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之初，生命之流只有某種原始的湧現，一切都沒有形態，經驗的大河唯有異質的流動，逕直奔去，無有迴返。唯有當理念開始介入，區分範疇，共通擇取模式被建立起來，社會共同體的經驗渠道才得以被匯流、編制。
我們回不去造化之初的莽莽蒼蒼，因為自有人以來便有文化，生活經驗中的所思、所想，與一個人所置身的文化情境相依相繫、交相纏繞。
現代社會亦如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有其不言自明的文化前提以構結界域、匯流經驗。而任何的文化前提既是一種經驗的擇取，那麼在有所見、有所不見下，同時也就是一個文化格局的視野與盲點之所在。
哲學之務，在於觀局。而觀局之要，在於解析那些使得我們眼前世界運作起來的文化前提。在今天，現代文化的成就與難關源自於「特殊理性經驗的鋒利化與窄化」。
現代世界的主要運作模式是過去人類文明超過五世紀以上的發展結果，在這種歷史發展下，特定的科學思想、技術思維與經濟思維在今日成為了現代理性的唯一標準，並擠壓了哲學、藝術與宗教等泛稱人文活動的經驗空間。
科學理性追求實證、技術理性追求實效、經濟理性則追求價格。這些追求無可厚非都是人類發展文明必要的追求，但問題還在於，當現代生活的運作模式以這些追求為單一標準時，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原先的生活世界被裁切變形到一個意義過於貧瘠的平面上去，而成為一個逐漸「喪失追求深度經驗」的當代文化。
舉例而言，宗教追求生命奧義，而宗教對於神祕的追求無法輕易化約成任何得以實證、實效或得以估價的價值。然而，在現代世界的文化條件下，宗教活動容易扭曲變形為一種隨意引用科學成果向信徒證明教義真實預言的偽科學，或是成為欺騙善男信女宗教對生活有實效受用的活動，而在更多時候，我們非常遺憾地發現今天宗教團體的運作模式，從吸收會員、打開市場能見度到教團內部財源開發的方式，基本上與商業社會許多企業發展的模式如出一轍。這時候我們會問：我們所期待的宗教精神在哪裡？
從字詞涵義來看「理性」(Reason) 這個概念，"Reason" 在英文的意涵是「理由」或「理據」，因此不採取狹隘標準的話，凡能依據情境條件而提出行動理由的便是理性。這個定義可以廣泛應用在生活週遭的任何人事物，但現代理性的標準既然以科學、技術與經濟理性為依歸，那麼代價就是忽視不同情境條件考量而採取單一制式標準。
舉例而言，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今天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就在於政府對於人文藝術領域的關注方式，政府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的介入，不知不覺會助長主流社會對於人文與藝術領域的抑制：認定人文與藝術活動終究必須能成為一種掙錢的商業經營模式才具備意義，偏見所至，人文與藝術活動自身存在的意義被擱置，反而圈限了人文與藝術工作的正常發展。
再從字源學來看「合理性」(Rationality) 這個概念，這個字的字根 "ratio" 在今天就是數學的「比例」(ratio) 概念，而在羅馬時代 "Ratio" 則是「理性」、「尺度」的意思；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在西方文化根源的古希臘，古羅馬的「理性」(Ratio) 就是翻譯希臘的「道」(Logos) 而來。在古希臘，「道」(Logos) 這個字眼有「言說」、「匯聚」、「理則」、「道路」的意涵，意思是通過語言開闢一條共通意義秩序的道路。現代思想推崇的「邏輯」(Logic) 思想便源自於古希臘的「道」(Logos)，然而，從「道」向「邏輯」的進展，卻是一種文化經驗愈趨鋒利，並且同時逐漸窄化的文明發展過程。
從「合理性」(Rationality) 這個字眼的使用方式與語意演變的軌跡來看，從古代世界到現代世界的變化就會很明顯。對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來說，能通過語言開闢一條共通意義秩序的道路的文化活動，主要是宗教的神諭、哲學的論辯、藝術的建造以及政治的主張。對古代社會而言，這些都是能讓人豁然開朗、眼睛為之一亮，從而打開一條共同實踐道路的文化活動；而在今天，從「道」(Logos) 到「邏輯」(Logic)、從「尺度」(Ratio) 到數學的效益計算，建構共同生活的社會標準正在迅速萎縮。
可想而知，當一個社會的主要理性標準是宗教神諭、哲學論辯、藝術築造以及政治主張這類活動，而這類活動的豐富度與複雜度要求每一個社會參與者對於情境條件投入專注的虔誠與細膩的素養，以體驗或判別當中的對錯、深淺、好壞、真假，如此，一個社會的彈性空間得以容受更多的多元性與複雜度；而在今日，一個以科學、技術與經濟理性為主流標準的現代社會，不難發現凡是現代化國家都發展科學而輕視傳統、都重視經濟而輕忽人文，並在最後，無論就政府部門或私人企業的運作模式而言，皆以專業技術主導的組織方式為依歸。
這當中缺少了些什麼？無非是人性所需的深層經驗。此中道理不難理解：目前主流的科學理性追求實證，而嚴格的「實證」是排除意義賦予的純粹經驗之歸納；經濟理性追求價格，而價格卻不等同於價值；技術理性追求實效，而追求實效到一定程度，就不等待。
然而，任何深刻的事物都需要等待，這種等待，甚至大多時候是一種在現世具有意義卻不會有實際效用產出的投注（宗教、藝術、哲學，以及具有高理想性的政治主張都不適用實效的標準）。
不難發現，科學理性、技術理性與經濟理性這三種活動的本質特徵就是「數學計算」，遠在上個世紀西方智者思索兩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災難時，便已經體察到不能將世界災難與文明困境簡單歸諸於人性的貪婪或政治的腐敗，而應該看作是結構人類世界的文化前提重大變革下的必然後果。
先是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Edmund Husserl，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年）在應維也納協會邀請的系列主題演講「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中，提到現代文化危機應追溯到自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以來，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逐步遠離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 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理性，因此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具體生活經驗的重視。胡塞爾主張，必須提防現代科學觀的真理對於人類生活的巨大腐蝕力。
而之後不久，西方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七六年）則是接連在一九三五年〈物的追問〉（What is a Thing）、一九三八年〈世界圖像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一九五○年〈技術的探問〉與一九五三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等一系列講座當中呼籲：不能僅止於接受科學與技術發展以來的便利，而必須同時提防科學、技術與意識形態的共犯結構。
從「合理性」(Rationality) 這個字眼使用方式與語意演變的軌跡來看，從「道」(Logos) 到「邏輯」(Logic)、從「尺度」(Ratio) 到數學的效益計算，都說明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組織架構的劇烈變化。如果對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來說，能通過語言開闢一條意義秩序的道路的活動即為理性或合理性，那麼在現代社會，能用數字說話的道路即為理性或合理性。
如此，原先人類語言的複雜度與多元性（如宗教語言和藝術語言）被削弱，而原先重視給出意義秩序的文化活動被推擠到邊緣，不再具備複雜度與多元性，甚至不再重視意義問題的社會組織型態，恰正是我們現代文明的難關。
※ 本文為出版社書摘，引自 (2019). 偽理性：走出科學神話、經濟迷思與體制牢籠，解救現代人孤獨、焦慮、迷惘的哲學處方箋. ，pp. 033 ~ 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