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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維根斯坦現象」與 SSK 社群的浮現

維根斯坦

Christiaan Tonnis : Ludwig Wittgenstein | Pencil on board |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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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討論 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的哲學議程、SSK 的哲學之翼的一刻,我們需要先瞭解一下 60、70 年代英國哲學與社會科學學界的氣氛與脈絡。這個氣氛與脈絡,或許可以用「維根斯坦現象」來作為切入點,進而聯繫到稍後 SSK 興起時對維根斯坦重視的意義。

如果我們回溯到 30、40 年代的劍橋大學,雖然當時維根斯坦尚未出版任何他後期的哲學(除了 "Blue Book" 的手稿頗有些流傳外),但他已經是劍橋的大哲學家,在學界的影響力已經遠超過羅素 (Monk 1991)。不過維根斯坦對自己的思想文字,一字不苟,很不喜歡別人隨便引用或詮釋,部份原因是他後期的哲學與早年劍橋羅素以來的哲學傳統格格不入,極易引起誤讀與誤會。

在繼承 G. E. Moore(莫爾)成為劍橋哲學講座教授後 (1939),維根斯坦並沒有更愉快,仍然常陷在各種情緒中,包括他自我懷疑是否認同哲學家、他傷痛於逝去的奧地利文化、嫌惡英國上流文化的虛偽、還有因喜愛年輕美好的男學生對他所造成的折磨,再加上他對二次大戰中科技的大肆投入而對現代的科技社會更感到灰心。雖然維根斯坦在 30、40 年代的劍橋菁英們中享有很高的敬重,凱因斯、莫爾、Alan Turing(圖靈)、Piero Sraffa(斯拉法)、Frank P. Ramsey(拉姆西)等著名人文社會學者及數學家等,均與維根斯坦交友、交流甚或激烈討論。但維氏並不喜歡那個英國傳統菁英主義與進步想像的劍橋文化,凱因斯、莫爾等強調劍橋菁英們的優越感與直覺,那種對善惡不假思索、充滿信心的直覺,往往令維氏驚訝、更難分享——雖然在劍橋優等生的定期討論會道德科學俱樂部 (Moral Science Club) 裡,維根斯坦長期(有些矛盾地)掌控著主導性的發言權。

有人說,劍橋的道德科學俱樂部是世上最有名的哲學論壇,其中較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1946 年 4 月科學哲學家波普受邀來演講一個挑釁維根斯坦的哲學題目,結果在十多分鐘的激烈辯論中,維氏順手拿起撥火棒來發揮他的論點,羅素要他放下撥火棒,波普也不悅,維氏則一如往常,揚長而去。但這個十多分鐘的事件,究竟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成為後世辯論的一個焦點,特別發生在維氏的門徒與波普的學生及反維氏的哲學家兩陣營之間。

我們知道在 1946 年,波普已經受聘於倫敦政經學院(LSE),也已經出版了他著名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所以波普來劍橋演講,不是來朝拜的。雖然五年之後,維氏憂鬱過世,波普則在 LSE 著手建立他的學派,但到了 60 年代後期,波普的科哲受到孔恩《結構》的打擊,反之維氏死後,他的後期哲學才逐一出世,深刻影響了學術界,讓彼此不同立場的孔恩與興起的 SSK 均大有收穫。

在他 1945 年就準備好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1953)(後簡稱 PI)的序言中,維根斯坦寫到「其實我懷疑是否該將這些文字公開,若要說這個研究—雖然貧乏、雖然身處一個黑暗的時代 (in the darkness of this time)—之後竟然會照亮一兩個腦袋,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但當然可能性很小。」所以雖然位居劍橋的哲學講座,他時常與朋友談到是否該離開哲學界,去作個手工工人或起碼作個醫師(他的朋友凱因斯答應替他付醫學院教育的費用)。當蘇聯馬克思主義在 30 年代流行於劍橋時,維根斯坦也想移民蘇聯,不是作哲學,而是作工人。

到二戰開始,雖然劍橋大學裡面不少學生崇拜他,但他益加與學界疏離,遠走愛爾蘭的鄉村去專心於他的書寫與改寫 PI,到 1950 年,他一人孤獨地辭去了劍橋的哲學講座,身旁只有幾個他最親近的學生。一年後他因癌症去世,維根斯坦後期約二十年的哲學思想,死前竟然沒有一本正式問世,他的 PI 也要等到 1953 年才正式出版。

維根斯坦死後十年(到 1961 年), 只有 PI (1953)、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1956)、PI 的“Preliminary Studies”: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1958) 出版。但此時的 PI 已經影響到孔恩的《結構》。維氏死後二十年(1971),則再加上 Zettel (1967)、On Certainty (1969)、Lectures and Conversations on Aesthetics (1970)、還有維根斯坦寫給 Paul Engelmann(保羅.恩格曼)及少數他人的書信集。但這些(特別是維氏 1956 的 Remarks)已經給予布洛爾新觀點來寫他立基於維氏數學哲學的強綱領原則 (Bloor 1973)。

