無主義出發,轉向充滿道德感的人道主義,而小說所搭配的論述,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反抗者》。

小說主角李爾醫生即是這種具有人道主義的人格者。李爾不相信上帝,無法解釋為何瘟疫會降臨這個世界,雖然經常感覺到孤單與疲憊,他依舊堅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時,對他人充滿包容。小說中經常被評論者提到的一個高潮場面,是神父潘尼魯在佈道大會上強調,瘟疫的出現背後有著上帝意旨。可是當神父與醫生在面對一位小孩因瘟疫而死亡的痛苦場面後,李爾說:

我對愛有不同看法。我到死都絕不會接受這個連孩子都要折磨的創世主及其世界。

我們應該留意卡繆的阿爾及利亞背景,作為一位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從小生長在貧民區的卡繆讚嘆北非的陽光與海洋,強烈的身體存在感,讓他懂得愛當下這個世界。年輕時的隨筆集《反與正》 (1937) 於一九五八年再版時,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於再版前言寫道:

每個藝術家都在自己內在保存某種獨一無二的泉源……在那個我曾經長久生活過的貧困與陽光並存的養分裡。

阿爾及利亞的緯度與台灣相當,都處在北回歸線上,而且阿爾及爾與歐蘭都靠海。卡繆所訴諸的道德感,是來自他所謂的地中海精神,這種精神與寒冷歐洲的思辨精神不一樣,充滿了身體的直覺與自信,也反映在卡繆對足球與游泳的喜愛上(同樣也滲入《瘟疫》當中)。他在《反抗者》最後一章〈地中海思想〉 (La pensée de midi) 強調:

歷史的專制主義儘管節節取勝,卻始終不斷地遇到人類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著它們的祕密,在那裡,熾熱的陽光伴隨著智慧。

為了幫這個新譯本寫導論,我開始重讀這部大學畢業之後就沒再讀過的小說。才開始沒幾頁,我就有一個強烈的感受,覺得書中對歐蘭的描述好像也可適用於台灣,畢竟我們也被殖民過,有著類似的大海與陽光,如同小說一開始提到:「我們的市民工作勤奮,但都是為了賺大錢……而我們這個坦率、和善且充滿活力的民眾,總是讓旅行者對我們留下不錯的印象。」

《瘟疫》採取某種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了不同人物對瘟疫與封城的看法,這位敘述者強調內容都出自他的調查,而他的真實身分,要到小說最後才會揭曉。紀實報導的風格,脫離不了卡繆於一九三八年起擔任《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以及一九四三年底起加入抵抗運動地下刊物《戰鬥報》的經歷。卡繆總是喜歡將真實經驗融入小說中,比如他母親的堅毅形象就深深烙印在對主角李爾的母親的描述上。

如果說《瘟疫》與當下全球疫情有何不同?那就是網路的存在,使得原本小說中因封城所產生的疏離感,以及疫情威脅下對親情與友誼的渴望,都被大量媒體訊息與各種新開發的社交軟體所沖淡。死亡變成舉無輕重的新聞數字, so close, far away 。我們在現實已看不到真實,一切都是破碎的,這時候只能靠閱讀小說,發現對真實的深刻理解。

不論是瘟疫或納粹,都是能造成大規模死亡的無差別力量。《瘟疫》作為一部經典,在於可以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新的解讀。《瘟疫》描繪因災難所造成的大規模孤立狀態,在未來有可能以生態危機或是恐怖主義的形式再度造訪,而那時,讀者依舊能從中找回反抗的力量。

※ 本文為商周出版社提供之文摘,卡繆, 阿爾貝. (2021).  瘟疫. 頁 3-6。影片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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