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該做些什麼，總讓我們困惑不已。但如果我們日夜忙碌奔波上班，好像就不再需要追問這等問題，逢年過節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親友交代。反過來說，不用營生的人生就顯得不合常理。我們常常看到健康雜誌大書特書，說退休了人不能閒下來，一定要好好找個工作外的休閒育樂、維持人生目標——最好可以開發副業，再創人生第二春。我們也偶爾會在新聞或電影裡得知某某人失業了，不管是因為產業轉型也好，疫情衝擊或者其他變卦也罷，但他逞強著不跟誰訴苦，反而大清早西裝筆挺，到公園、咖啡廳或圖書館待上一天，假裝上班、欺人更自欺。我們還可能聽過有些人質疑先進的社會福利理念，比如這次專題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根本天方夜譚，抨擊這類離地左派設想的福利措施讓人好吃懶做、讓他們可以不必付出勞力而渾渾噩噩過一生。失業、退休、社會福利，我們可能隱約覺得人們一旦沒了工作就要迷茫失去方向，人生在世就該營生，不然咧？
人類有很多種不同的活動，鄂蘭認為其中有三種格外基本，也就是勞動 (labor) 、工作 (work) 與行動 (action) 。2勞動是供應人類生命必需品的活動，生產馬上就要用掉的「消費品」來滿足需求，比如說出於基本需求而準備飲食以及清潔打掃，就是所謂的勞動 : 我們每天都不得不重複進行一模一樣的循環，從買好煮好飯菜開始，吃完洗碗，再準備下一餐。3這樣說來，如果上班只為了得繳房租和供應基本需求，那同樣是屬於勞動。要是某人一生只求溫飽營生，鄂蘭認為這樣的人和動物沒有什麼區別，都只是出於自然的必要需求而行為，專事勞動的人可以稱為「勞動動物」 (animal laborans) 。4
而真正的工作對鄂蘭來說卻和勞動不一樣。工作是以製造出成品為目的、這個成品是耐久的使用物。就過程而言，鄂蘭注意到工作時當事人先有成品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活動目的，而不是如勞動依循自然的生理需求。從產品來說，工作的產品是耐久的使用物，例如工具，藝術品與建築物。它們不會用過一次就消耗掉，因此能漸漸形成人類社會長久累積而成的人文世界。5所以同樣在上班，如果我們能在仔細構想後，打造出某種能長久流傳的事物、對這個世界有所累積，那此時就是在工作而非勞動。然而，鄂蘭認為工作引導人產生了「目的與手段」的區分，也就是概推製作物件的思考方式，處處追問事物的目的與工具或手段的連結，這就是所謂「工具人」 (homo faber) 的思維。6不過，工具人的思維意味我們可以無限後退地追問這個器具/建築/藝術品是不是又其他目的的手段，變成手段的事物似乎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或價值。7
鄂蘭提供這個三分法，用意是矯正我們對這三者的長期混淆，尤其是晚近在馬克思的影響下，現代人傾向用勞動構思所有活動。行動本來在哲學思想裡面是最重要的活動，然而，由於行動的後果不能預期，可能導致意料之外的結果，許多思想家漸漸懷疑起行動的價值。鄂蘭認為，柏拉圖正是那個讓工作的重要性開始越過行動的關鍵角色，因為柏拉圖認為可以把城邦中的人分成「命令者」與「服從者」。具有「命令者」地位的哲學家國王就像工匠，依據理型而全面構思城邦藍圖，身為「服從者」的城邦公民則是其工具，只需要執行命令。9由於哲學家是用工匠製作經驗的比喻，發想哲學家對理型的沉思，鄂蘭主張沉思其實是偽裝起來的「工具人」。10
不僅如此，從十八世紀開始，原本最受鄙夷的勞動地位漸漸在現代竄升成最重要的活動。一方面，為了解釋西方工業社會晚近前所未有的生產力進步，許多人用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過程做比喻，來理解財富累積的過程，例如馬克思就將「勞動」界定為「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11鄂蘭認為「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徹底呼應勞動動物的母題，因為新陳代謝意味人出於生理需要，而轉化自然提供的原料，勞動與其產物的消費構成生生不息的循環。12
同時，馬克思的思想與現實中的工業革命相互呼應。鄂蘭注意到，工業革命是通過機器進行的勞動分工，會把分工中潛在的「工作」與「行動」通通轉化為「勞動」。勞動分工雖然看似運用人共同合作行動的能力，但它仍預設了勞動力之間的同一性 (one-ness) 。這種特徵隱含了人類這個種群的統一，展現個別人特色的「行動」並不重要。13另一方面，由「工具人」打造的工具與機器減緩了勞動的痛苦、提高了效率，反而讓人不覺得自己正在為生理需求所驅動，模糊了自由活動與滿足生存所需的必然活動的主觀差別。14相對地，人們的消費速率也得相應地提高，以便消化生產速率加快的經濟，這讓本是「使用物」的物品容易變成「消費品」。15
鄂蘭認為，一旦人類活動的價值取決於是否為社會或個人的生命必要需求做出貢獻，那麼這就是個「勞動者的社會」兼「消費者的社會」。因為「勞動動物」只會、也只在乎勞動與消費。在這種社會中，人作什麼事情都是為了「討生活」、「混口飯吃」，除此之外的活動只能算是嗜好。一旦不必為營生操心，「勞動動物」就只好轉向消費——而且往往是必要需求之外的奢侈消費，而不是工作與行動。16工作打造世界，行動留下事蹟，勞動過後只有消費、然後重複勞動。除了營生外別無所圖，這就是鄂蘭眼中的現代弊病。
在「勞動者兼消費者的社會」中，上班賺錢、下班花錢，形成一套有營生、沒人生的生命循環。可是這種觀點純粹從勞動出發，忽略了鄂蘭提醒的至少另外兩種可能。因此，鄂蘭提出活動的三分法，用意不是否定勞動的重要，畢竟沒有任何生物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維生所需。這個分類的意義在於打破思考僵局，讓我們注意到其他的人生可能。進一步，也讓我們追問什麼樣的政治與社會條件，最有機會讓人們投入工作與行動？
回到本文開頭的例子，失業、退休可能是個別人生的轉機，也許有人能在困境中深刻反思並走出營生之外的人生。但我們不該預設所有失業或退休的人都有餘裕對抗營生的社會期待、勇敢投入工作與行動。那如果所有人生存所需都可以無條件地得到保障，人不再需要為生存而勞動，人是否就可以從勞動中解放出來，自由發展自我的獨特性？無條件基本收入這樣的福利制度，就是在這個思想脈絡之下誕生出來的理念，希望從集體層次，提供我們人生轉機和整體社會變遷的契機。許多人抨擊休暇只會教人怠惰，這是受制於勞動的思考方式，符合鄂蘭所勾勒的「勞動者的社會」兼「消費者的社會」。但鄂蘭相信人絕不等於勞動動物。考慮到工作與行動的價值，我們不只應該鼓勵人們勇敢投入工作與行動，也需要創造更多有利條件，讓更多人能更自由地投入值得寄託的非營生活動，開展更豐富的人生與未來。