到了維氏死後三十年(1981),則再爆炸性出版了維根斯坦 15 本以上的專書或書信集。所以到1983年,基於對維氏 11 本書的研究,布洛爾可以出版他的專書 Wittgenstein。這可說是大哲學家細水長流式的身後榮光吧。但除了維氏的出版史外,我們也看到後期維根斯坦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PI 出版後五年,文區也出版了他著名的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1958) 一書,在社會科學、社會學、還包括人類學的理性辯論(見本書第四章),都引起不小的辯論與影響,也促使當年的柯林斯仔細閱讀此書,並透過此書去接觸維根斯坦、以及透過文區去誤讀孔恩的《結構》。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說,當維氏過世二十年,也是 SSK 興起的1971年,維根斯坦在英國 SSK 社群的內外,都有個「大哲學家」的盛名,一個特立獨行的傳奇人物,流動在保守與基進之間。他崇尚儉樸,主動熱心地去奧地利鄉間的平民小學教書多年(見後),並且對當代科技進步的庸俗樂觀主義,不假顏色。

從一個更廣泛的時代脈絡而言,維根斯坦現象在 60、70 年代英國知識學術界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從新左理論家安德森 (1968) 的評論談起。從英國 20 世紀以來的學術文化來說,1910 年代的一次大戰以來,進入英國的是歐洲的白色移民 (The White Emigration)。維根斯坦說是白色移民知識分子的第一位,與其他幾位奧地利來的知識移民類似(波普、Ernst Gombrich〔恩斯特.貢布里希〕、Martin J. Klein)。相對於從德國移民到美國的「紅色移民」(法蘭克福學派),到英國的白色移民,大致上傾向保守,更適應於英國傳統穩定甚至停滯的知識分子文化,特別是,透過英國強烈的經驗主義性格,渲染上劍橋菁英們安穩的傳統主義與進步想像,來英的白色知識移民均樂於批判普遍性理念 (general ideas) 或大理論——那些使得白色移民流離失所的歐洲狂熱理念與理論 (pp. 19-20)。

再者,安德森要批判二次大戰以來的英國語言學式的哲學 (linguistic philosophy),因為他們拋棄了西方傳統大哲學家們的志業,忘了他們的志業是在熔社會、政治、倫理以及知識論與邏輯問題於一爐,整合多樣哲學關懷於一身。而這就和二戰後只聚焦於語言的狹窄英國哲學很不一樣,甚至化約到如維根斯坦認為哲學家不要干預語言的使用,我們只能描述,而不能為之提供基礎。又如以常識為尊、以日常語言為神聖的牛津學派,說日常語言是歷史演化中最適者生存下的結果。特別是當 60 年代末的美國與法國學生反叛運動大興,而英國卻相對穩定的狀況下,《新左評論》的安德森急切地批判這種哲學是麻醉型的意識形態,它的功能是把所有另類的可能思想通路都堵塞起來 (p. 22)。

我們可以理解,座落在一個沒有古典社會學傳統的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環境裡,安德森急於吸收歐洲半個世紀以來的各種左派批判理論,並責難由維根斯坦帶頭的這種保守、有所不為、只安於治療哲學理論大頭病的新哲學。但是安德森所嚮往的過往歐洲大哲學家們的全人志業,在人文與社會學科分化與專門化、自然科學大興並深刻影響社會的 20 世紀後半葉,已經不容易維持。

安德森所嚮往的歐洲思想理論傳統,也不是沒有它「理論的貧乏」問題,甚至也不為英國的左派所廣泛支持。固然,當人文社會科學專門化趨勢盛行時,哲學家若能效法古典社會學的大師們,綜合諸學門而提出整體性的社會理論,當然很好,如過往的韋伯、涂爾幹或甚至如馬克思一樣,但是這一切在英國的傳統文化氛圍下,卻不容易開花結果。

同時,這種強調社會性優於一切的要求,也很容易忽略維根斯坦哲學狹長而深刻的一面、忽略了維根斯坦學生們努力耕耘,並讓世人理解維氏作為大哲學家困阨與基進的一面。而後期維根斯坦哲學所發展出狹而深的哲學利器,如對遵循規則的懷疑論、質疑私人語言、提出意義的家族相似性、還有語言遊戲的根本性等,都可以看成是很有趣的工具,很有潛力在維根斯坦所想像不到的領域中發揮作用。

或許就是在這個歷史的關口上,我們才比較可以換個角度,理解 SSK 早年所的機緣,理解如布洛爾與柯林斯如何利用維根斯坦的利器來開拓 SSK 的社會學路子。他們發展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用心,一方面固然不符合維根斯坦本來的思想方向,另方面也未必達到安德森所強調批判理論社會實踐的程度,但是這個機緣——布洛爾碰上維根斯坦的 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後簡稱 Remarks),柯林斯碰上文區的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而後接觸維根斯坦,然後他們兩人都歪用或挪用了維氏或文區的看法,但同時卻幫助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緣起紋理。

同時,巴恩斯的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後簡稱 SKST)(1974) 也注意到維根斯坦的重要,他還透過一般人有「加法」的能力之議題 (p. 85),也討論到了維氏的 Remarks。甚至到後來,透過布洛爾早年的維根斯坦研究 (1973),也使得維根斯坦哲學成為 SSK 中俗民方法論一支的關鍵理論 (Lynch 1993)。表面上,SSK 的緣起似乎與劍橋的大哲學家維根斯坦大有傳承關係,但這是一波三折的緣起關係:首先維根斯坦其實十分異化於劍橋的傳統菁英文化,其次布洛爾與柯林斯挪用了維根斯坦的哲學立場,將之社會化與社會學理論化,第三是 SSK 的更進一步,在巴恩斯的帶頭下(見後),批評莫頓功能主義式的科學社會學,並投入當年人類學想要脫離殖民時代桎梏的「理性辯論」。綜合這種一波三折的移動方向,如果在前述安德森新左的視野下看來,就多少可以顯示出那發源於英國學術文化中的 SSK 的一種基進性 (Radicality) 吧,同時,在這些機緣的互動裡,我們也看到 70 年代早期 SSK 社群的隱隱浮現。

一般而言,1973 年布洛爾發表的“Wittgenstein and Mannheim on the Sociology of Mathematics” 一文,是 SSK 一個相當重要的開始。在那篇深具影響力的論文中,布洛爾是如此開頭的(p.173):

Time and again, in his Ideology and Utopia Karl Mannheim's determined advocacy of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tops short at this point [logic and mathematics]. He could not see how to think sociologically about how twice two equals four. The argument in this paper is that Wittgenstein's Remark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shows how sociology can penetrate to the very basis of these topics. Wittgenstein solves Mannheim's problems.(底線為作者所加)

布洛爾討論維根斯坦的起手式,不是哲學大師更著名的《哲學研究》(PI),而是較少人討論的《談數學基礎》(Remarks)。布洛爾的眼光,在於認識到維根斯坦反對傳統高度抽象的「數學基礎論」(foundation) 的看法,並企圖以一種另類的數學基礎論來取代,那是一種強調日常活生生的、一種教小孩「基礎算術」的具體經驗反省,這是維氏具有田野民族誌色彩的數學基礎論。雖然維根斯坦討論教小孩算術的經典案例早為人所熟知,在他好幾本傳記中都有,但布洛爾關鍵性的一步,是將之與曼罕的知識社會學並置,進而解決了曼罕的問題,在早期 SSK 幾位健將討論科學的發展中,布洛爾以討論數學的路子,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也是在這裡,SSK 緣起中的第一次,布洛爾清楚提出了強綱領的四條原則,而且說明了這四條原則的觀念導引 (pp. 173-175)。簡單地說,第一條是因果原則:人們知識的信念,必須去認定是什麼原因導致的。第二條是公平原則:人們的知識信念,無論真假,都需要去尋求原因,不能偏頗。第三條是反身性原則:知識社會學必須能解釋它自己的浮現 (emergence) 及其結論。第四條則是公平原則的更細緻化,稱為對稱性原則 (symmetry),人們的真假信念不但需要有因果解釋,而且需要訴諸同一種的原因來解釋那真假兩類的信念。

作者這裡說「觀念導引」而不直接說「因果性地來自」,指這四條原則在觀念上可以如此推導出來,而且都曾由布洛爾具體指出。事實上,布洛爾前後起碼指出四條可以導出四原則的觀念導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處討論這些系譜時,布洛爾從未提到孔恩的影響,雖然作者過去也曾認為孔恩的思想與強綱領頗有類似之處,但現在想來,那應該只是一個時代中的英雄所見總有略同之處,而非思想的傳承關係。有論者認為,其實強綱領的四條原則,除了對稱性原則外,孔恩早已做到了其他三原則。當然作者對這個看法有所保留,但因為受本章脈絡所限,只能在此點到為止。

在此文 (1973) 中,布洛爾認為強綱領中除了對稱性原則可來自維根斯坦的 Remarks 之外,其他三條倒都可來自曼罕的知識社會學 (1936)。布洛爾強調曼罕無法處理(或說止步於)科學與數學的知識社會學問題,是當年的後期維根斯坦數學哲學,解決了曼罕的困難。具體而言,在這篇論文中,布洛爾使用維氏對遵循規則 (rule-following) 的懷疑論來質疑數學的實在論,進而引用維氏許多對數列、對小學生算術是否在遵循規則之哲學分析,導引出數學與邏輯是規範的集合體 (collections of norms)、數學與邏輯的本體論意義等同於機構或制度 (institution)、它們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些重要結論 (p. 189)。如此,透過一篇不到二十頁的論文,布洛爾一口氣定位了曼罕、維根斯坦、還有文區,並在這個定位的網絡中,奠基了 SSK 的強綱領四原則,特別是日後影響深遠與爭議不少的對稱性原則。

但是,這篇文章幾乎不談到當年英國的社會人類學,那要等到三年後布洛爾的名著《社會意象》中,他才開始大談道格拉斯、談阿贊德人的理性等,也是在那裡,強綱領的四原則與整個二戰前後在非洲殖民與解殖脈絡下的社會人類學轉變,產生重要的關聯。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文摘,選自 傅, 大為. (2019).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 ,pp.1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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